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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班中打人非常凶，红卫兵很情绪化，高兴打谁就打谁。大概唯独我没挨过打。我 真得感激在GG农场那段贱民的生活！这叫“在苦难中学习对付苦难的本领”，用毛主席的 话说，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位年轻人责问我们这些右派：“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 他们？”我真想对他说，如果现在把你放在老虎笼子里，你恐怕是第一个尿裤的吧！
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点担忧。前两年我不再担心中国再有 发生文革的可能，现在不了。样板戏又唱起来了，毛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 者也要“讨个公道”了……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写这 本书干什么？
整个文革期间，我就像个玩具。人家来了兴趣时，也就是搞运动时，拿我耍一耍；玩腻 了就丢一边，没人理，也没人管。
六九年，闹着针对苏联的备战，大疏散。街道盾委会要把我遣迭到安徽老家，实际上是 看上我家的房子了，他们想要，想分。但我们一家已经在上两辈就离开安徽，老家没根回不 去。他们就想个办法，以“干部下放”为借口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区Z村，我算家属随迁。
我有在GG农场干活的底子，干活不吃力；农村搞运动也比较松，我反而惬意多了。常 常躺在农场炕上看看闲书，门外有鸡啼猪哼，窗前有鸟叫蝉鸣，虽是粗茶淡饭，更有菜清蔬 香，此处岂非桃花源？我不亦陶渊明乎？居然过上一小段田园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 罢。
你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吗？
七三年，又闹着下放干部返城，举家回迁，我因为是“极右”的右派，报户口又好费了 一番周折；报上户口，因为没有档案，仍是无业游民。生活依靠爱人，唉，算个什么男人 呀，不残不废半辈子靠老婆活着。那些年又折腾得家里一贫如洗。本来家里也是物少书多。 六八年十三大柜子的古书被红卫兵抄走，堆在学校地下室里。这些书都是父亲的宝贝，珍本 善本自不必说，名贵碑帖不胜枚举。地下室很潮，书多霉烂；而且地下室紧挨着厕所，古书 纸软，学生们上厕所就进来撕一叠当手纸用。书全毁了！什么“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 来的文革。斯文是什么？是五千年文明吗？你怎么不想想，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为什么 下了文革这么一个野蛮又荒唐的蛋来？
文革结束前的日子最难熬，那感觉真像文革没完没了要进行下去一样，不是说黎明前的 黑暗是最黑最长的么？
当时邓小平复出，政协开始恢复了一点文史方面的工作。政协知道我的情况，就叫我去 帮忙，查资料，抄抄写写，跑跑腿，送个信儿，一个月给二十块钱，总算做点有报酬的事 了，心里美滋滋。一夭，骑车给人送信，看到新华书店的牌子，忽然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 三联书店招人，三四千人报考，我考了第一名。而且因为工作优秀被调到北京三联的总店； 后来搞三反五反时，燕京大学的老教师都被反掉了，我被三联书店推荐去燕京大学教书。那 时只有二十六岁呀！谁年轻时不是踌躇满志，胸怀远大。但后来有的才浅力薄，停住了；有 的自甘堕落，放弃了；可是我……我不正是兴冲冲干着自己的事业么，到底为什么被打翻下 来？虽说反右是灾难，但别人或是好提意见，祸从口出；或是积极参预，搬石头砸自己的 脚，自讨苦吃；可是我……我根本没有沾一点边呀，一张大字报没贴，一句批评的话没说， 究竟是谁一把揪住我，把我扔进井里，又丢下一块石头，再盖上盖儿，把我搞得这么惨，也 把我爱人搞得这么惨，我却一直给蒙在鼓里。想着想着，我再骑不动车了，把车靠在道边， 坐下来，捂着脸呜呜哭了。
你是明白人，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我想这可能是我悲剧的根 由，但我怕自己太主观，任凭自己的想象，弄不好冤枉人家，所以一直闷在肚子里。今天请 你替我分析分析、替我判定一下可以吧，我说得简单明白些——
当年我们戏校校长是甲，兼任文化局党组成员，文化局长是A作家，兼任文化局党组副 书记，他俩有矛盾。甲校长有才气，说话尖锐苛刻，A作家怵甲校长，更担心这个强有力的 对手与他争权，便借着反右一下把甲校长置于死地。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把他和我以及另 一位副校长硬捏成一个反党集团。我一点右派言论也没有，又整不出什么东西来，便把我在 艺术方面的意见当做反党材料，而且为了彻底打垮甲校长，叫他永不得翻身，才对我落井投 石，增加一个“极右”的罪名……你别只看着我，我这分析对不对？你说呀，要不你点沣头 或摇摇头也行……唉！其实你点头或摇头能管什么用，事情又不能更改，二十二年的辛酸苦 辣全过去了，今年我都过七十岁了……
有时我希望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死也死个明明白白，只要知道自己被谁下的这一刀就 行了；可有时，我又非常害怕真相大白，如果真是像我猜想的这佯，我不成为人家权力斗争 一个可怜的牺牲品吗？人只有一辈子，我这辈子岂不是人家打架时随手抛在臭水坑里的一个 石子儿？凭什么我这么惨？想到这里，我真想再一次自杀！
一九七九年，唉，我怎么又提到七九年了？完全说乱了。
那时我正忙着为自己落实政策的事，在路上正巧碰到A作家，别看A作家在反右时不可 一世，到了文革也是家破人亡。患病生残，正拄着拐杖在路边晒太阳。他见了我，抬手招呼 我。我停下自行车过去。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了。他全无当年的神采，已然是一个衰弱无助 的老年人。
他问我：“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说我正在办落实政策。
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我摇摇头，心想他现在也是需要帮助的吧。
他沉吟一下，忽然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对不起你。”
我又摇摇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您也别记着了。”我告别要走。
他又叫住我，更诚恳他说：“我非常非常地对不起你。”
这叫我说什么呢？
前不久，B作家也托人带信给我，说他不好意思见我，但他要对我说声：“对不起！” 带信的人说，B作家还强调他是十分郑重的。
说实话，当我听到这诚恳的、发自心底的道歉时，我心头一热，真有点感动。搞艺术的 人嘛！总是这样爱感动和让感动所蒙蔽，可是等我静下来，看着我那年近八十、饱经磨难、 早已熬白了头发的爱人，就忽然想气冲冲地对他们说：
“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就能了结我们这二十二年吗？”
换句话说：“我们这二十二年的苦难，难道就是为了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吗？”
上帝从来没说忏悔可以洗清罪过。
第29章 唯一没有贴封条的嘴巴
1966年28岁 女 L市某中学语文教师
中国不出拿破仑——反右时为一个同学抱打不平——资产阶级还是国
旗上的一个星星呢——用绳子把阴茎扎紧——“做奴隶，不做奴才”——
最神秘的还是宫闱秘闻——韭菜麦苗不分——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
我有句话你可别不高兴，不高兴我也得说，我这个人有话就得说。你的《一百个人的十年》我看过一些篇章，苦兮兮的，我是从那时过来的人，相信这绝对都是真事，可是谈文革只说现象不成。文革已经成了历史，现在再谈文革，不能像“诉苦会”上的发言，得刨根问底，追个究竟。过去谈这些有点犯忌，现在既然已经是历史，就“任由人们评说”了。
有人说，由于“四人帮”作乱才闹出文革，或是因为毛主席犯了错误。我认为这么说依然是“就事论事”。
我认为文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必然。如果不是这个“四人帮”，还有另一个什么帮；如果不是毛主席发动，还会有个赵主席、钱主席、孙主席来发动文革。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出法国大革命，也不出拿破仑，就出文革。你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看到文革迫害知识分子，你从历史的文字狱一直看到文革中的相互揭发“反革命言论”。中国这几千年，唉，一脉相承，顺理成章地搞出个文革。
如果不搞文革反倒怪呢！
也别什么事都怪文革。一个巴掌拍不响，文革时我挨整倒霉，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必然。
两个必然合在一起，就是你现在面对的一个小人物的命运。
我这必然是——有话就说，有话就得说，尤其是碰到抱打不平的事。
当年反右时候，我在HB大学上学。人家都说我这人嘴巴贴不上封条。同班一个男生，十九岁，三代贫农出身，就是因为给校领导提了几条意见，好呀，捅马蜂窝了！说他攻击党，打成右派，我当时十八岁。在二百人参加的大会上我一个人站出来为他抱打不平。我说：“他爹是党支书，三代苦出身，没有党就没有他，他怎么会反对党？”我一连十多次为他辩论，驳得那伙人张口结舌，人家都说这丫头太冲了。于是最后给做的结论是“赤膊上阵为右派分子翻案”，内定“中右”。
可是定为“中右”这事我并不知道。文革起来时我没事。我那时在某某中学做语文教师，只是有一些学生给我贴了大字报，这好像下雨时走在街上，谁肩膀上不落几个雨点？当时社会上抄资本家正凶，我看得气不平，那个“有话就得说”的毛病又犯了，便对一些老师说：“凭什么抄人家，宪法保护公民的财产。资产阶级在国旗上还是一个星星呢！除非把那颗星星去掉！”
这句话不知叫谁告发了。好呵，滔天大罪！诬蔑红卫兵运动，为资本家鸣不平，攻击文化大革命。一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再一查档案，五七年反右时还是个“中右”，原来还是个“隐藏很深的右派分子”，罪加一等。据说档案上记录我的反动言论可多了。比如档案上有一条说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我到处散布“大炼钢铁把住家的大铁门拆下来，炼成豆腐渣”。这真叫我毛骨悚然，我平时随随便便说的话，怎么全在档案里？难道我背后总跟着一个隐身人，专门记录我的言论？这样，我就成了一贯反动的大家伙！
靠着谣言诽谤、靠着背后议论、靠着告密的内容来塑造一个人，这是不是中国的一个悲哀？
当然，我不应该怪别人，应该怪我的性格，还有我的嘴。我不是说过吗——我也是一个必然。等我被关进牛棚，不准再见我三岁的女儿时，我真想用封条把自己的嘴封上！
你想听听牛棚里的事吗？
都说我们学校红卫兵的凶狠是出名的。其实不是凶狠，而是残忍。什么叫做残忍？我在文革时才弄明白。残忍就是想方设法、充满创意地迫害人。决不只是用力气打。
比方叫你解开腰带，将几十条毛毛虫放进裤子里，再叫你把腰带扎上，这滋味你受过吗？
比方用塑料眼药瓶吸凉水，往耳朵里灌，直灌满耳朵眼儿。这刑罚你受过吗？一位姓K的数学老师至今还闹中耳炎，就是那时凉水灌耳朵留下的病根。
再比方三九天叫你脱下衣服，只留背心裤权，站在五楼窗台上冻着。弄不好一头栽下去？你在哪里听过有这样的刑罚？
当然，这残忍的行为中，还带着学生们恶作剧的成分。可我们一位老师被红卫兵用盐酸泼在脸上，烧瞎了一只眼，就纯粹是一种凶残了。还有一位男老师叫他们用绳子把阴茎扎紧，再逼他喝水，直胀得睾丸奇大，通体透明，差点胀破，才松开绳子。你说如果不是文革，你能看到人性会有多么凶残？你知道什么叫“狼奶养大的一代”吧！
一九七八年我恢复教学工作时，一位在文革中整过人的领导，召开全校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会”。他站在台上宣布，不但给我落实了工作，还委以重任，叫我做年级业务组长，以表示他“大胆落实，紧跟中央”。大家见我苦尽甜来，受到重视，都热情鼓掌。我心里却腾地一股气冒上来！
这个人在文革时一直是革命宠儿。我在牛棚时常常会有红卫兵突然闯进来把人一顿死打，每次向他报告，他都不说什么，可转天红卫兵打得更厉害。他是很阴狠的人。
我想，当初你把我揪出来后，说“又揪出一个阶级敌人！”把这当做成绩向上汇报；现在形势反过来了，你又把我落实政策当做一个资本。无论怎么样，你们都是正确的。我死我活，都是你们脸上的金子。我变成尸体，也是你建功立业的基石，还得感谢你们！去你们的吧！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没表情，用眼冷冷地瞅着他。我没开口骂他就算客气了。
现在我则想，应该起诉他们，叫这些人赔偿精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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