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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再说下去了，你们也别叫我说了，行吗？
＊＊在灭绝人性的时代，人性的最高表达方式只有毁灭自己＊＊
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1868年 37岁 男Q省某地核试验某研究室主任
少年布尔什维克——一辈子全交给大西北了——我们是凭着赤胆忠心和一双手造出的第 一颗原子弹——比原子弹更猛烈的“文革”灾难降临——工作手册被窃而引起的厄运——被 运煤火车押解到山沟里——背着创痛依然想干出点事来
我有一个要求，请你不要把我的经历，当作一个猎奇的故事。我不愿意，以我遭受的坎 坷、不幸和苦痛，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渴望人们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是怎么回 事。因为，我的成长和创伤，不仅属于我个人，大致也代表我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造出原子弹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神秘。不是几个尖端科学家在屋里想出来的。 当然，要有科学家们提出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但要把它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制造出来，需 要许许多多人的献身拼搏，艰苦创业，反复实验，来把它最终实现。这是千千万万知识分 子、技术工人、战士，还有组织者们用脑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创造出来 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是在基地第一线搞攻关、搞科研和实验工作的。基地设在大西 北，一想到金银滩的大草原，一望无际，那时真是难以描述的荒凉和艰苦啊！
我出身，中学时代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进了大学。大学毕 业后就被派到苏联进修——我不谈技术方面的东西，太复杂，你也很难写清楚，只谈命运吧 ——六O年初，组织上对我说，有个极其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派你去。这就是搞原子弹。原 先我们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技术，五九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没希望 了，就决定自己干。自己干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这么高精尖的东西。任务压给二机 部，后来叫核工业部。这任务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内部代号叫596。是指五九年六月，苏 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这日期。把这日子作为任务代号，就是激励大家争口 气，不依赖任何人，别人造得出来，我们自己也非造出来不可。最初，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 年纪的科研人员参加进来，仅仅有几个，都是严格挑选，政治和业务很可靠的。这是组织上 的绝对信任，自己当然也有种光荣感了，而光荣感化作一种激情，灼热地填满我年轻的胸 膛。
脚踏金银滩，满目荒凉。这里原是老藏民族耗牛的地方。牧草很丰盛，草原上还有野花 和鲜美的蘑菇，但除去这些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路，没有房子，没有树，只有太阳、月亮、 大风、霜雪和酷冷。对了，还有狼。人们像开荒那样，最初都住在帐篷里，天天夜里听风吼 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过气，胸膛憋得像灌满砂子；干活很容易累，喉咙 像塞了塞子。气压低得馒头都蒸不熟。这里一铁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 盒火柴都得从很远处运来，又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缺乏，运输也跟不上。生活决 谈不上半点特殊化，材料仪器都是缺这少那。多难！但我们站在这三千米高原上，满怀豪 情，决心就在这儿把显示中国人志气的蘑菇云升起来。当时我们最爱说一句话，叫做“空气 动力学”。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借用过来的意思是把“气”作为“动力”。我们肚子憋 一口气，就是动力。国家强盛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虽然身在茫茫金银滩，两手空空，连一 个原子弹零件也没有。反正一来到这里，一辈子就交给它了。当时我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 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讥笑我们是“虞诚的一代”，“驯服的一代”，可我们当时活得那么充 实！
来到草原，我们马上投入紧张工作。先是做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材料，代 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么样，与指标符不符合，其它动作过程也完全一样， 要看它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我领导一个组，都是实验科研人员。每次试验都要花费巨额的 钱，测量数据出不来就白实验了，所以工作责任大，价值很高，一点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须 全神贯注，全心贯注。我常对大家说，实验用的电缆是我们的生命线，真把原于弹看得比自 己生命还要重。基础工作扎实，任何细节都一丝不苟，这是中国原子弹为什么这么快就试验 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缩小尺寸的模型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复成功，当年就做全尺寸的爆 轰试验，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于弹l：l，一样大，除了装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 子弹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关系重大叼，不成功就谈不上下边的核试验，它的成败紧紧抓 住整个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们更是紧张，住在基地分厂的工号里做准备，我负责实验测 量，一连几天几夜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要做模拟操作，我们叫“预 演”，生怕正式“开场演出”时出差错。半点差错就全报废！那几天，我时时都能听见自己 的心跳声。
这次试验效果非常好。试验一完，我就赶紧把记录的相片底片，用车送回厂部，马上冲 洗出来，接着捏着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进总指挥部。领导们都在那里等着呢。有总指挥，还 有从北京赶来的负责人。当我急匆匆进屋时，满屋领导都一声不响，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静 极了。我好像也听见他们的心跳声，我举起底片绘大家看，说：“试验成功了！”大家顿时 欢呼、鼓掌、拥抱，然后喝酒，互相祝贺。这是我永记在心的场面呀！总指挥叫我快睡觉 去。他知道我们自来到草原，很少睡个好觉。谁知我躺下来反而阖不上限，太激动了，可是 不知不觉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个觉。我睡觉从来都有梦，但这个觉竟然没梦，一个“真 空”的觉，好像整整睡了一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积下的辛劳，一次成功就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动手搞正式的核试验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热的天气里人我们带着全套测 试仪器到达戈壁滩。无边无涯的戈壁滩上，太阳晒得看不见一滴水，鸟儿也热得飞不起来， 贴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转。可是那里已经造起一座高高的铁塔，这就是第一个核试验塔。我 们在铁塔上安装仪器，又在距离铁塔不远的测试工号里装仪器，中间用一根根电缆相连。一 旦核爆炸，电缆就断了，塔上的仪器就要全部炸毁，全部最有价值的数据都保留在测试工号 的仪器里，万一仪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数据就全丢了，那将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天大的 责任压在我们肩上。测试工号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坚固的水泥墙保护，炸不坏的。可白天里 边奇热，夜里冰冷。睡觉？我们只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打个腕儿，接着干。那些天，我们真 是把“自己是谁”都忘了。自己就是仪器，就是原子弹吧！
我们基地总指挥也来到核试验场。这位总指挥原先是位将军，身材魁梧，他原先对原子 技术并不懂，但领导有方，很有大将风度。他参加过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体贴大伙， 刚到金银滩时，他和我们同住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后来造了房子但还不够，就叫我们先搬进 去，他依旧住在帐篷里。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住在好地方。和现在很多领导真是两样了。十 月十五日，一切安装好，开始撤离。我们撤退到几十公里以外没有辐射的地方，我们的将军 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因为还要有专门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复检查过的，万一失手 就会大祸临头，插好后还要仔细检查。那时已经不能用电，电锑停了，只能爬上去。总指挥 和其他几位领导一直在塔下盯着这些最后的程序。我当晚在几十公里外打电话绘总指挥，他 还在塔下接我电话呢。那时，整个队伍由上到下就是这种素质。
我们等着中央的命令。参试人员聚集在安全地带，朝着铁塔方向看。看不见塔影，只有 空阔的大地和无穷的蓝天，我们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给这无比宁静的天地之间了。
北京的命令下来，点火！10，9，8，7，6，5，4，3，2，l，直到0。怎么还不见动？一 瞬间，紧张得心蹦上来，卡在喉咙里：失败了？若是一败，说不定就要从头干起。正想着， 刹时间一朵无比巨大的、鲜花一样的大蘑菇云升天而起。原来我们离得太远，“零时”的闪 光没注意到，但我们终于看到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云向蓝天翻涌而起。我们喊呀，叫呀，跳 呀，宣叫得嗓子哑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儿摔在地上，起来再跳。我笑得哭了，直 抹泪。那时泪也是甜的……这场面你肯定在电影或照片上看见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给 我们用自己双手干出来了！跟着是大庆祝，北京出了号外。如果你在现场，身在其中参加这 工作，你也会体会它的来之不易，体味我们当时那种作为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虚 张声势，自豪是自己干出来的。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云，是千千万万人赤胆忠心、成年 累月、实实在在工作的结果。大家想的都是国家强盛，没人想到嫌钱发财，或为了升级、职 称、住房，打破了头。我是亲身参加者，我接触到无数无名英雄，无论高技术工人、科研人 员、组织者们，还是那些从事找矿、开采、浓缩、提炼、加工、制造的人，都把青春年岁贡 献给了这事业。还有防化兵们，他们必须在爆炸后冲进现场取回样品，供给我们研究爆炸效 果。他们的防护服里装着多少斤汗水呀。这样，到了“文革”前，我们基地已经像一座小城 镇了。百货公司、电影院、医院、学校、托儿所、银行等等应有尽有，事业真是充满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是在这次核试验之前结婚的，爱人也来到基地，好 像没经过什么选择，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这儿了。
六六年突然间“文革”一来，就像在我们基地扔下了一颗意外的、人为的、政治的原子 弹，全乱了。虽然这年十一月间我还在核试验场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转年氢弹 又给我们搞出来，可氢弹的基础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氢弹时，我还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氢弹出来后我就受冲击了。有人问我搞原子 弹试验的地方绝对保密，也搞“文革”吗？怎么不搞？当时不是说“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 派，就斗”吗？斗得一样凶。我们基地上也是两大派，原来的领导靠边站，新来的人支持一 派打击一派，武斗打得更凶。六八年搞起清队，什么“事出有因”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 方”呀、“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呀、“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呀，有点家庭 历史问题的人受罪了，像我这样没问题的也要想法弄出问题来。有人硬给我总结出“四个第 一”，说我的“四个第一”是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相对抗。哪个第一针对哪个第一现在也 记不准了。好像是说我用“业务第一”对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严格抓试验质量是 用“质量第一”对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来记不住这些话。先是要我低头 接受大会批斗，接着就抄家，翻箱倒柜，受尽了辱骂和训斥。我想冲击这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吧。我家庭历史清楚，少年时期就参加地下党，说我“当权派”至多不过是个技术研究室负 责人。不过一时靠边站，少说话或干脆不说话就会过去吧。我罩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 么事？
没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这里很乱，大部分人阔着没事，写大字报，搞运动。总 指挥他们都被揪出来，常挨斗。试验工作没入关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运动快告一段 落，好继续工作，可愈等愈没完。忽然上边说基地目标太大，不安全，搞内迁，东西全要装 箱。这时候厂里很乱，许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听说要搬迁，想趁机捞点小东西，弄点 小油水，把分厂研究室里的一个书桌撬了，里边有本没用完的工作手册被偷去。一下子，祸 从天降，存人向北京报告说基地丢失绝密材料。上边立即派了两个大人物来，一个是当时的 公安部副部长，一个是海军的“首长”，还带来一帮人。这架势真是非同小可。他们一心想 搞出个大案，把这里说成是“小台湾”，好震动全国，掀动大浪，否牢过去的一切，来推动 全国的“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