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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进行全面报道。苏联时期新闻报道中的西方是一张黑白照片，充满了阶级斗争和贫穷，相比之下苏联则是一片光明。“今日俄罗斯”的手法则细致多了。它知道观众还有其他消息来源，所以不回避报道反对派的活动，甚至是对俄罗斯的批评。这样，它造成了俄罗斯媒体多元化的幻觉，掩饰了这一真相：“今日俄罗斯”是俄罗斯电视体系的例外，因为它是面向外国观众的。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它露出了本相和真实的目的，“今日俄罗斯”扔掉了所有貌似公平的伪装，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彻头彻尾的宣传工具。
这家电视台是由国有新闻机构俄罗斯新闻社创办的。俄新社和它的前身，苏联时期的苏联新闻社一样，身兼二职：首先，它收集新闻，主要向外国受众提供新闻报道（苏联新闻社庞大的驻外记者网中也包括许多秘密克格勃特工）；其次，它的驻外分社是宣传俄罗斯政府新闻的中心。这第二个职能与凯旋公关和GPlus的作用有很大的重叠之处，因此导致了一些摩擦。我感到俄新社十分不满外国人篡夺了它作为克里姆林宫官方宣传工具的作用。比如，有几次要GPlus安排俄罗斯驻布鲁塞尔大使叶甫盖尼·契卓夫的新闻发布会，结果发现俄新社已经安排了—而且俄新社财大气粗，排场十足，新闻发布会经视频连线直通莫斯科。
另一个宣传俄罗斯形象的新举措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它成立于普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主要推手也是俄新社。瓦尔代俱乐部每年9月召集大约50名“俄罗斯观察家”（主要是记者和学者）同俄罗斯本国专家举行10天的辩论，加之参观游览（每年都去一个新鲜地方）并接受克里姆林宫高级官员的接见（官员的级别逐年升高）。2004年的第一次辩论会在莫斯科北部的瓦尔代湖举行，瓦尔代俱乐部即由此得名。而且那一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京总统竟然亲自接见了他们。他正因别斯兰惨剧憋了一肚子火，愿意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和这群人见个面，发泄一下怒气，回答他们的问题。自那以后，俱乐部成员们游览过喀山、车臣、西伯利亚和圣彼得堡等地，和普京与梅德韦杰夫（分别）在他们莫斯科郊外或索契的别墅里共进过丰盛的午餐。梅德韦杰夫显然认为瓦尔代俱乐部同普京的联系过于紧密；他在2009年成立了自己的外国专家聚会，“雅罗斯拉夫尔全球政策论坛”。
瓦尔代俱乐部是影响外界观感的全新手法—比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或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或引导莫斯科的外国记者对俄罗斯进行更积极的报道来要细致多了。这是一种软宣传—风险不小，因为50个外国人在五星级酒店住10天耗资不菲，也肯定不能保证一夜之间能够改变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想法是：来宾们—这些资历深厚的克里姆林宫观察家在学术杂志上撰写文章，向政府提供咨询意见，作为权威在媒体上发表评论—如果有机会和普京悠闲地共进午餐并花上一个来星期的时间和友好的俄罗斯专家与官员辩论问题，那么他们对普京的好感就会增加。
莫斯科知识界的批评家对这个项目嗤之以鼻，说大多数参加者都是“被利用的傻瓜”，他们受了蒙蔽，回去鹦鹉学舌地重复他们在享受清蒸龙虾和美酒时被灌输的宣传辞令。
比如，卡内基基金会的丽莉娅·谢夫佐娃就说克里姆林宫通过瓦尔代俱乐部“收编”和利用西方评论家：“外宾来瓦尔代吸收俄罗斯领导人的意见，然后传达给世界。”＇6＇我完全同意这正是克里姆林宫的意图所在，否则他们不会不惜花费如此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然而，我参加了三次瓦尔代会议之后，认为她高估了瓦尔代的效果。也许有些与会者的批评不再那么尖锐—而且确实几乎所有人，无论是不是瓦尔代俱乐部的成员，亲自接触到普京都会被他迷住（撒切尔夫人曾有类似的魔力，哪怕是对批评她的人）。但是，参加了几届俱乐部活动后，成员们并不是回去就大唱赞歌。保守的“传统基金会”成员艾瑞尔·柯恩和经验丰富的马歇尔·戈德曼绝不能算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
见到官员总比见不到强。大部分参加瓦尔代活动的人都有足够的经验，分得出什么是宣传什么是事实。基本上，来时对俄罗斯有好感的人离开时仍然有好感，之前认为普京是骗子、反民主的人也很少改变看法。大部分记者和学者都欢迎有机会见到一个国家如此之多的官员；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自动接受这些官员的观点，更别说“传达”了。比如，听普京谈上几个小时的话不一定让人从此爱上他，因为听众得以近距离观察他的举止、他的偏执，甚至有时是他的愤怒，而对一个信奉民主的人来说，观察的结果远不能令人安心。我对瓦尔代参加者感到不满的不是他们轻信宣传，而是他们—也许是被普京镇住了—没人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和他争论：他们只是问一个（通常是温和的）问题，然后耐心地听他滔滔不绝地回答—从来不敢继续提问或打断他的话，或指出他哪里错了。即使是号称“尖刻”的那些人提问时也都先说上一大堆奉承话。佩斯科夫私下告诉我，（明显喜欢和人争辩的）普京本人也因听不到论战式的提问而着急无奈。
普京好像也怀疑瓦尔代行动到底多么有效。2007年他第四次和俱乐部成员会见时，一上来就说了一番尖利刻薄的话，明显表示出他认为西方媒体是奉某种“指示”行事的：“近年来，我看出来欧洲和北美媒体的纪律非常严明。从你们发表的文章中我没有看到我们的会议产生过任何明显的结果，虽然我相信你们对我国了解得更多了。如果你们能把了解到的情况传达给你们的读者和观众，打破西方对我们的僵化印象，我们将很高兴。”
普京在第二任期的又一个发明是“民主与合作研究所”，它远比瓦尔代俱乐部更为有害（尽管实际效果不彰，但至少意图如此）。它在纽约和巴黎设有分部，是今天俄罗斯最彻底的苏联式做法的复辟：这个智库的目的是要证明践踏人权和民主的是西方，不是俄罗斯。研究所的使命声明说，它希望“改善俄罗斯在美国的名声”并就美国民主提供“分析”。它的纽约分部主任是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此人虽然是亚美尼亚裔，却狂热支持俄罗斯所谓干涉邻国的权力；巴黎分部主任是娜塔莉娅·纳罗奇尼茨卡娅，她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还极力为米洛舍维奇辩护。他们派到前线之前都在我这里接受过媒体培训。我可以有信心地说西方完全不必害怕他们能破坏人们对西方民主的信念，但我敢肯定他们两人在美国和法国待遇优厚的闲散职位上都会乐不思蜀。
慕尼黑
2007年2月，克里姆林宫要我去德国。普京总统将在巴伐利亚州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讲话。他的新闻团队预计反响会非常强烈，想要人帮助安排普京演讲后由佩斯科夫接受各种采访。像通常一样，他们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演讲内容的细节。佩斯科夫和他的副手阿列克谢·斯米尔诺夫紧张又兴奋：“这活儿不好干！”他们说，“我们得确保记者明白演讲的意思。”他们大可不必担心：那是普京生涯中最直言不讳、最强硬的演讲。
贝尔里施尔霍夫酒店周围层层围满了保安人员，里面世界要人济济一堂—不仅有几十位国防部长和高级将领，还有议会议员、政治家和名记者。谁也没有料到普京的讲话会如此强硬。据消息人士说，2007年初俄罗斯总统终于失去了对美国人的耐心。“够了，”他对助理们说，“我受够了！”他如此大发雷霆是因为华盛顿最近决定着手实施它在欧洲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它刚刚开始和波兰会商，打算在其领土上部署10枚拦截导弹，也在和捷克共和国谈判在那里建立一座最先进的导弹追踪雷达站。普京初任总统时，勉强默许了布什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决定，但现在美国人想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对此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俄罗斯坚信，美国此举将使俄罗斯的核威慑效力全失。
普京大步走进会议厅，他这次带来的可远不止通常他牢骚卡上的那些抱怨。演讲开始时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警告下面的听众：
由于这样的会议安排，我不必过于彬彬有礼，不用说一些拐弯抹角、好听然而空洞的外交辞令。这种会议形式能使我对国际安全问题畅所欲言。如果我的话在同人们听来过于激烈、尖锐或不精确的话，那么请你们不要生气，毕竟这只是一场会议。我希望我开始讲话两三分钟之后，特尔契克先生（主席）不要开亮那边的红灯。
普京对美国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说美国妄想统治世界，做世界“唯一的主人”，在听众中引起一片骚动。
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几乎任意地过分使用强力—使用军事力量，这正在把世界推向永久冲突的深渊。这使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找到对任何冲突的全面解决。政治解决也成为不可能。我们看到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日益遭到蔑视。事实上，独立的法律规范越来越向一国的法律体系倾斜。一个国家—当然首先是美国—在所有意义上都越过了自己的国界。它强加给别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政策现在都显示出这一点。谁会喜欢这种情况呢？谁对此能感到高兴呢？
他说美国“意识形态僵化”、奉行“双重标准”。他指控美国对俄罗斯奢谈民主，自己却侵略别国、践踏国际法、挑起军备竞赛。他怀疑美国可能并未销毁按照不久前缔结的军控条约应该销毁的导弹，而是“把它们藏在仓库里以备不时之需”。谈到布什总统的导弹防御计划时，普京谴责“外空军事化”并建议缔结一项规定此类武器为非法的条约。他把北约的扩张称为“挑衅”：
我们有权发问：扩张是针对谁的？华沙条约解散时我们的西方伙伴作的保证呢？今天那些宣言在哪里？人们已经全然忘怀了。但我却要提醒一下诸位它们是怎么说的。我想引用北约秘书长沃纳先生1990年5月17日的讲话：“我们不准备把北约部队派到德国领土以外，这本身就是对苏联的一项坚定的安全保证。”这些保证如今到哪里去了？
普京警告说一道新的铁幕正降临在欧洲大地上。当他指出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一样—也实现了制度转型，却没有得到一点承认时，语气愤懑不平：
柏林墙的石头和混凝土块早已成为纪念品，但我们不应忘记柏林墙的倒塌要归功于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我们的人民，俄罗斯人民也作出了同样的选择。我们选择民主、自由、开放和与欧洲大家庭所有成员建立真诚的伙伴关系。现在有人企图把新的分裂线和分裂墙强加给我们。这些墙也许是虚拟的，但它们仍然把我们的大陆分成了两半。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坐在第一排，普京讲话期间他一直在纸上振笔疾书。他的助理丹·法塔和埃里克·艾德尔曼赶紧跑过来问听了刚才的讲话后是否要他们帮他重写他第二天早上的演讲。盖茨拿出他写的那张纸说：“看看，你们觉得这个怎么样？”
法塔和艾德尔曼听他念了一遍，对视一眼，说：“太棒了！”
他们的上司回答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驯马大会。”＇7＇盖茨的经历和普京十分相似。他1966年进入中央情报局，老布什任总统时升任中情局局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发言的第二天，他在讲话中作出和解的姿态，并提到了这段经历。
在座诸位中的许多人有外交或政治方面的背景，而我和昨天的第二位演讲人一样，背景完全不同，是干间谍出身的。我想大概老牌间谍都习惯有话直说。但是我受过再教育，当过4年半的大学校长，和教员打交道。近几年来不止一位大学校长在教员面前领教到，如果不客气点，就得走人。我们今天的世界比起二三十年前大不一样，复杂得多。我们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和挑战，必须和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携起手来予以应对。打过一场冷战已经足够了。
分析家德米特里·特列宁把普京的慕尼黑讲话描述为他思想发展过程中新阶段的开始。如果第一阶段是“同欧洲和美国和解”，第二阶段（伊拉克战争后）是“不结盟，但不愿与西方对抗”，那么慕尼黑会议之后的第三阶段就是“强迫建立伙伴关系”。特列宁写道：“普京列出了他要强迫美国和欧洲与俄罗斯建立伙伴关系的条件：接受现状、平等相待、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合作。”＇8＇最后，特列宁写道：“强迫的伙伴关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因为2008年和2009年初，俄罗斯开始和可能成为它伙伴的国家渐行渐远。
不过，在2007年慕尼黑讲话后的那几个月，普京确实作了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