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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像我一样亲耳听听普京团队的人对《新报》的谩骂。在他们看来，这家报纸实在太出格了。它曾刊登过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对普京政权的猛烈抨击。我听见总理手下的人用污言秽语咒骂它，还说普京也有同感。《新报》的老板是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伦敦《标准晚报》及《独立报》的老板亚历山大·列别捷夫。它规模不大，却是反对腐败和专制统治的急先锋。它的一位年轻记者安娜斯塔西娅·巴布洛娃和人权律师斯坦尼斯拉夫·马科洛夫在莫斯科街头被枪杀。马科洛夫为俄罗斯在车臣残暴行为的受害者以及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做过辩护律师，和《新报》联系非常密切。人们认为他是枪手的主要目标，而巴布洛娃被杀是因为她目击了这起谋杀。
枪杀发生后，梅德韦杰夫总统打电话给《新报》总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这与普京对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之死的满不在乎形成鲜明对比。穆拉托夫回忆说：“他请戈尔巴乔夫和我去克里姆林宫讨论这件事，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向我们表示了对死者的哀悼，没看笔记就说出了安娜斯塔西娅父母的名字。”穆拉托夫说他觉得梅德韦杰夫非常真诚，并提醒我别忘了：“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害的时候，普京却说她的死对国家的伤害比对她本人更大。”穆拉托夫还指出，杀害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而杀死巴布洛娃和马科洛夫的凶手—一个新纳粹集团的成员—已被缉捕归案，被判了无期徒刑。＇1＇
和梅德韦杰夫谈话时穆拉托夫说，自2000年以来已有4名《新报》记者被杀。他承认，为此曾想过把报纸关门停刊算了。梅德韦杰夫的回答是：“谢天谢地报纸没有停刊。”他甚至同意把他就任总统后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机会留给《新报》，并对穆托拉夫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从来不对任何人卑躬屈膝。”对总统的第一次采访发生在三个月后，采访中梅德韦杰夫公开与普京的“社会契约”理念拉开距离。根据普京的这一理念，国家为公民提供稳定和一定程度的繁荣，公民则在政治上顺从国家。梅德韦杰夫说不能把民主和福祉对立起来。他要让俄罗斯既有自由，也有繁荣。
4月14日，采访刊出的同一天，梅德韦杰夫召开总统人权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梅德韦杰夫破天荒地命令工作人员从会议开始起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分批发表在他的网站上，公众因此得以知晓他和人权积极分子在会上说的每一句话。
他批评干涉民众示威或迫害非政府组织的官员，承认“我们的政府机器深陷腐败的泥淖之中”。会议讨论了对俄罗斯历史的官方说法。一位发言人是曾任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副主席的伊琳娜·亚西娜。她毫不留情地说：“整个20世纪期间，人的生命价值被否定，人权被践踏，这还是说轻了。作为经历了那个世纪的人们的后代，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梅德韦杰夫答道：“我同意亚西娜女士的话，整个20世纪是否认人的生命价值的世纪。”
6个月后，在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那天发表的视频博客中，梅德韦杰夫总统把矛头指向新教科书的作者，因为新教科书企图为历史开脱。他说：“让我们想一想：恐怖和不实的指控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几百万人哪。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甚至连像样的葬礼都没有。多少年来，他们的名字就这么从历史上抹去了。然而，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人说无数受害者受苦受难是为了什么更高的国家目标。我认为，国家的任何进步、成功或雄心都不能建立在人的痛苦和生命的损失之上。没有什么能比人的生命价值更重要，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镇压辩解。”
相比之下，普京任总统时重新起用了苏联时期的旧国歌，呼吁在学校恢复苏联时期的基本军训。
梅德韦杰夫不只是“口头自由派”，他也采取了一些不大但实实在在的步骤，使民主派振奋鼓舞。比如，2009年1月，他不声不响地阻止了一项得到普京支持的法案的通过。那项法案原本要扩大叛国罪的定义，使其涵盖几乎一切对政府的批评和同外国人的接触。梅德韦杰夫说，促使他反对那项法案的是来自媒体和社会的强烈反对。
他还采取了措施保护公民示威的权利。从7月开始，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开始在任何有第31天的月份的最后一天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以此象征宪法关于保障公民集会权利的第31条。每一次集会都是刚开始几分钟就被防暴警察冲散，参加集会的抗议者被逮捕。国家杜马还通过了一项法案，进一步加紧对街头抗议的限制，但梅德韦杰夫11月否决了这项法案。反观普京对抗议者的看法则是，“示威者要是待在他们不该在的地方，警察用警棍敲他们的脑袋”是正常的。
2010年6月，国家杜马提出法案，为“打击极端主义”扩大了安全部门的职能。法案允许联邦安全局向它认为“即将”犯罪的人发出警告，他们如果置之不理即可对他们进行威胁、罚款，甚至处以长达15天的拘留。梅德韦杰夫总统听到人权委员会抱怨说这项法案“复辟了极权国家最恶劣的做法”后，把它的规定大大减弱，还强调说：“我要你们知道，这是我亲自下的命令。”
在此期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从未公开唱过反调，但他们各自代理人之间的思想战却打得不亦乐乎。一家自由派智库“现代发展研究所”在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不久成立，由总统任董事会主席。该研究所所长伊戈尔·尤尔根斯说总统对他的观点“有些赞成，也有些不同意”，但几年下来，梅德韦杰夫确实是越来越向“现代发展研究所”的观点靠拢。2010年2月，研究所发表了一份长篇报告—《21世纪的俄罗斯：理想的明天》，里面建议取消普京的多项政治改革。它设想建立西方式的两党制，媒体不受国家干涉，法院独立，直接选举地区领导人，削减安全部门的权力。普京的宣传家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立即对此报告予以谴责，宣称：“不可能三天内建成民主，不可能一下子把一个孩子变成大人。”
到11月，梅德韦杰夫对普京津津乐道的“稳定”亲自发起了攻击，遣词用字酷似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把他自己上台前政府管理的时期称为“停滞”的年代。梅德韦杰夫在一段视频博客里似是谴责了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事实上的一党专政：“众所周知，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停滞的迹象，稳定有可能会变为停滞。这种停滞对执政党和反对派同样有害。如果反对派完全没有机会赢得公平的选战，它就会堕落，变得可有可无。如果执政党从未输过一次选举，它就会不思进取。最终它也会堕落，像任何静止不动的生物一样。为了这些原因，必须加强政治竞争。”
尽管梅德韦杰夫似乎是鼓励媒体敢于冒险，但克里姆林宫仍然牢牢控制着中央电视台的各个频道。11月底，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弗拉基米尔·波兹纳在他的每周节目结束时提到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死在监狱里的事，结果他这段话被剪掉了。另一位受人尊敬的电视记者列奥尼德·帕尔菲奥诺夫在一次授奖仪式上尖锐抨击对电视新闻的管制—负责管制的人大多数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上。他说新闻简报越来越像苏联时期的宣传，不允许对总理或总统表示任何批评、怀疑或嘲讽。“记者……不再是记者，而是唯唯诺诺的官僚。”他这样说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9月，梅德韦杰夫本人还利用他对国家电视台的控制，败坏莫斯科的腐败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名声，然后又撤了他的职。从这件事上可看不出一点梅德韦杰夫有民主倾向的影子。因为普京废除了市长选举，所以无法通过投票赶走卢日科夫，只能用总统令这一招。没有充足的理由又不能这么干，特别是对像卢日科夫这么威权赫赫的市长。他的腐败也同样猖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人都知道莫斯科绝大多数利润最丰厚的建筑合同都给了他妻子的公司，他妻子也因此而成为俄罗斯女首富。可卢日科夫在克里姆林宫根基深厚，他从叶利钦时代起即任莫斯科市长，现在仍然颇受群众拥护。他把莫斯科建成了一个展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重新崛起的流光溢彩的橱窗，并且他有普京的支持。但是梅德韦杰夫想开掉他，让梅德韦杰夫忍无可忍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卢日科夫公开批评总统停建一条高速公路的决定。那条高速公路要经过莫斯科北面的原始森林，因而引起了不少争议。在圣彼得堡和报纸编辑的一次会见中，梅德韦杰夫用了一个很不文雅的俄罗斯俗语说卢日科夫满口胡言，这倒像普京的说话风格。
梅德韦杰夫上紧了旧式宣传机器的发条，命令帕尔菲奥诺夫所谓的记者“官僚”听从主人的吩咐。三大电视台都播出了给卢日科夫抹黑的纪录片，批评卢日科夫“重建”莫斯科建筑遗产的政策，说18世纪的建筑物只是保留了表面，里面全被拆毁；把莫斯科的交通拥挤归咎于他；揭露他妻子神话般的财富；讽刺他在2010年酷暑难当的夏天，当莫斯科笼罩在泥炭起火造成的有毒烟霾之下时，不是帮助莫斯科人渡过难关，却去国外度假或照看他的蜂巢。
9月17日，卢日科夫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梅德韦杰夫的办公厅主任要他“悄悄地走人”，但他没有悄悄走人。他先去奥地利休了一个星期的假，然后在9月27日给梅德韦杰夫写了一封信，指责他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污蔑运动”，想要赶走一位“太独立、太难管”的市长。卢日科夫要求恢复市长选举，还说梅德韦杰夫要把他赶下台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市长的位子上，使他自己在将来的总统选举中胜算更大。“你有两个选择，”卢日科夫写道，“如果你有足够理由的话就开除我，要不就公开疏远那些帮了你这个忙（策划抹黑宣传战）的人。”第二天早上，梅德韦杰夫解除了他的职务，说他“失去了总统的信任”。
任命新市长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这说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人选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最后选中了普京的得力助手谢尔盖·索比亚宁。他是普京的办公厅主任，是普京一手提拔起来的。（顺便要说的是，他在首都才住了5年，对这个他即将掌管的城市一无所知。至于莫斯科臭名昭著的交通拥堵，他只是在乘坐政府配发的轿车沿高官专用道飞驰而过的时候透过黑色的车窗玻璃扫过一眼。）如果卢日科夫怀疑得不错，梅德韦杰夫确实想安插他自己亲信的话，那么这场重要的战役他败给了普京。以后他还有更多次失败。
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以来力图建立自由开明的形象。但石油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仍然身陷囹圄，这使得梅德韦杰夫的努力效果大打折扣。霍多尔科夫斯基到2011年底服刑期满，但他的敌人（霍多尔科夫斯基特别点名副总理伊戈尔·谢钦）坚决要多关他几年，无论如何也不想让他在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之前获释，于是2009年2月对他进行了第二次审判，对他提出的新指控完全不合情理。第一次审判已经判他犯了诈骗罪和逃税罪。这次检方想证明他和另一个被告人普拉东·列别捷夫侵吞了尤科斯从1998年到2003年生产的全部石油—可是过去检方说尤科斯出售了那些石油，却没有上缴应缴的税款。如果已经确认石油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出售”了，那么怎么可能又被他“偷窃”了呢？
工业部长维克托·赫里斯捷恩科和前经济部长格尔曼·格列夫都出庭作证，对检方的指控提出怀疑。这似乎给辩方打了一剂强心针。格列夫说：“如果发现有侵吞的事情，应该会向我报告。”赫里斯捷恩科则表示，他不知道几百万桶石油消失的事。
不幸，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辩护律师们没有高兴多久。法官本应于12月15日作出判决，但那天一早来到法院的记者们却看到门上贴了一张通知，说宣判推迟到27日，却没有任何解释。也许有一个解释：第二天，也就是16日，总理要出席一年一度的电视连线节目，一定会有人问他有关这场审判的问题。那就尴尬了，普京要想影响判决肯定也太晚了。现在判决推迟，他就可以利用回答民众打电话问问题的机会公然干涉司法进程。当有人问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普京说，“小偷就得进监狱”。这听上去像是向当时正在斟酌各种选择的丹尼尔金法官发出的直接命令。就连梅德韦杰夫总统都不认同这么公开的干涉。他在电视采访中说：“任何官员都没有权力在法院宣判前发表对案子的立场。”这是梅德韦杰夫第一次超越了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