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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从名单上选出一个名字：贾妮·肖尔斯（Jmie Shores）。她怎么样？克林顿问。克莱因迅速把她列入调查表，每个潜在候选人的姓名都得先被放进这张表里。 肖尔斯是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第一位女大法官，但在华盛顿法律界却鲜为人知，而且没有人——无论克林顿还是他的部下——知道她在宪法问题或其他事务上的立场。
提名人选变换得如此频繁，终于让白宫法律顾问伯尼·努斯鲍姆忍无可忍了，他直截了当地申明立场：“你们不要提名贾妮·肖尔斯进最高法院，人们根本不认识她！ 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克林顿对此笑而不语，提名肖尔斯的事也就此作罢。（在白宫，无辜的肖尔斯几乎成为混乱程序的象征，好几年以后，一些幕僚听到这个名字时还忍俊不禁。）
从怀特辞职那天起，马萨诸塞州资深参议员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就打算推荐斯蒂芬·布雷耶。布雷耶曾是哈佛法学院教授，还担任过肯尼迪的幕僚，之后成为位于波士顿的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克林顿打心眼儿里尊敬肯尼迪（因为两人的关系不会因竞争关系而蒙上其他阴影，像他和科莫、巴比特那样）。总统同样佩服肯尼迪的政治智慧，后者的睿智与经验随岁月变迁与日俱增。肯尼迪没有直接电话克林顿，而是通过奥林·哈奇告诉克林顿，布雷耶是合适人选。1970年代末，布雷耶刚离开哈佛，进入司法委员会为肯尼迪工作时，哈奇就对布雷耶心存好感。克林顿被哈奇的电话说动了，他对幕僚们说，让我们看看布雷耶怎么样。
于是，福斯特、克莱因和塞德曼一起飞往马萨诸塞州见布雷耶。不幸的是，就在几天前，布雷耶在他位于坎布里奇的家附近骑自行车时摔伤了，此刻正在住院。（这次调查是半公开的，在当地记者知道调查小组进入医院后，白宫工作人员不得不专门开了一个边门躲开他们。）不过，关于会面的安排倒是进展顺利。布雷耶被告知，他将很快去华盛顿与克林顿谈话，接着，可能就是正式宣布提名了。
在那次意外中，布雷耶摔断了肋骨，肺也被刺破。医生不允许他乘飞机，这位法官只好乘螅倭谐等セ⒍伲⒂敫Ｋ固卦诔嫡净岷稀Ａ饺酥苯尤チ送衷残伟旃摇５牵祭滓肟肆侄俚幕崦媲榭鍪衷愀狻Ｆ饺绽铮祭滓歉鏊婧偷娜耍惺鄙踔劣械愣盎梆臁保獯我蛭送丛倒柿己芾选＝峁肆侄俣阅涣琶撬担祭滓瓷先ァ袄淠耷椤薄芡车暮诵谋曜迹墒且乙桓鲇凶挪┐笮鼗车娜恕２祭滓男姓ū尘耙彩顾雌鹄绰韵员Ｊ亍！拔颐豢吹阶愎坏娜饲槲叮笨肆侄偎担拔蚁胍桓鲇辛榛甑姆ü佟！保蝗烁嫠卟祭滓庑蝗盟却缁巴ㄖ＃�
克林顿约见布雷耶那晚，国会成员的年度野餐会正好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晚上11点，克林顿召集幕僚们开会，这次怎么着也得拿出个决定了。克林顿行政分支早期的许多决定都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一群人（12个幕僚）讨论了很长时间（90分钟），就像大学里的自由讨论课。克林顿逐一问房间中的人，看有多少人赞同提名布雷耶，尽管意见并不一致，但多数人支持提名决定。“那就明天把他叫过来，”克林顿最后说，“就这么办吧。我们明天宣布提名。”
次日一大早，福斯特和克莱因匆匆返回椭圆形办公室。福斯特查阅了布雷耶的家庭记录，如家政之类，资料完全凌乱不堪。其中既可能存在问题，也可能没什么问题。克林顿听完汇报，一下瘫坐在椅子上。看来又得另寻高明了。克林顿让幕僚去听听珍妮特·雷诺的建议。（按说，最高法院提名人选显然归司法部长考虑，但克林顿不太了解雷诺。而且，在之前一连串提名受挫后，她也才刚刚履任。）
克林顿让克莱因到自己私人助理南希·赫恩赖希（Nancy Hernreich）的桌前给雷诺打电话，问问她对目前的状况有什么建议。
雷诺听完电话，冒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去找鲁斯·巴德·金斯伯格？”
作为那一代人中最出色的律师与法官之一，金斯伯格的惊人本领在于把自己湮没于人群中。她矮小纤弱，身高不到5英尺，体重刚满100磅，看起来更像一只小鸟。她脸上总是带着羞涩、甚至羞怯的笑容，还架着一副大框眼镜。别人与金斯伯格谈话时，她多半时间都缄默不语，仰慕者（或法官助理职位申请人）只得通过喋喋不休来掩饰尴尬。1993年时，金斯伯格已60岁，比绝大多数被提名者都年长，她的个性、立场也均已定型。
克林顿主政期间，金斯伯格已在自己位于水门的公寓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早年却是在布鲁克林的贫民区长大。鲁斯·巴德的姐姐在童年时就夭折了，17岁时，癌症又夺去她母亲的生命，那时她即将高中毕业。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马丁，毕业后两人同赴哈佛法学院深造。当时一个班有500多名学生，女生却只有9个。他们的女儿在那里出生，之后不久，马丁因被査出患了睾丸癌。在漫长而又艰难的治疗过程中，鲁斯既要照料丈夫和孩子，还得照常上课，为两人抄写笔记，替丈夫做作业，自己还要负责编辑法律评论。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多年之后，金斯伯格并不像其他法官那样，对法官助理对工作负担太重的抱怨给予太多同情。
马丁和鲁斯后来在纽约定居。马丁从事税法工作，鲁斯成为法律教师，先是在拉特格斯大学执教，1972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被终身聘用的女性教员。她加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并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金斯伯格从不激进行事，在诉讼中，她小心谨慎，擅用柔性策略，并因此而闻名。她孜孜以求的目标，是终结社会上对女性的普遍歧视，但是，她必须借助灵巧策略，才能在一直由男性法官主导的法庭前打破僵局。
金斯伯格决定使用迂回战术，她用来提起诉讼的案件，都是关于法律依性别设限，并使男性利益受损的案件。在第一个案子里，女军官的丈夫被要求证明自己是“受抚养的”配偶才能获取收益。另一起案件中，俄克拉荷马州法律允许18至20岁的女性购买淡啤酒，却禁止同龄男性购买。最高法院在上述两起案件中，都推翻了相关条款，并要求任何法律都不得仅根据性别差异设置门槛、分门别类。这些案件表面使男性获益，却变相终结了那些歧视女性的分类政策，在实践中，这类政策要比歧视男性的政策多得多。最终，金斯伯格在向最高法院提起的6起诉讼中赢得了 5场胜利。1980年，卡特总统任命她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这也是全美第二重要的法院。
考虑到这些背景——以及克林顿之前关于让大法官人员构成更趋多元化的承诺——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会儿才想到金斯伯格。其实，克莱因与德林杰的50人备选名单早就把金斯伯格列了进去，但她在上诉法院内的一些做法，却引起了行政分支内部分自由派人士的警觉。金斯伯格是名中间偏保守型的法官，尤其在刑事审判领域，她经常与特区上诉法院的同事罗伯特·博克和安东宁·斯卡利亚站在同一立场。 （斯卡利亚和金斯伯格在上诉法院内交情深厚，很大程度源于在二人对歌剧的共同热爱。两家多年来一直共度新年前夕。）在一些学术文章中，金斯伯格甚至批评过罗伊诉韦德案，这些让她的立场遭遇了更多质疑。
尽管如此，当克莱因告诉大家雷诺推荐了金斯伯格时，克林顿还是对她表现出浓厚兴趣。“帕特·莫伊尼汉（Pat Moytiihan）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我，让我提名她。”克林顿说。莫伊尼汉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同时也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对克林顿的医疗改革计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莫伊尼汉声称，他是被自己在纽约法律界的老朋友，马丁·金斯伯格（也就是金斯伯格的丈夫）说服的。（最高法院头两位女性大法官的丈夫都是成功的律师，为她俩的职业生涯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在关键时刻扮演了幕后支持者角色，这显然不是巧合。） 克莱因提醒克林顿——要注意金斯伯格在罗伊案中的立场。他说：“她在这个问题上并未站在多数人那边。”吉尼尔的提名事件之后，克林顿发现，他的幕僚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留意被提名者的学术文章，于是，他要求克莱因迅速找来金斯伯格发表过的关于罗伊案的论文或演说词。这次，他打算亲自审阅。读完上述材料，克林顿发现，金斯伯格仍然确信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受宪法保护，但她并不认同罗伊案判决中的某些理论。她认为，立法禁止堕胎是一种性别歧视——违反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而不是像布莱克门的法律意见说的那样，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对克林顿来说，这样的观点已经够不错了。他打电话给奥林·哈奇，说自己打算提名金斯伯格。哈奇也认为，鉴于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中间派记录，对她的提名将很容易在参议院通过。布雷耶被告知，他这次没机会了，可以回坎布里奇老家去了。
临近周末，福斯特、克莱因和一位名叫吉姆·汉密尔顿（Jim Hamilton）的私人执业律师，匆匆赶到金斯伯格在水门的公寓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税法律师，以及致力于为妻子进人最高法院铺垫道路的男人，马丁·金斯伯格把各类记录整理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相反，布雷耶的提名就是被混乱的财务记录断送的。）一如既往，鲁斯在水门与他们见面时，几乎没说什么话。可以想象，如果克林顿不喜欢布雷耶，估计他也很难对金斯伯格这种恬淡个性有什么好感。不过，克林顿还是打算星期天上午与她见面。但是，到了星期六晚上，提名看起来又将成为一场非此即彼的选择了。
安德鲁·科莫在那天打电话给乔治·斯蒂芬诺帕罗斯，询问一切是否巳成定局。
安德鲁说，他父亲关于最高法院席位的考虑又有了新变化。州长原本以为克林顿要提名布雷耶，觉得总统没可能连续提名两位白人男性。现在科莫改变了想法，认为机会当前，还是勿失良机为妙。
斯蒂芬诺帕罗斯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你确定一旦总统打电话过去，你爸爸会接受么？”他问安德鲁，“我们可不想重蹈覆辙。在总统拿起电话之前，我们必须确定答案是 Yes，而非其他。”
“我再问问他，”安德鲁说，他让斯蒂芬诺帕罗斯先别挂线，“我刚才问过他了。答案是Yes。”
斯蒂芬诺帕罗斯迅速给克林顿打电话，请求和他见面。对科莫的这记马后炮，克林顿哭笑不得。不过，这位反复无常的州长对总统仍有一定吸引力。当晚，在英国大使馆举办的一次酒会上，克林顿告诉斯蒂芬诺帕罗斯，他仍将在次日上午与金斯伯格见面，但科莫还是第一人选。临近深夜，安德鲁再次与斯蒂芬诺帕罗斯通了电话，两人商定，让科莫等待星期天晚上6点的电话。
克林顿与金斯伯格的会面在第二天上午进行。早些时候，努斯鲍姆正好看到埃德温·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篇文章，后者德高望重，曾任哈佛法学院院长与首席政府律师。他在文章中说，瑟古德·马歇尔一直为民权而斗争，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一直在为女权而斗争。这一提法引起克林顿的兴趣，也增加了他对金斯伯格的好感。会面时，金斯伯格提到她早逝的母亲，险些失去的丈夫，以及生命中遭遇的一系列挫折。这让克林顿看到——其实也是他的幕僚们所忽略的——金斯伯格的矜持外表下，其实是一个英雄的美国女性形象。或者说，是一名拥有博大胸怀的女性。
克林顿通知负责选择提名人的团队，下午5点开最后的拍板会。不过，正式开会时，总统迟到了半小时。他刚刚过来，斯蒂芬诺帕罗斯就被叫去接电话。电话来自马利奧·科莫，这位州长再次变卦了。“如果去最高法院，我将放弃许多机会，”他说，“我想我不得不选择放弃。”斯蒂芬诺帕罗返回椭圆形办公室，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自己又被误导了，这次科莫彻底退出了角逐。第二天下午，克林顿宣布他将提名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正如前述，这已经是第7个人选了——出任最高法院第 107位大法官。
宣布仪式在玫瑰园举行，时值6月，正是阳光灿烂的时节。鲁斯·金斯伯格在致辞中提到了已故的母亲，“她是我见过的最勇敢也是最坚强的人，可惜很早就离开了我。我祈祷她所期盼的时代早日到来，在那个时代，妇女能够梦想成真，女儿会像儿子一样被父母疼爱”。克林顿伫立在金斯伯格背后，听到这些话也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