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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以8 ： 1的票数作出了判决。法兰克福特大法官撰写了多数意见，他强调，法院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必须在“自由和权威的冲突中寻求协调。但是，当所涉及的自由是宗教的自由，而权威又是保卫国家民众的权威时，司法的良心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在这一考验中，当个人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利益相抵触时，当事人并不能推卸其政治责任。而向国旗致敬就是这样一种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对此，斯通大法官表示了惟一的异议，他写道：“本案所表示的，已经不仅仅是压制言论自由，压制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作法理应为宪法第一修正案所禁止，也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大可不必强迫孩子们承认他们所不相信的东西，诱导他们自动表示忠诚是一回事，强制他们这样做又是另一回事。”他进一步阐述说，宪法“对公众自由的保证，实际上就是对人们心智和心灵自由的保证，对合理地表达这种心智心灵的自由及机会的保证”。
判决作出后，美国各地都发生了迫害耶和华见证人的事件，他们因不愿意向国旗敬礼而受到暴民的袭击与驱逐，活动场所被焚毁，并被视为“纳粹代理人”，政府为保护他们，有时不得不把一些信徒关进监狱。然而，在纳粹德国，所有宗教团体中，只有耶和华见证人拒绝听从希特勒政权的种种要求：如坚决不做希特勒式的敬礼，也拒绝宣誓效忠国家和国家元首，其儿女也不加人希特勒青年团，更不参与任何军事活动。在德国，纳粹统治期间共有6262人被捕，2074人被关人集中营，大约1200名信徒丧生，其中270人因良知缘故拒绝参与军事服务而被处决。
瑟古德·马歇尔是黑人民权运动的代言人，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则是女权运动的代言人。
第8章 格格不入
很少有律师会在出席最高法院庭审前，花时间考虑“克拉伦斯会怎么做？”奥康纳早已奠定她在最高法院判决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托马斯却一直扮演着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经常以局外人自居，不在乎自己的意见究竟是促成了多数意见，还是纯属多余。他就是这么一种大法官，既不会被同事所影响，也不可能影响到同事。
在言词辩论阶段，托马斯向来很少发言。他是惟一一位经历过野蛮的确认大战煎熬的大法官，也是大法官中惟一一位非裔美国人。他比大多数同僚都要小上10多岁，交际圈也格外与众不同，经常参加全国汽车比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ock Car Auto Racing， NASCAR）组织的汽车野餐会（那里没几个人认识他）和右翼活跃分子组织的沙龙（他在那里很受尊敬）。他是最和善、最温和的大法官，却也是最易怒的。他看不上自怨自艾的人，却又顾影自怜。没有一位大法官跟他有丝毫相像之处，无论是在哲学上、法理上，还是为人处事上。
托马斯巳在最高法院度过10年时光，大法官中，数他的司法立场最直截了当。他是伦奎斯特法院迄今为止最保守的成员，或许也是“四大黑暗骑士”以来最保守的大法官，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绰号，相关4位大法官也在新政期间陆续退休。如果托马斯的意见都成为多数意见，那可不仅仅是创造先例那么简单——罗伊案将被推翻，宗教陈设可以随意进入公共领域，死刑判决将全部被核准——整个国家都将为之改变。他在贸易条款案件洛佩兹案中所持的观点，简直有改天换地的倾向。在该案中，托马斯加入了伦奎斯特撰写的多数意见，该意见推翻了国会制定的《校区禁枪法》。托马斯在协同意见中声称，最高法院的判决还应当走得更远。
“个人认为，我们的判例法已偏离宪法贸易条款的原意。”在开始对“贸易”一词的含义进行长篇大论的分析前，托马斯写道。他认为，“制造业和农业”都不再是18世纪时的含义。因此，托马斯提出，任何与制造业和农业有关的联邦法律都是违宪的。美国两百年来的发展变化都未尊重立宪者原意。“即使贸易与其他事务的界限忽略了所谓‘经济现实’，而且这样看起来反复无常或率性而为，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宪法原则，不得让国会权力过多介人州际事务。”几十年来，还没有大法官发布过他这样的言论——他提出的方案将令联邦政府大部分工作陷人瘫痪——但托马斯才不在乎这个。正如他说的：“尽管我更愿回到对宪法原意的理解，但我不得不承认，现在来检视过去 60年来的立法工作已为时太晚。”
托马斯一直在孤军奋战，致力于挽救被1937年最高法院司法革命放逐的宪法条文。尽管很少有大法官支持他，但至少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托马斯还是拥有无上权威。在所有大法官中，托马斯雇用法官助理的标准最为严格，整个筛选过程都充斥着意识形态内容。他授权自己的前法官助理们组成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对应征者的观点进行审查。其他大法官只要求法官助理赞同自己的立场，托马斯却附加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检验。应征的法官助理者必须连过三关，接受三轮交叉盘问。第一轮面试由法学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进行，接下来一轮由法学教授余约翰（John Yoo）与华盛顿律师、托马斯的第一任助理克里斯托弗·兰多（Christopher Landau）进行。（戈德史密斯和余后来都为乔治· W。布什总统工作。）最后，现任助理组成的小组将与每位应征者座谈，让他们回答各类问题，内容涉及堕胎、联邦主义、贸易条款、死刑、搜查和扣押等各个方面，以确认这些未来的助理们会赞同托马斯（包括他们自己）的极端观点。经过这样的层层面试，为求保险，应征者们还被要求与托马斯会面，后者会与他们简单交谈，聊聊其家庭情况和兴趣爱好。对此，托马斯解释道：“我可不想雇用一个和我意见截然相反的助理。这看起来就像训练一头猪，既浪费了时间，又把猪给激怒了。”在托马斯雇用的前40名法官助理中，只有一个是黑人。
托马斯的极端立场并不局限于贸易条款问题。整个1990年代，伦奎斯特、肯尼迪和奥康纳都想重新界定州权，先后在几起案件中宣布联邦法律侵害了州权，这些发展趋势有时也被称为“联邦主义革命”，当然，现在看来有些矫枉过正。总体来看，最高法院在联邦与各州之间关系上进行的调整，仍显得适度而节制。比如，最高法院限制国会立法权限，要求其不得禁止公民起诉本州政府官员；同时，他们又解释联邦法律，申明公民无权起诉各州政府。这些判决当然很重要，但很难称得上革命，其所限制的联邦权力，也与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无关。
托马斯一直加人这类州权案件的判决意见，但经常发表协同意见，认为最高法院应当增大削弱联邦权力的力度。比如，他认为国会无权将贿赂州政府官员或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列为联邦罪行，尽管这类案件几十年来一直由联邦检察官负责起诉。1997 年，最高法院推翻了联邦控制枪支的法律之一，《布雷迪法案》（Bmdy Bill）的部分内容，取消了要求各州与地方执法官员对购买手枪者进行背景核査的规定。托马斯虽然在斯卡利亚撰写的多数意见上签了字，但还是在自己的协同意见中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建议，认为应当宣布所有控枪法案统统违宪。他写道：“历史证据和学术研究都表明，宪法第二修正案中列明的‘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对宪法原意的解读，偶尔也会令托马斯转向自由主义立场，比如，他经常对言论自由的范围给予更宽泛的界定——在这一领域，他倾向于加入最高法院中间温和派的意见——但他的保守派司法理念却是始终如一。为了让法官助理们更好地体会那种孤军奋战的感觉，托马斯要求新任法官助理必须观看1949年拍摄的那部改变自安·兰德作品的电影《源泉》（The Fountainhead），那部电影某种程度上是向个人主义致敬，反映了一位建筑师坚持自我，不断抗争的经历。
伦奎斯特很少把重要案件的多数意见交给托马斯撰写，因为他的极端立场根本无法说服其他同僚加人，这样自然没法形成多数意见。1999年，在一起涉及禁止确立宗教条款的案件中，伦奎斯特指定托马斯负责撰写该案意见，结果他连4票都没凑齐。因此，托马斯撰写的意见书开头常常是尴尬地“宣布最高法院的判决”，而非惯常的“发布最高法院的意见”。奥康纳在单独意见中称，自己之所以拒绝加人托马斯的意见，是因为他试图“让政府对宗教教化提供帮助”。
事实上，托马斯基本没有撰写过什么重要的法院意见。分给他撰写的多数是些琐碎议题，而且大法官们早已达成一致意见，在最高法院内部，这类案子被称作“蹩脚案” （dogs）。不过，当被问及个人最得意的一份法律意见时，托马斯提到1996年的一起案件，在那个案子中，最高法院一致推翻了下级法院对一名因操纵列车挂钩受伤的铁路工人进行赔偿的裁定。托马斯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那个赔偿很不合理。这个案子跟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写的意见很有趣，在里面回顾了火车的发展历史。“（事实上，正如记者托尼·莫罗＇Tony Mauro＇最初报道的那样，最高法院的判决很不合理。托马斯的意见使得在两列机车挂钩之间遭遇事故的铁路工人很难获取赔偿。判决作出许多年后，那起案件中的原告威廉·海尔斯＇William Hiles＇仍然卧床不起。）
托马斯与同僚们的最大不同，或许在于他完全不顾及遵循先例原则，更不尊重过去的法律。只要他觉得这个判决错了，就打算予以推翻，从不在乎它作为判例在教科书上呆了多久。他曾写道：“当宪法原则与那些在文本、历史和结构上都偏离宪法原意的不合理判例发生冲突时，我将毫不犹豫地打破僵局，维护宪法原意。”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无论是左翼的布伦南，还是右翼的斯卡利亚，都倾向于尊重本院先例，除了托马斯，还从没有人如此胆大妄为，居然要抛弃延续两百多年的遵循先例原则。2005年，斯卡利亚在出席纽约市的一次犹太人集会时，有人请他比较一下他与托马斯的司法理念，“我是一个宪法原旨主义者，”他说，“但我没疯。”
虽然托马斯在意识形态上被孤立，投票时也不被重视，在法庭上更是一言不发，但仍然有许多人喜欢他。
大法官、法官助理、法警、餐厅伙计、看门人——都能被托马斯性格中表露出的温和宽厚所感染。他的爽朗笑声经常打破法院走廊上的宁静。与其他同僚不同，托马斯能记住每年来的新任法官助理们的姓名，即使是政敌的助理也不例外。他经常请这些年轻的法律人到自己办公室聊天，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有一年，托马斯对斯蒂文斯的一名法官助理很有好感，对方是位女同性恋，她的同伴是一名职业滑雪运动员。托马斯很喜欢她俩，还把那位滑雪运动员的照片放在自己办公桌上。还有一次，他的一位前法官助理的妻子生命垂危，托马斯夫妇在医院陪了好几个晚上，安抚他们熬过难关。
托马斯不仅对法官助理如此，对他人也很友善。他会在模拟法庭与法学院学生聊天，在球场或赛车场与普通民众交朋友，并邀请他们来最高法院参观。他们每次过来，都会与托马斯一直聊到晚上。如果电视里正在播放橄榄球比赛（特别是托马斯钟爱的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他会分发雪茄，邀人与他一起观赏。到最高法院工作后，托马斯经常与法官助理们在法院顶层的体育场打篮球，那里是著名的“美国最高院“（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但这位大法官第一年就不小心弄伤了膝盖，从此就很少再打篮球了。
尽管托马斯在法庭上很少向律师发问，但他并非一直保持沉默。他坐在布雷耶右边，俩人经常窃窃私语，互开玩笑，还时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有时声音太过嘈杂，以至于坐在托马斯另一侧的肯尼迪不得不把身子前倾，以排除干扰，听清别人在辩论时说些什么。布雷耶和托马斯还经常互相传小纸条，彼此戏谑调伲。“州权高于一切？”在一次庭审时，布雷耶写道，而托马斯则顺手回应：“这是你们对罪犯的态度吧，哈！”这可不是装出来的交情。而是同僚之间热情关照的最好写照。
这一时期，托马斯的生活中又多了一项乐趣。1990年代中期，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