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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位问题上自己也得依程序办事。“我想，现在这是这个地方惟一按程序办的事情了。”他说道。
11月22日，星期三，绝大多数大法官甚至不在院内，他们的助理和法院职员不得不出去找他们，并把共和党呈递的法律理由书交到他们手中。许多法官助理都出去度感恩节假期了，受理布什阵营调卷令申请的裁决只好由大法官们亲自制作。
作为负责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事务的大法官，肯尼迪自然承担起本案的具体协调工作。11月24日，星期五，关于是否受理本案的投票结果出来了：伦奎斯特——同意
斯蒂文斯——否决
奥康纳——同意
斯卡利亚——同意
肯尼迪——同意
苏特——否决
托马斯——同意
金斯伯格——否决
布雷耶——否决
受理本案只需有4票同意即可，共和党方面所得票数比实际需要的还多了1票。最高法院将受理此案。
星期五中午，肯尼迪把一名在法官助理办公室工作的律师叫到自己办公室。这些律师都属于全职工作人员（不要把他们与大法官个人的法官助理弄混了，法官助理一般只在最高法院工作一年），他们对大法官的行事风格非常了解，而且擅长预测他们的决策。这位被肯尼迪叫过去的律师断定，肯尼迪肯定会告诉他最高法院已经驳回调卷令申请了，所以到大法官办公室时，他连一张纸一枝笔都没有带。估计他脑海里只有一个词：否决。
但是，肯尼迪看到他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希望你能拎个篮筐过来。”
最高法院的所作所为远没有批准调卷令和同意加速审理那么简单，大法官们同时接受了共和党调卷令申请中提出的“附加问题”。他们乐于倾听布什团队提出的关于佛州是否违反联邦法律及宪法第二条的论点，却并不认为佛州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
更重要的是，肯尼迪还利用职权安排了最高法院开庭审理的时间，五位大法官投票批准的调卷令上列明的开庭日期，甚至比共和党申请的时间还要早。这可是绝无仅有的。大法官们很少愿意提前审理案件，也从来没有提出比当事人申请时间更快的日程表。奥尔森希望在12月5日进行口头辩论，肯尼迪却把时间定在了12月1日。
由于那位法官助理办公室的律师没有及时为会议做好准备，肯尼迪有些生气，“你还没把书面文件送出去，人家的电子邮件都回过来了，我还是看电子邮件好了。”他冷冷地说。大法官们——或者说，其中五位大法官——希望尽管审理这起案件。
已经到了布什诉棕榈滩县调查委员会案（Bushv。PalmBeachCountyCanvassingBoard）的口头辩论时间，很显然，最高法院不应该把这个案子放在第一位。赶在哈里斯确认最终选举结果前在另外三个县重新计票，戈尔已为“抗议”选举结果掀起了连场法律争议。该案仍在最高法院悬而未决的那个星期，三个县中只有一家完成了重新计票，在布劳沃德，戈尔又额外获得了567张选票。在迈阿密戴德，布什的支持者引发了著名的“布鲁克斯兄弟骚乱”（BrooksBrothersriot），调查委员会不得不停止重新计票。在棕榈滩，调查委员会已经开足马力，但仍未赶在哈里斯给出的最后期限前完成计票。11月26日（星期六）晚上，哈里斯在佛州议会大厦国会厅向全国电视观众宣布了该州大选人工计票的最后结果，声称布什以537票优势赢得了胜利。戈尔阵营迅速提出选举结果存在“争议”，这也是在“抗议”之举失败后想出的新招，只有用这道法律程序来质疑选举结果了。
12月1日，星期五上午，大法官们从巨大的红色幕帘后依序走出，大选结果“抗议”案的审理也随之拉开了帷幕。大法官们好像并不觉得眼前的争议是多大一回事。法庭内的气氛非常活跃，甚至有些不太庄重。佛州的选票争议不仅出人意料，而且匪夷所思，大家都愿意——或者说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把整个事情拉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最靠近审判席的旁听席位是为贵宾预备的，前大法官拜伦·怀特赫然在座，这位前橄榄球运动员看上去面容憔悴，甚至略带病容，但是，他与在座的其他听众一样，深知这样的庭审一生可能只会遇到一次，绝对不容错过。
很快，口头辩论就因过度纠缠于细节而陷入泥沼。从大法官们对西奥多·奥尔森的提问可以看出，肯尼迪和奥康纳简直就像在超市里买错了东西，对仓促发出调卷令的决定懊悔不已。正像奥康纳提到的：“如果这一事务只与州法相关，我宁愿我们对此置之不理，让州法院去处理，可你们却竭力说服我们这是一个与联邦法律有关的争议。”
肯尼迪说：“我们在寻找涉及联邦的争议点。”这也是戈尔阵营的律师，哈佛法学院教授劳伦斯·却伯（LaurenceTribe）内心的疑问，不过，现在看来，大法官问这些问题，好像是在给自己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下。
大法官们在口头辩论当天下午就召开了会议，但并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进行投票，会议的重点是如何尽力达成一个没有异议的判决。他们知道，在这个极度政治化的时期，最高法院必须用一个一致性判决来显示大法官们的精诚团结。但是，大家彼此的意见却并不一致。保守派大法官们，尤其是斯卡利亚，都对佛州最高法院近乎改写本州选举法的行为非常不满。斯卡利亚认为应该好好敲打一下这家法院，至少在判决书的措辞上应当更加严厉。奥康纳也不喜欢佛州大法官们显示出的自由派倾向，以及他们明目张胆支持戈尔的行为。而自由派大法官们，尤其是斯蒂文斯，认为佛州最高法院做的不过是任何一州法院一直在做的事——解释本州法律。斯蒂文斯及其盟友认为，既然大选“争议”仍在进行中，就应当驳回上诉，让佛州最高法院自己去处理。
每当会议陷入僵局，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伦奎斯特往往会亲自起草意见，并尽力说服大家接受。可是，遇到如此重大的案件，一向以沉着冷静著称的首席大法官居然没有亲自撰写意见，而是指派一位名叫卢克·索博塔（LukeSobota）的法官助理起草意见初稿。
伦奎斯特决定用“取消”（vacate）的方式来解决争议——也就是说，取消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拒绝作出新的法律判决。“经过对佛州最高法院意见的审议，现在仍无准确依据供我们作出判决，”该意见写道，“目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对本案涉及的联邦问题进行审议。”换句话说，首席大法官把皮球又踢回了佛州最高法院，既否定他们判决的准确性，又认定由他们解释本州法律更为合适。这简直是一颗穿透佛州大法官们的子弹，委婉表达了最高法院对他们的警告。
最高法院的判决意见于星期一公布，这时已经是12月4日了。判决内容竭力显示这是整个法院的判决意见，而非某个大法官的一己之见。如果这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在2000年总统大选争议期间的惟一判决，那么，大法官们在整起事件中扮演的无非是一个适度注解的角色。大法官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本来就不该卷入选举事务，如果迫不得已被卷入的话，至少不要犯太大的错误。
12月4日这天更重要的新闻发生在塔拉哈西，当地法官就戈尔团队的“争议”作出判决，拒绝了戈尔一方重新计票的请求，并维持哈里斯关于布什一方取胜的核票结果。这一判决将很快被上诉至佛州最高法院——而且，最终会到达联邦最高法院，皮球又被踢回来了。
关键州（Decisive States），又称“摇摆州”（Swing States）或“战场州“（Battlegroud States），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是指共和、民主两党势力不相上下的地区。这些州大概有19个，较大的州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密苏里州和佛罗里达州。
跑卫（Running Back， RB），跑卫是美式橄榄球中持球跑动进攻的球员，凭力量、脚步和速度变化穿透对方防线推进是他们的工作，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接传球推进。跑卫又分为半卫（Halfback，HB）和全卫 （Fullback， FB）。
扶轮社（Rotary Club）是国际扶轮的下属的服务机构。国际扶轮（Rotary International）是由遍及世界的（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 2万多个）扶轮社组成的国际组织。扶轮社的成员被称为“扶轮社友” （Rotarians）。该社团组织的宗旨是将那些企业与职业领袖人物们组织起来，提供人道主义服务、鼓励在各种职业中提高职业道德，并在全世界建立善意与和平。社友们每周在就餐时间聚会一次。聚餐时间既是社交活动又是一起讨论服务目标的机会。通常都要邀请来宾作关于各种课题的演讲。
蝴蝶选票左边第一行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第二行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右边第一行是改革党总统候选人布坎南，但右边第一行比左边第一行低半格，正好位于布什和戈尔之间。打孔点在选票中间，即布什、戈尔所在左页与布坎南所在的右页之间，左边与右边同享一排选择孔。但选择打孔点的第一个指向布什，第二个没有指向戈尔而是指向右边的布坎南，第三个才是戈尔，而一般人很容易认为第一个既然是布什，第二个肯定是戈尔，其实第二个孔才是布坎南的。
很显然，戈尔希望在民主党人占优势的县速战速决，以免时间拖得过长，失去民意支持。
漏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选票打孔时，出于种种原因，造成穿孔不透，或纸片残存。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款规定：任何人，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及所居住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任何限制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的法律。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对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拒绝给予法律的平等保护。
在迈阿密市达德县，布什团队找来了 250名身着在校大学生衣服的抗议者，他们趁乱混人选票中心，干扰并阻止了计票工作。事后调查证明，布什的支持者大概花了 100万美元将这些闹事者用飞机送到佛州，并花了 100万美元安排住宿，幕后资助者之一就是日后闹出轩然大波的安然公司。
第12章 紧锣密鼓
没有什么案子比2000年总统大选案更吸引大法官的助理们了。他们之中许多人在钩心斗角、互相攻讦的对立气氛中度过了12月那段至关重要的时期。那么，法官助理是否真正对判决结果产生过实质影响呢？
第一个把法官助理渲染成一个工于心计、能量强大群体的人，正是威廉·伦奎斯特本人。42年前，伦奎斯特刚刚成为罗伯特·H。杰克逊大法官的法官助理，就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World Report）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断言“自由派”法官助理正将最高法院的工作“推向”左翼。伦奎斯特声称，绝大多数法官助理显示出“对共产主义立场及刑事被告人权利的过度关注，认为应当将联邦权力扩大至州权力的范围，坚决拥护政府对商业行为的任何规制”。许多年来，人们一提起最高法院，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伦奎斯特描绘的那个被自由派法官助理盘踞的堡垒形象。
但是，到了1998年，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的前法官助理爱德华·拉扎勒斯（Edward Lazarus）颠覆了上述想象。他在最高法院工作期间，见识了许多法官助理为保守派议程摇旗呐喊的现象。在《紧闭的会议室》（Closed Chambers）一书里，拉扎勒斯称这些右翼助理“自发进行秘密集会”，“为了党派目的”，行使“重要权力”。这些助理刚入法学院就成为联邦党人协会成员，他们为了意识形态的目标相互串联，秘密策划，最高法院内的餐厅、国会山内便宜的中国餐馆，都是他们密议的场所。
事实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都很平凡，也没那么神通广大。这些法官助理大多不过20来岁，都是精英法学院最优秀的毕业生，在基层法院有过一年法官助理的经历。（那些经常把自己的法官助理送到上级法院的法官一般被叫作“饲养员”＇feeders＇。）法官助理们负责审阅调卷令申请，从大约8000个案件中筛选出80件做进一步审查。在口头辩论准备期间，他们会和大法官一起讨论案情，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起草法律意见的初稿。至于具体操作细节，一般取决于大法官个人。托马斯会指派一个人担任主要助理。奥康纳要求法官助理们为她归纳每个案件的争议点，并形成一份“裁判备忘录”（benchmemo）。肯尼迪在每次口头辩论开始前，都会与法官助理们进行模拟开庭演练。斯卡利亚向来都忽略法官助理的存在。斯蒂文斯干脆另起炉灶，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