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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席的最后两个座位离媒体席最近。这一天，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尼娜·托滕伯格坐在离大法官们最近的位置。克拉伦斯·托马斯在座位上来回晃动，几乎挡住了她的视线。阿利托进人最高法院前，托马斯在审判席另外一侧已经坐了 11年，不过，这一安排倒是投其所好，对他来说，离记者当然越远越好。托马斯的座椅被专门调整过，加大了他的后仰幅度，这样他就不用像阿利托那样努力睁大眼睛，生怕别人看出自己在犯困了。即使按照托马斯自己的独特标准，这一年对他来说也非同寻常。整个开庭期下来，托马斯一共亲历了 104场言词辩论，却一个问题都没问。
审判席尽头，布雷耶不断调整着坐姿，显得比别人更加坐立不安。他早盼着本开庭期的结束日快点到来了。本开庭期对布雷耶的改变，要远远超过任何人。之前，他虽在多起案件中受挫，却仍然毫不气馁，对未来抱以无限期望——就像布什诉戈尔案后，他召集所有自由派法官助理为他们打气时那样。现在，在保守派的接连猛攻下，布雷耶阳光灿烂的明朗个性已渐渐黯淡下来。虽然这个令他灰心失望的春天有许多案子要办，他还是将主要精力投人到游说国会为联邦法官加薪的工作中去了。至少在第一街对面那座建筑内，布雷耶还有机会取得胜利。
还剩下三起案件。肯尼迪宣读了第一起案件的判决，该判决推翻了 ％年前的一个先例，最高法院这回算是彻底撕下了最低限度主义的伪装。被推翻的先例是1911 年的迈尔斯博士医药公司案（Dr。 Miles），在该案判决中，最高法院支持了反垄断法禁止制造商对产品进行最低定价的规定。当时的理由是，最低定价不利于竞争，而且提高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不过，根据肯尼迪与其他4位保守派大法官的意见，最低定价行为从此被许可了。
一如既往，肯尼迪又开始长篇大论，概述起他对别人会怎样做的评价。之后，与他隔着右侧两个席位的布雷耶，怒目圆睁地开始了发言：“大法官斯蒂文斯、大法官苏特、大法官金斯伯格，和我本人提交了异议意见，”布雷耶高声说道，“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遵循先例。”这也是他在这一天，乃至这一年所要表达的主要观点。保守派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把先例规则抛到了九霄云外。
另一起案件仍由肯尼迪宣判，这次他站在了 4位自由派大法官一边。他们推翻了对一名患有精神病的得州男子的死刑判决。这一判决才真正体现了司法最低限度主义，因为最高法院并没有确立新规，只是指示下级法院再为这位男子开一次庭。作为最高法院最坚定的死刑支持者，托马斯撰写了一份由罗伯茨、斯卡利亚与阿利托加入的异议意见，但他仍然拒绝在庭上发言。
接下来当然就是本年度最后一起案件，路易斯维尔与西雅图学校废止种族隔离案，罗伯茨将亲自宣读自己起草的该案判决。说起撰写判决意见的速度，历史上还没几个大法官比罗伯茨更快。新任首席大法官尽管性情温和，但个性中也免不了有争强好胜的一面，他写判决书就跟自己做律师时写法律理由书一样——逻辑清晰、文采飞扬、事例生动。在罗伯茨宣读的判决意见中，最高法院故技重施，仍然是形式上维持先例，实质上却将先例认可的内容全盘推翻，这一次的目标所指，是奥康纳在格鲁特案中的意见。
在最高法院，没有哪个判例能比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更坚若磐石，在1954年这个里程碑式的一致意见判决中，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宣布禁止公立学校的官方种族隔离行为。但对罗伯茨而言，只要是以种族为划分标准的招生计划，哪怕只实施一年，或者只为一所学校分派了一名学生，都算是违反了布朗案的规定。“在布朗案之前，学生能上或不能上某所学校，都是根据他们的肤色确定。在这些案件中，校方并没有出示充分证据，以说明他们为什么再次允许这类行为发生——哪怕是基于完全不同的理由，”首席大法官以他低沉的中西部口音读道，“制止种族歧视的方法就是停止种族歧视。”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布雷耶讲了 27分钟，这也算最螅ㄔ汉氖弊畛さ目挂橹涣恕２祭滓诜⒀灾懈攀隽艘煲橐饧闹饕谌荩⒊聘靡饧俺ざ绕鹇胧俏移绞钡牧奖丁薄？夏岬显尥芬姿刮胛餮磐及讣呐芯鼋崧郏月薏牡牟糠止鄣悴桓夜锻Ｔ谧约阂环莺旎奚男饧校夏岬咸岢觯谀承┣榭鱿拢灾肿逦直曜际潜辉市淼模遣荒懿扇∩鲜隽礁龀鞘械淖龇āＪ率瞪希矶啻蟪鞘械难Ｋ炔辉偈视寐芬姿刮胛餮磐寄茄淖龇ǎ峭ü岣呖际苑质赐贫肿迦诤稀�
但是，布雷耶之所以撰写那么长的异议意见，表达那么强烈的情绪，显然是因为更重要的利害关系。在他看来（另外3位自由派大法官也加人了他的异议意见），布朗案整个儿就被保守派给劫持了。“最大的教训在于，有些人完全混淆了种族隔离与种族融合措施的本质区别，”他说，“判决混淆历史、颠倒黑白，把今天的路易斯维尔和西雅图当成了 1950年代堪萨斯州的托皮卡。”与此同时，布雷耶看出了罗伯茨判决意见 336 中的潜台词，那就是在就业、商业、政府乃至教育等各个领域终止种族平权措施，最终将宪法完全变成一部“色盲”宪法，这也是斯卡利亚与托马斯过去一直孜孜以求的目标，显然，罗伯茨与阿利托现在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斯蒂文斯被气昏了头，所以只写了一份简短的异议意见，里面有句结论十分引人瞩目：“我敢确定，1975年我加入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任何一位成员都不会同意今天这份判决。”）
布雷耶没有扯那么远，只是就事论事，话题始终紧扣最高法皖判决本身。在那天，他先后两次质问：“遵循先例原则到底怎么了？”他列举了格鲁特案及另外6起先例，它们都已被当天的判决弄得形同虚设。“多数方的逻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他说，然后添了句异议意见书面版本中没有的话：“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少的人给法律带来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变化。”
面对这样的公然斥责，阿利托仿佛突然被惊醒，怒视着审判席另一边的布雷耶。罗伯茨表面上无动于衷，但谁都看得出他下巴上的肌肉正在抽搐。布雷耶反对的这一切，其议程是在里根时代诞生，由联邦党人协会培养，受共和党右翼势力拥护，并由罗伯茨与阿利托的提名者大力推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展行政分支权力·’终止对非裔美国人的任何种族优惠政策；加快死刑执行速度；推动宗教进人公共领域。当然，最首当其冲的，是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允许各州禁止堕胎。布雷耶比谁都清楚，两位新任大法官，加上斯卡利亚、托马斯，以及（往往包括）肯尼迪，正朝着上述目标突飞猛进。
布雷耶发言结束后，罗伯茨仍一如既往地温文尔雅、礼数周全，在宣布开庭期结束前，他首先向最高法院的配餐厨师哈里·芬威克（Harry Fenwick）致敬，哈里即将离开为之服务了 38年的最高法院，在两天后光荣退休。“谢谢您所做的一切，哈里。”罗伯茨说道。接着，首席大法官宣布休庭至本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这一惯例仅适用于联席大法官之间，约翰·罗伯茨直接担任了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法官一般被推定为资历最深的大法官，所以享受不到欢迎晚宴的待遇。
按照最高法院惯例，出席这一宴会的仅限于前任与现任大法官及其配偶。
费城费城人队（Philadelphia Phillies）：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市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队，隶属国家联盟东区。该队吉祥物凡纳提克（Phamtic）是一只绿色怪物，由于其形象可爱，曾被选为全美最受欢迎吉祥物。
最高法院每年都要向国会提交年度司法报告，这并不是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强制性要求，而是威廉·塔夫脱总统时期形成的一项惯例，有点类似于行政分支每年提交的“国情咨文”。年度司法报告往往以书面形式提交，内容主要是对联邦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进行系统总结和回顾，反映法院面临的困难，同时向国会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国会不必对报告投票表决，但如果报告的要求和建议有合理性，国会会相应采取一些回应措施。
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北部城市。
1920至1950年代之间，全美公立学校普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白人和黑人学生分别在各自学区就读。堪萨斯州的一名8岁女孩琳达，因种族隔离政策，每日需走1。5公里的路上学，耗费相当多的时间与体力在路上，因此女孩的父亲布朗要求让自己的女儿进几个街区外的另一所公立学校，却被校长拒绝，理由是这是所白人学校，但琳达是黑人。 布朗最后将此案告到联邦最高法院，1954年，最高法院裁决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根据第十四修正案，任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同等的法律保护。到了 1955年，最高法院补充了原来的判决，要求公立学校立即废除种族隔离制，黑人子女从此进人白人学校。不过，到了 1970年代，最高法院的立场再度改变，法院裁定，各学区如认为巳经达到自己的融合目标，可以不再受法院命令限制。
据报道，奥康纳辞职次日，她的弟弟曾致电给她，问她对辞职决定是否感到后悔，奥康纳说：“的确有点后悔。在华盛顿这个地方，一旦脱下大法官的黑袍，你就成了无名之辈。”
2003年，国会通过了《禁止局部生产堕胎法》，禁止采取局部生产堕胎手术，结果有三个地区法院、两个上诉法院宣告其违宪，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肯尼迪起草的法院意见承认罗伊案与凯西案为有拘束力（rolling）的先例，但认为本案与斯坦伯格案不同，因为该案系州法的争议，与本案联邦法的争议相比，显得较为模糊。联邦法律仅对局部生产堕胎手术进行限制，系在极度限缩的情况下所订定，并未对女性造成不当负担。被告并未证明，国会缺乏“立法禁止堕胎”的权力。而且若医界并未达成共识，国会仍有权力立法。鉴于国会认为局部生产堕胎手术在医学上是不必要的，因此无须订定保护孕妇健康的例外，即便某些医疗团体认为是必要的。每当“医学上的不确定性“（medical uncertaimy）出现，便要求例外规定，会对于医疗立法施加过多限制。但法院并不否认，假如发生必须采取局部生产堕胎手术，以保护妇女健康的情形，仍可考虑对该法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对这一判决，哥伦比亚广播新闻公司的法律分析人士科恩是这么评价的：“目前的形势不利于堕胎权益支持者，而有利于反堕胎人士，因为你从这个裁决中能够看出，联邦最高法院的立场出现右倾的巨大转变。这是很多人都担心的一种立场转变。当阿利托被任命出任联邦大法官时，堕胎权益支持者就感到担心，现在，这些担心得到了证实。”
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案的案情并不复杂，莉莉·莱德贝特从1979年就在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上班，她并不知道自己同事的工资高低。当时她还是阿拉巴马州伯明翰一家轮胎厂的监督员，男同事做什么，她就做什么。1998年，有人在她的邮箱内放了一份备忘录，上面列有她的底薪：每年大约4。 4万美元，上面还列有工龄、职位与她相同的3名男同事的底薪：每年5。 3万至6。 2万美元。莱德贝特非常震惊，并对她的雇主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提起诉讼。 2003年，在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裁定赔偿她380万美元损失，法官后来减为30万美元。但是，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却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该公司陈述的理由是：《民权法案》虽然禁止以种族、性别或宗教原因进行工资歧视，但同时规定，雇员必须在收到第一笔歧视性工资后180天内提起正式诉讼。也就是说，莱德贝特需要在她受雇以后6个月内提起诉讼，而不是20年之后。2006年，最高法院最终认可了固特异轮胎橡胶公司的诉讼请求，裁定其对莱德贝特不予赔偿。从那以来，莱德贝特的生活变成了一场试图修改《民权法案》相关内容的漫长战役。全国妇女法律中心向莱德贝特提供了支持。该中心表示，女性的工资一般只是男性工资的77％，修改这项法律会有助于缩小男女工资差距。后来，修改该法案的提议由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交给了国会。
金斯伯格的努力后来终于有了回报，2009年1月29日，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取消雇员因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