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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又解释道，唐宋诗歌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只有风格差别。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才气纵横，喜欢写唐诗，老了以后变得持重起来，下笔时就自然地倾向宋诗，并不等于说他的水平下降了。杜甫前期的诗歌也是豪放不羁的，充满浪漫的想像，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他的诗歌开始以沉稳的叙事和严谨的说理见长，风格也变得沉郁顿挫，却从此获得了“诗史”的美称。明代诗人王世贞＇12＇年轻时作《登太白楼》“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海阔天空的气势很像李白，再看他晚年的《太保歌》“太保入朝门，缇骑若云屯。进见中贵人，人人若弟昆。太保从东来，一步一风雷。行者阑入室，居者颔其颌……”写奸相严嵩耀武扬威的声势，风格朴实，很像杜甫晚期的风格。苏轼的诗是宋诗的典型代表，王世贞年轻时对苏轼极其排斥，晚年时却抱着苏诗爱不释手。历代的诗歌评论者总是想把唐诗和宋诗放在擂台上较量一番，钱钟书却坚持论诗的时候只要从诗歌本身出发就可以了，不必“以时代论英雄”，还是借用古人的比喻来说吧，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金子玉石肯定是宝贝，但作为历史遗迹的残砖断瓦同样也是宝贝，这时就要考察收藏者的眼光了。
南北文学的风格之别
长江把华夏大地一分为二，江南江北的气候地理、人情风物都有区别，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传统。又由于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人们一度认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有优劣之分。钱钟书梳理了两次南北分治影响下的文学格局，认为地域虽然有南北之分，人却没有南北之分，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都已经被融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辽阔的地域使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拥有瑰丽色彩的文学宝库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了受地域影响的强烈倾向。那时，一条黄色的河流从平坦开阔的中原大地上流过，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哺育了一批性情淳朴、乐观勤劳的人们。他们的劳作、爱情、生活化为《诗经》，《诗经》朴实而清晰的叙事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也成为质朴的北方文学的典范。往南走，越过一条青色的江，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我们的另一些祖先。那里的丛林里终年弥漫着雾气，还有神话传说一般的鸟兽花草，它们滋润着人们的想像力，也造就了先民浪漫多情的气质。楚地的山水酝酿出一部瑰丽神奇的作品《楚辞》。《楚辞》和自己气质迥异的兄弟《诗经》隔江而立，似乎预示着中国文学的未来将在由南北地域分野造成的分分合合中沉浮。长江，这条神奇的河流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蜿蜒地流淌开了。
后来，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次南北分治的局面。一次是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时南北对立的文学风格被固定下来，评论者往往认为南方文学比北方更有成就。第二次是南宋与金的对立，这时北方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诗人，北方文学开始摆脱了落后于南方的处境。通过具体分析，钱钟书认为，地域虽然有南北之分，人却没有南北之分，因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都已经被融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东晋末年，匈奴族入侵，然后在北方建立王朝，东晋退守南方，南北朝并立的局面就此形成。没想到一次无奈的迁移却给文学带来了幸运，迁往江南的东晋，本来就经过先进的中原文明熏陶，加之江南富饶的风物，优裕的地理气候，一度带来了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山清水秀的江南风光也成了最适宜诗人成长的温润土壤。与此同时，生活在北方的外族人民仍然用粗犷的声音歌唱着他们的草原和牛羊，文学风格的南北之分就此奠定。两支独奏的声音开始努力汇合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华彩乐章。
南北朝文学虽各有特色，但它们的发展并不平衡。钱钟书引用唐代史学家李延寿的话说，南方文风文雅，清丽华美，气质柔媚婉约；北方文学文风质朴，刚直率真。以民歌为例，写少女的寂寞，南方是“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北方却是“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儿孙抱。”南方讲究文学形式，诗歌是文学的强项，出现了鲍照、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北方文学更注重内容，气质刚健高昂，擅长作文，文章也以实用为主。
对此，钱钟书解释说，“质胜”即是“文输”，以内容和说理见长的北方文学，在文采上却显出弱势。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衡量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给人带来多少美感，艺术形式的成熟往往代表了这门艺术真正的成熟。东晋的文学传统直承《诗经》而来，又经过曹氏父子、魏晋文人的努力，出现过正始、太康那样繁盛的局面，诗文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还未彻底摆脱游牧生活的北方民族的诗文显然还处在对文学创作和审美规律探索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北朝没有自己的诗歌，北朝的诗文名家都从学习南人而来。南方文学和文人从此有了傲视江北的理由。
钱钟书举例说，温子晟＇13＇、刑邵＇14＇、魏收＇15＇都是北朝文学的佼佼者，可是根据史书记载，刑邵成名是因为以南朝的文学家沈约为师，魏收则学习南朝的任昉。两个人互相攻击，刑邵讽刺魏收“偷窃”任昉，魏收嘲笑刑邵“在沈约的文集里作贼”，实际上两人都没有脱离南方文学的影响，风格华丽绮艳，自己的创新并不多。南朝梁的文学家庾信＇16＇出使北朝，他的文才格外受到北朝朝廷的赏识，被爱才心切的皇帝扣留下来，在北方几乎度过了他的后半生。谈起北方文学，庾信总是不屑一顾地说，只有温子晟还能和我一比高低吧，其他的诗文都和“驴鸣狗叫”差不多，可见南方轻视北方由来已久。
经过唐宋两朝的空前统一和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北宋末年，中国再次进入了战乱和分裂的局面。无力抵抗金人的金戈铁马，宋高宗赶到江南避难。淮南淮北虽然鸡犬之声相闻，却成了两个像南海和北海一样相隔遥远的世界。文学也随之有了南北之分，但这时已经不是北方不如南方，南方轻视北方那么简单了。
金朝有个著名的诗人元好问，他本来是金国的贵族，少年时赶上蒙古入侵，金国大势已去，只好在战乱中流亡，后来臣服了元朝。元好问做过许多诗感慨身世，像宋人一样抒写亡国之痛和离乱之感，钱钟书说他的诗“情并七哀，变穷百态”。“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地南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这首荡气回肠的歌词就出自元好问的手笔。金灭亡后，山西诗人在他身边结成一派，声势强大，而当时南宋的文坛正盛着一股意境狭窄、情感苍白的诗风。钱钟书说，这时南宋的诗派已经无法与北方抗衡了。
钱钟书认为这种南北文学各领风骚的局面恰好说明，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南北之分。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在漫长的历史中都已化做中华文明传统的一部分。庾信入北朝的时候可以作为南方文学的代表，但正是北方质朴雄浑的文风给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自己的经历，结合北方文学的质实和南方文学的形式美，才开启了唐诗的盛世之音。在唐诗中我们只能赞叹中华文明的魅力，却见不出南北的区别了。元好问虽然是金人，却有着汉民族良好的文化教养。他写文章学习韩愈、欧阳修，诗歌学习杜甫，从多方面丰富自己，所以写出诗来可以“变穷百态”，有大家风范而又自成一家。
宋诗的艺术风格
唐诗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很多读者对宋诗了解却不多。钱钟书有本著作叫《宋诗选注》，专门对一些宋代诗人的成就和得失进行分析评价。这里选择宋诗的掌门人黄庭坚，以及“中兴四大诗人”中的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等人来讨论宋诗的艺术风格。
借《宋诗选注》表达自己对宋诗的看法，这是中国古典文人流行的一种做法。不过钱先生以他广博的学识、中西融通的视野把这种古典的诗选注推到一个新境界。他时常借西方的理论来印证中国古典诗歌，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开辟了一条新思路。因为《宋诗选注》纯粹是古典文学领域，所以他引用外文资料最少，但是根据一个文学博士的统计也有12处之多，而且处处显示出过人的睿智来。因为《宋诗选注》里创见极多，所以当时很多人不认同。有这样一件小轶事：1958年《宋诗选注》出版不久，黄肃秋的《清除古典文学选本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评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和胡念贻《评〈宋诗选注〉序》就指出《宋诗选注》有些“白专”＇17＇，带有资产阶级观点，崇尚形式主义、艺术至上主义。还是一个日本学者小川环树说了句公道话，传到国内，才平息下这批评。他说，该选本注解和简评都特别出色，由于这本书的出现，大概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必须改写了。果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宋诗的看法都依照钱钟书先生的看法了。
谈宋诗绝对不能跨过黄庭坚。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老人，江西分宁人，是江西诗社宗派的开创人。在向诗歌王国的顶峰攀登的过程中，黄庭坚就是那个独辟蹊径的人，他对宋诗诗风的形成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影响几乎遍及整个宋代。围绕黄庭坚形成的江西诗派＇18＇名震江湖，他是北宋前期诗坛上公认的帮主，甚至到了清代还有个“宋诗派”，把黄庭坚毕恭毕敬地奉为祖师爷。在这儿要加一句，钱先生是“宋诗派”主将陈衍的学生，可是他没有毫无原则地颂扬宋诗，而是不受门派的约束，指出它的不足，这足以表现出钱先生的广博和识见高超，他的判断完全是从自己的艺术品味中得出来的。黄庭坚生前和苏轼齐名，死后被徒子徒孙们推崇为杜甫的继承者。不过钱先生认为他只学到了杜诗的形式严谨，而没有学到其精髓。
黄庭坚是拿着一根点金棒作诗的，而且这根棒子据他自己解释还是从杜甫那里借来的。他说，杜甫作诗，韩愈写文章，没有一个字没有出处，但后人读书太少，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创造。擅长做文章的人，能够陶冶万物，把古人的话融进自己的笔墨里，就好像有了点铁成金的灵丹妙药。可见，所谓的“点铁成金”就是用古人的说法表达自己的意思。钱钟书认为这段话很能代表黄的诗歌思想。黄庭坚诗歌对宋代和后代影响极大，不过且慢，如果就此以为钱先生也推崇黄庭坚就错了。他对这种诗风评价道：“读书多的人或者明白他讲些什么，读书少的人只觉得碰头绊脚无非古典成语，仿佛眼睛里搁了金沙铁屑，张都张不开，别想看东西了。”
其实，在黄庭坚之前就早有诗人用化用古人的方法作诗，像李商隐、王安石、苏轼，但是到了黄庭坚这里，“点铁成金”的诗法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钱钟书将黄庭坚的笔法和前人对比，指出了他独有的特点。钱钟书说，李商隐和一批师法他的作者都爱把古典成语镶嵌到诗里去，但他们主要都写华丽的事物和绮艳的情景，所用的字眼和辞藻也偏于这一方面。而黄庭坚歌咏的内容比他们要繁复得多，词句的性质也复杂得多，来源也更加生僻广博。李商隐的诗意思若有若无，不可琢磨，用典故辞藻也常常只是为了制造气氛，牵引些情调，好像餐厅里吃饭时伴奏的音乐，给人一种“华而不实”的印象。黄庭坚却有着实实在在的意思，还喜欢说教发议论。但不管他的意思如何平凡，议论怎样迂腐，只要明白了他那些古典成语的意思，就会确切地知道他的心思。这种区别其实也是唐诗和宋诗的区别，前者重朦胧含蓄的整体意象，后者重诗歌的思路内容；前者空灵，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