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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纳即消化吸收。在钱先生之前，人们就经常把读书比做吃饭，把消纳用于读书明理、修身养性方面。明代理学家王阳明＇2＇曾说：“凡饮食只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积蓄在肚里，便成瘤子了，如何长得肌肤。后世学者博学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取眼前事物为己有，犹吞噬而消纳之，化无机体为有机体。”清代有名的古文作家袁枚说过的一段话更是为钱先生所赏识。他说，蚕吃桑叶，但吐出的是蚕丝而不是桑叶，蜜蜂采花，但酿出的是蜂蜜而不是花。读书就像吃饭，会吃的人吃下去长精神，不会吃的人，吃不好反倒在肚子里长出痰瘤来了。钱先生将这段话誉为“明通之论”，并进一步把它上升到“为词章说法”，也就是文艺创作的高度。
钱先生论读书消纳法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要像蜜蜂采花那样博取众长。这层意思常常被人们忽略。人们读书往往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加以选择，像挑食的孩子，喜爱文学书籍的，认为自然科学书籍寡淡无味；喜欢自然科学的，又认为诗歌小说瞎编乱造，对生活毫无用处。长此以往，视野变得偏狭，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情感素质和心理世界也会变得不那么健全。正像吃饭，缺少维生素会影响人的发育，缺少微量元素会导致骨骼疏松，过多又会造成消化不良。兼吃五谷杂粮是保证肌体健康，营养均衡的前提。而博览群书则是保证心智健全，形成良好的鉴赏趣味的基础。钱先生曾引一位哲学家教育后辈作文的话说：“当以蜂为模范，博览群书而匠心独运，融化百花以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成面目。”还援引英国哲学家蒙田的观点，认为在教育儿童读书时，应当让他们随意浏览。儿童的个性趣味尚未定型，广泛阅读才会渐渐发现自己的爱好所在，这种通过有比较有鉴别的选择建立起来的欣赏趣味，要比长辈强加灌输的要科学得多。钱先生幼年时涉猎极其广泛，正是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旺盛的求知欲，以及后来建立在丰厚的知识积淀上的洞察力和鉴别力，使他成为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
读书消纳说的第二层含义是要善于消化。理解消化要注意两点，一是被消化之物往往要改变形态，二是消化之后应当“物化归我”，本来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东西，现在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他的很多著作都引经据典，后来有些研究钱学的人就不辞辛苦将其引用的典籍分门别类，岂不知这些材料都经过先生自己的理解消化，使用起来都别具慧心，在这些引证材料背后闪闪发亮的是钱先生独到的见解，因此后人的研究已是走上偏路了。即使有分类的必要，对待同一则材料，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运用的角度不同，所属的类别也会不同，忽视了这一点，这种分类工作也就费力不讨好了。钱先生似乎早有先见之明，好像早知道会有人这样读他的书，在文章中借了歌德的话说，有些学究谈艺术的时候，不去领会艺术家的别具匠心之处，偏偏去考究人家的渊源师承，这就好像见了身强力壮的人，便跑到他吃的羊群、猪群、牛群那里一一追问：这个人的力量是从你们中间的哪一个身上来的？实在是太可笑了。
消化吸收同时也是创造，两者相辅相成。消化吸收是创造的前提，创造是消化吸收的目的。桑叶变成蚕丝，花粉变成蜂蜜，吃饭长力气，读书长精神，这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规律。消化与创造的关系不仅用于读书，还可将其引申到文艺创造中。钱先生在《谈艺录》中屡次提到近代诗人黄遵宪＇3＇的诗。当时的中国正向西方敞开大门，引进一切新鲜事物。在一片欧风美雨中，黄遵宪提出了“诗界革命”＇4＇的口号，希望中国的古诗在中西文明的撞击中获得新的生命力。黄诗企图突破传统的诗歌境界，大胆吟诵现代科技文明带给人的日新月异的感受，使用新的词汇、句法，但是他不能很好地消化从西方搬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出新诗，反倒让旧诗变得不伦不类，在艺术实践中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没有消化就没有好的创造，也惟有创造才能显出消化的价值，这是对读书消纳说的进一步阐发。
其实，我们不只可以通过读书汲取营养，只要掌握了消纳的真谛，日常生活也是艺术创造和知识积累的源头。因为生活和读书的原理往往相通。钱先生可以写出《管锥编》，也能描画出世态人情入木三分的《围城》，而两书同样能让我们感受到的是钱先生“物化为我”的智能。善于阅读生活、提炼生活的人，通常也是一个会读书的人。
钱先生又告诫后人，读书作文既要“不得不同”，又要“不得不异”。就是说既然无法完全摆脱前人，必定得和他们有相似之处，又要和他们有所不同。因为学习认知是建立在前人的文化积累上的，没有汲取采撷就永远没有超越创造，因此总会有和前人相同的地方。但是读书作文又是以自己的智能心力运思，每个人的心智各不相同，因此永远也不会完全重复前人的见解。这种看似矛盾的过程，恰恰是人类的知识经验传承累积的过程。掌握了这个辩证的道理，就是掌握了读书消纳法的真正秘密。
读书的心法
读书要用“心”去读，学会反观自己，推己求人。找到书中亘古不变的东西，使自己的心灵面对一个陡然开阔的境界，才算找到了书中的精髓。而钱先生所求的正是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一切文明和文化现象中共有的诗心、文心和人心。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引用了一个晋代人讲过的话，他说，有一个方子能让人目明，延年益寿。第一条就是要“损读书”，即少读书；第二条是去掉私心杂念；第三是要经常反省自己；第四是尽量少看让人眼花缭乱的东西；第五是早上晚起床；第六是夜里早睡。这段话是针对手不释卷，夜以继日的读书人而言。虽然刻苦的精神可嘉，但读书——这件被世人视为天下第一高雅的事情居然让人折寿，对读书人不能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钱先生又引法国剧作家费尔丁剧本中人物的话：“天下伤眼睛的事，莫过于读书了。我曾经想读遍法国小说，没想到几个月才读了十分之一二，而视力已大不如前，以至于不能向女人目送秋波了。”看来，无论中外，读书人的心意相通，钱先生的这两段话，不知说出了多少读书人的心声。
可是，读书仅仅是在用眼睛读吗？在书山里奋战，怎样才能做到纵横古今、啸傲群雄而又不至伤身伤眼睛？在给朋友诗稿所做的序言里，钱先生说，读书“必深造熟思，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无町畦”，沟通古今中外，化书本知识为性灵体悟，正是读书的心法。
古往今来，时代变迁。但是，无论时光如何流逝，社会怎样变化，人的精神总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能对说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的孔夫子会心微笑，能为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扼腕叹息，能在周围的生活中找到莫里哀＇5＇剧本中的伪君子达尔杜弗的影子。古人曾说：“《书》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其中，观《书》若不求其心所在，夫何宜！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见古人之心。此论最好，真读书之法也。”要明白古人的心思，不必重新置身于历史，只要反观自己，推己求人，找到这亘古不变的东西，使自己的心灵面对一个陡然开阔的境界，才算找到了书中的精髓。而钱先生所求的，已经不止是古人之心了，也不限于小我的一己之心，甚至也不局限在书本里，他要求的是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一切文明和文化现象中共有的诗心、文心和人心。
钱先生给徐燕谋诗稿所做序言中，对近代中国国门开放之初的文化文明现象的论述，更能说明他所实践的“心法”。对于那些享受着西方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而对西方文化避之犹恐不及的腐儒，钱先生表现出极大的蔑视，把他们称为井底之蛙。这些人抱残守缺，重货利而轻义理，自安于狭小的生活空间里。而义理正是西方文明迅速崛起的关键所在，是古老的中国继续发展亟需补充的血液。思想的进步才能带来文明的振兴，现代科技成果不过是西方文化精神下的一个产儿罢了。其实我们的祖先在文化胸襟的开放意识上，早就做出了表率。钱先生特别提到了李斯＇6＇和他的《谏逐客书》。李斯是秦代的丞相，他在文章中告诫秦始皇要善待各诸侯国的士人。他论辩道：既然皇帝能接纳六国的珠宝、美女、珍禽异兽，为什么要驱赶六国的士人呢？他们才是一个国家的精华所在。如果那些腐儒读过这篇文章，而且在阅读的时候，能掌握了读书的心法，不仅仅惊诧流连于其中所描绘的风物的华美和丰沛，而且能感受到在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包举宇宙，凡天下之物皆拿来为我所用的开阔的气度和宏大气势，就不会这样愚顽不化了。
对于另外一批趋时追新者，钱先生同样持否定态度。他提到了黄遵宪，说此人只懂得铺陈欧洲的新名词、新事物，对西方文学的形象意境却不能领会，这就好比只看到了细小的金屑闪烁的光芒，却没有做到盐融于水那样对西方文学的领悟，生吞活剥，结果反而败坏了那些弥足珍贵的东西。在当年的中国，钱先生的这番论述的确让人警醒。即使是在今天，那种只会玩弄新名词、新概念却不理解其文化背景；只会盯着畅销书排行榜而缺少鉴赏口味；只是以西方的文化艺术现象为时髦而亦步亦趋，却不能领会其文化内涵的，不也是大有人在吗？
掌握了读书的心法，思想可以在人类文明的长河里自由驰骋。尘封在书页里的文字都有了生命，跳出来与你对话。你会看到思想的脉络是怎样在历史中延伸，而自己又处在这条脉络的哪一个结点上。你能够以自己的想法为主线，提纲挈领，在浩瀚的书海中发现你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将庞杂的材料理出头绪，为我所用。掌握了读书的心法，对作文尤有裨益。作文，其实是一种创造。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道理何在？钱先生认为，把书卷见闻化做自己的性灵后，就可以“因情生文，应物而付”，不再被书中的框架所拘囿，不再被前人的规范所限制，心之所至，手之所至，洋洋洒洒，仿佛所有的文字都是从自己胸中流出，古今相忘，一切人为的区别都被思想的深邃广博穿透了。
读书心法的卓绝之处正在于，使知识超越时空，化为己有。这比消纳法更前进了一步。如果说消纳法更侧重于对一本具体的书的读法，“心法”则告诉你面对人类文明的巨大图书馆时，应当从何下手。心法是一条有效的快捷方式，它教我们用心读书，而不只是用眼读书。当你学会了用自己的大脑在书海里钩沉索引时，读书可能就不是一件伤眼力的事情了。
读书的境界
读书的境界应该是什么？钱钟书所推崇的就是不通过读书，而是通过在生活中细细体会，悟出的人生道理能与前人书中阐发的道理暗合，这就达到了读书的至高境界。
在《管锥编》中，钱先生提到了《世说新语》中的山涛＇7＇。山涛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8＇之一。一次，晋宣武帝决定以文治代替武治，山涛反对说，孙子、吴起用兵的本意就是为了防止祸患发生，大臣们都没有在意。果然，八王之乱发生后，盗贼四起，各地缺乏防备，无法制止，人们想起山涛曾说过的话，不仅称赞此人“不学孙吴，而暗与理合”。魏晋时候，战乱频繁，政治处于篡夺了曹氏政权的司马氏的高压之下，士人们既无法于仕途施展自己的胸怀抱负，又于流离颠沛的生活中感受到生命苦短，人生无常，为了排解这种郁闷的心境，寻找生活寄托，只好隐居山林，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老庄哲学一向提倡人要返归自然，不被人世的名缰利锁牵制，通过静观自然而忘我，达到与万物同游、逍遥自在的境界。这种豁达超脱的人生哲学正好成为士人们的心灵寄托。习读老庄，清谈玄理，以名士自居，成了许多士人的选择。但是，山涛从来不肯以清谈名士的身份标榜自己，他虽然不读老庄，但诗词歌咏、言谈举止总能与老庄的玄理暗合，旷达洒脱，故时人赞他为真正的名士。
能够做到暗合于理，读书的境界又上一层。如果说掌握了读书的心法，还只是在理论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