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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做到暗合于理，读书的境界又上一层。如果说掌握了读书的心法，还只是在理论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暗合于理，已经是深入到生活之中，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头脑进行综合判断，做出选择。这是建立在人生感悟上的一种“识”，比起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它是融化在自己的血液中的，两种知识的深浅差异不可同日而语。带着书本知识的积淀走进生活，必须通过个人的亲身感受，才能将这些知识化为人生的智能，达到读书的真正目的。带着生活的积累去读书，以书印证自己的人生，才能理解作者的心意，做到书和人心有灵犀。而如果在不知不觉中能与书中的道理相合相契，那么，书就成了我们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而生活，也就成了一本读之不尽的大书。当你发现在生活中悟出的道理与他人、前人英雄所见略同时，心中的那种惊喜可想而知。
钱先生的一生，既有陶渊明的淡泊名利，也有李白的狂放不羁，同时又融合了许多中外学人的睿智、机敏，再加上自己诙谐幽默的个性，这些都成为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钱先生读书，读的是纵横古今的人心和世情；读钱先生的书，读的是一代学人的心灵和精神；看钱先生的人生，翻阅的是一部以中国蕴蓄精深的文化传统为根基，贯通中西文明的智能之书。
要点
1．“热读”和“冷读”是读书的两种技法。但是，“热读”和“冷读”也不是机械的规定，而要因人因时因事而宜。
2．读书的关键在于“消纳”，是说读书像吃饭，书中的营养要化为自己的精神和血肉。
3．掌握读书的“心法”。读书不限于篇章字句，要凭一双慧眼悟到字里行间蕴藏的诗心和文心，发现古今中外相通的亘古不变的精神。
4．深刻体味人生，悟出的人生哲理与前人书中阐明的道理暗合，就达到了读书的至高境界。人生，也就成了一部精彩的大书。
注释
＇1＇ 怀素：唐代僧人，玄奘弟子，以狂草出名，相传他种芭蕉树上万株，以芭蕉叶为纸练习书法，秃笔成冢，他的草书继承唐代大书法家张旭的笔法，世称“颠张狂素”。
＇2＇ 王阳明：1472—1528，浙江余姚人，明代著名理学家，提倡“格物致知，自求于心”的知行合一说，创立了阳明学派。
＇3＇ 黄遵宪：1848—1905，光绪年间曾以外交官身份出访欧美各国，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的思想，并且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
＇4＇ 诗界革命：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震撼，人们认识到要拯救中国不能只学习西方的科技文明，还要进行文化方面的变革，于是在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领域出现了普遍的革命。黄遵宪作为“诗界革命”的发起者，主张诗无古今，只要能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和经历感受，不必非得模仿古人。
＇5＇ 莫里哀：1622—1673，法国17世纪著名古典主义喜剧作家，著名作品有《伪君子》、《唐璜》。《伪君子》中的主角达尔杜弗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画廊中骗子的化身。
＇6＇ 李斯：？—前208，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丞相，曾设立郡县制，下令禁书，和外戚赵高废秦始皇的长子，立次子胡亥做皇帝，后来被赵高诬陷为谋反，腰斩于咸阳。
＇7＇ 山涛：205—283，晋代人，喜好老庄，是当时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曾任吏部尚书十余年。
＇8＇ 竹林七贤：三国魏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刘伶、阮咸七位名士经常在竹林里聚集宴饮，七人都擅长诗文，喜欢老庄玄学，行为放诞风流，不拘世俗，被人称为“竹林七贤”。
思考题
1．你认为哪些书应当热读，哪些书应当冷读？
2．怎样才算掌握了读书的心法？
3．如何理解读书的最高境界？
二、作文的品质
章节提示：
按照传统文人的观点，文章和道德是分不开的，能写的一笔好文章的人必然有良好的道德素养，而道德高尚的人通常总能写出好文章。对于这种观点，钱钟书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透辟入理的分析批评。
钱钟书认为，为文与为人是不一致的。忠厚老实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可能会浪漫豪放，甚至尖利刻薄。文章写得超凡脱俗，现实生活中却可能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做人需要谨慎持重，做文章则要放荡。此处的放荡不是品行不端之意，而是指写文章要掌握委婉多变的手法。若作文一律提倡忠厚平和，写出的文章则会平淡无味。立身与文章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两者若即若离。所以，首先不能把作品看成作者的身世自道，以文章判断作者的德行善恶，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次，不能把作品的虚构想像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混为一谈。
人有时会言行不符，真正了解一个人要从各方面验证观察。但在文字中宣泄和在生活中周旋的人虽然会表里不一，却是“真我”的两个层面，观点虽有差异，文章风格却无法摆脱真实性情的流露，这又是文如其人的一面。对文如其人要有辩证的态度。我们不能用作品判断作者的为人，却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自诩是什么样的人。
做人须有道德，作文要有文德。钱钟书对历代的“文德”进行辨析，提出自己的文德观。那就是本着探求真理的精神、严谨科学的态度作文，喜闻过，不向世俗妥协，保持追求真理的勇气。
立身与文章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做人处世要谨慎老实，文章却应当写得富有机心，委婉多变。刻薄人善做文章。因为文艺标准和道德标准不同，文艺创作离不开虚构，所以总是企图把作品和作者为人相印证的“诗史”＇1＇传统值得怀疑。鉴赏文学艺术时，要意识到它们独有的标准。
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既然文章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兴亡，写作者就应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这本是无可厚非的观点。但是，为文与为人常常不一致，而且，立身处世与立意作文遵循着不同的准则。
古人曾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钱钟书解释道：“端人不妨做浪子或豪士语。”即是说，端正忠厚的老实人，写起文章来可以很浪漫很豪放。反之，也有“冰雪文出于热中躁进者”的情况，即是说，文章写得超尘绝世，生活中却可能是急功近利的名利之徒。文章写得高妙，道德却可能极其低劣。钱钟书举隋炀帝的例子，隋炀帝的诏书诗文写得古雅博奥，颇有尧舜之风；但是他作恶多端，几乎可以和桀纣“媲美”。这种差别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从中引出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准则。
钱钟书认为“刻薄人善做文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难道老实的人就写不出文章了吗？他在《管锥编》里引用了《说郛》中的一段话：“盖默写物态，考核事情，几于文致、博会、操切者所为，非精密者不能到；使和缓、长厚、多可为之，则平凡矣。”事态人情委曲多变，心思细密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微妙之处，写文章时才能从细微处着笔，阐发幽微，把其中隐藏的道理一一点拨，用委婉的笔触引人入胜，让读者就好像走进了花园里弯曲的小路，每走几步便能看到一处意想不到的风景，总有惊喜的发现在前面等着。《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为人尖酸刻薄，可是诗情才思却在众人之上。刻薄人对现实常多不满，以挑剔的眼光看待事物，往往精密深刻，会有许多新异之见。性情和缓长厚的人通常容易适应生活，却很少能从平凡中发现惊奇新鲜的感觉，写出的文章容易流于平庸。所以，做人要谨慎持重，作文则要刻薄。钱先生本人就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他的著作嬉笑怒骂，放达洒脱，汪洋恣肆，文中处处潜藏着机心；而他的为人却是那样与世无争，有种令人难以企及的脱俗之风。
为什么为人和为文会出现如此差异呢？钱钟书拈出18世纪的一名法国妇女说过的一句妙语：“我的行为中有悖于道德的方面，用言论来补偿”。对于那些文章和道德分离的人来说，这句话道出了他们的典型心理。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2＇其实早就谈到过这个问题，书中说，人的言论和想法往往相反，文章怎能用做考察别人想法的凭证呢？“诗言志”的传统于是被戳了个大窟窿。钱钟书又把这种观点引申一步，指出了修辞文章中的为人之道和人生处世中的为人之道的差异。他说，作文与做人，相通但不相同，两者若即若离，彼此倚伏。人与人不同，文与文不同。即使同一个人所写的文章，也因时因地而异；同时同地所做的文章，也因文体的不同而不同；如果文体相同，主题的不同还是会带来差异。看到精心构思的文章，就武断地以为是作者在自陈身世，真假不辨，而不考虑到文学本身和作文情境的种种差异，就像“痴人闻梦，死句参禅”一样。钱先生谈到了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李商隐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歌，但他自己声称，虽然诗文常涉及到“南国妖姬，丛台名妓”，自己的为人实际上却与风流无涉。
上面这些议论除了说明作文和做人的不同外，还表现出钱先生对中国传统的“诗史”说法的不满。中国的诗歌历来有比兴传统，用香草美人比喻明君贤臣，用爱情的失意苦闷比喻不为君王赏识，仕途不顺。所以，后人解读李商隐的诗都本着这一宗旨，读诗倒像猜哑谜，像解释隐语。钱先生说，因为这种诗史的成见，诗歌成了历史和政治的附庸，本来是发自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的情感咏叹，全都按整齐划一的“美刺”＇3＇标准加以衡量、演绎，颇有一批人善做这种捕风捉影的工作，但真正深思明辨的人无法赞同。
钱先生的这两个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诗歌理论的弊端。千百年来，将艺术标准和道德标准混淆，将作文和做人混淆的批评标准，以及香草美人的诗史成见根深蒂固，以至于作者自己也以为其作品乃自报家门，或者认为诗文必须要自道身世，或者希望别人看了自己的文章也会赞赏自己的为人，而“虚构”这一文艺创作的基本手法反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样，钱先生也就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要点：一是不能只根据作品或者作者自己的话来断真假是非，必须由“行间字外”求得真相；二是要理解虚构想像是文学作品和非文学区分的界限，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很多读者和研究家却常常在这个问题上误入歧途，经常闹出穿凿附会的笑话。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这就是艺术的真实。钱先生认为经验对作品固然重要，而艺术境界的创造又不全依赖经验。宋玉＇4＇没见过巫山神女而能作《神女赋》，不亲自经历而创造出栩栩如生的境界，才是大家区别于中下之流的地方。如果一定要作家对自己写的事情亲自经历，那么《水浒传》的作者一定得是绿林大盗，《西游记》的作者不是神仙就是妖怪了。杨绛先生也说过：“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像，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像是这个火发出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的大小。”
从作文与做人的不同引申到文学批评应当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给想像留下充分的空间，钱钟书一步步深入到文学的内部规律中。这种就事论事，坚持文艺自身独立性的态度在现实生活里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大兴文字狱，从秦汉之后乃至文化大革命，被无辜牵连的人不计其数，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钱先生尖锐地指出，或者把文章当做罪犯招供的罪状，拿来定案用；或者把文章视做间谍秘密联络的信号，钩沉索引，都不是对待文学的正确态度。前者把文章看做真言实事，后者把文章看做对实事的含沙射影，历史上的冤案多源于此。其实，对文学作品的虚构之言，只要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就可以了。
虽然作文关系到社会教化，文章应有补于人心世道，但这也许更多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客观地讲，艺术和人生，作文和做人有不同的标准，两者相通相异，进行判断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做人讲诚信，要真实；作文宜虚构，充分发挥想像。掌握了这关键的一点，才能排除道德说教，更好地体会文学的魅力，并使文学评论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驳“文如其人”
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文章呈现出来的作者和真实的作者未必一致，有时甚至恰好相反。但文章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又的确都是真实的自己，它表明了人的两面性、复杂性。“文如其人”又有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