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唷Ｋ豢冢宕嗔骼耐庥锪⒓窗蜒俏×恕Ｋ部蜗癖硌菹肪纾馨咽橹械娜宋镆桓龈鲅莼睢Ｋ挠锏骱蜕袂槿么蠹沂贾占且溆绦隆６病拔难馈笔保邮槟苡眉钢钟镅苑直鹦闯霾煌说氖渥魑ぃ窍蛩纸堂鼐鳎皇乔榈匦πλ担骸懊皇裁矗徊还芰氚樟恕！痹隰吣洗笱У娜晔奔渲校邮榇游闯俚焦├廊菏榈南肮咭廊话樗孀潘�
1948年，香港大学和牛津大学先后邀请他前去任职，都被钱钟书婉言谢绝了。他说：“这儿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里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期，钱钟书和杨绛来到北京，应邀重返清华大学任教。经过16年的辗转，钱钟书终于和母校相聚了，掀开了他人生中崭新的一页。
在清华任教期间，钱钟书仍然是一个充满童心的人，对许多别人不屑一顾的事情都保持着兴趣。他们家曾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钱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柔地在他手腕上一搭，表示感谢。钱钟书说它有灵性，因此特别宝贝它。小猫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钱钟书特意准备了长竿放在门口，不管天气多冷，只要听到猫叫，就急忙从被窝里跳出来去帮自己的猫打架。但面对着后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钱钟书的童心渐渐衰老了。在1949年夏季之后的三四年里，钱钟书一家的生活基本上还是平静安定的，但是，钱钟书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并自称“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只是在知心好友和亲属之间时有书信往返，可以作为他的思想生活的些微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个领域都处于整顿建设中。清华大学也毫无例外地接受接管、整顿、恢复，进行课程改革，师生们十分活跃，不断地开会、动员、宣传、学习，很多活动冲击了课堂教学，钱钟书也被迫忙于参加各种会议，这对于嗜书如命的钱钟书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1950年，在中央领导多次坚决邀请下，钱钟书承担起“《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工作，负责《毛选》的英文翻译、定稿、审稿。他对待这项工作极其严肃认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对时事、政治也很是小心谨慎。到1958年极“左”思潮盛行与大跃进运动开始，钱钟书虽然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始终保持沉默，再加上翻译《毛泽东选集》取得的巨大声誉以及中央领导的保护，他终于未被划为右派，逃过了一劫。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也比其他留过学的专家学者幸运得多，这些都是后话了。
1953年，全国实行院系大调整，钱钟书被调到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专门研究中西文学。文学研究所开始隶属于北京大学，1955年改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1976年独立并扩大为“中国社科院”，钱钟书便成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的研究员，一直到他逝世为止。
在学部工作之余，钱钟书总是闭门谢客，抓紧读书，但是，平静安宁的生活还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天天被打破。1955年，他们的邻居林徽因，一位兼具智慧与美的女性去世了，这使许许多多的清华人感到悲伤。紧接着，大规模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随后，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纷沓而至，在举国上下一片躁动的红色浪潮里，时间一晃便到了1956年。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其中《宋诗选注》一本的任务便交给了钱钟书。钱钟书坚持诗歌取舍要以艺术水准为标准，可是在那个一切都要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时代，在一些人眼里，政治标准要比艺术标准重要得多。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历代选本都选了，在当时的极“左”思潮下，更是意义重大。钱钟书却认为这首诗虽然充满正气，还不能代表文天祥的最高艺术境界，他还有更好的诗歌可以入选；而且，这首诗已经被很多人读得烂熟，重复选择只是一种浪费。钱钟书凭着他固执与傲岸的秉性，据理力争，最后，《正气歌》虽然没有入选，钱钟书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书一出版就受到了严厉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这又成了他一项莫须有的罪名），但是，选集中仍有一些诗歌违背作者的本意，给钱钟书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杨绛的论文也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一面白旗”受到批判。这一年，钱基博老先生去世，第二年，钱钟书的母亲也离开了。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的形势相对缓和，学术气氛也相对宽松自由起来。钱钟书又承担起《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在工作之余重新提笔写作，后来又主持《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还亲自写了《宋代文学的承前启后》和《宋代的诗话》两部分，前者是宋代文学的概述，也是全书最生动的一部分。此书出版后一直作为全国高校的文科教材。此后，钱钟书又参与了《唐诗选》的编辑。后来收入《七缀集》的一些文章也是在这段时期内写成的。可是谁又能料到，在这段平静的时光背后，还有一场更大的浩劫在等待着他们。就在《唐诗选》刚刚出版的那一年，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钱钟书那枝生花妙笔也沉默了10年。
文化大革命中，钱钟书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不幸的，因为他们遭受非人待遇，被迫和他们视为生命的读书和思考分离。但是，钱钟书在这所有的不幸中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和相濡以沫的爱人互相搀扶着走过了这10年，即使在那个最冷酷的世界里仍然有人世间最珍贵的温情陪伴着他。
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三天后，钱钟书也面对同样的命运。有人贴大字报说钱钟书蔑视领袖著作，夫妻两人不服输，趁着夜晚在大字报下面贴了小字报，提供线索请求实地调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之后，钱钟书和杨绛就成了不是被斗便是陪斗的对象。每天去上班，他们都得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牌子上有自己用毛笔工整写着的罪名，钱钟书在学部扫地，杨绛扫厕所。钱钟书打扫院子有专人监管，扫完后还要把屋里所有的桌子并成马蹄形，恭听训话，或者写检讨。杨绛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后，就躲在里面一边休息，一边背诗词。后来两个人更是经常地挨批斗，但他们从不觉得低人一等，反而更加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在被批斗的日子里，钱钟书和杨绛经常一同上班，一同下班，互相照顾，走路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一些年轻人在背后羡慕地说：“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那时还有个规定，高级知识分子家一定要进驻造反派，钱钟书家里就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他们经常呵斥打骂两位老先生。钱钟书也奉行“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与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但是，从此造反派也对这个倔老头敬畏三分，认为他有骨气。
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的干校接受教育。罗山是一个山区穷县，耕地很少，干校人员无事可做，就又搬到息县东岳村，负责脱坯、造砖盖房。钱钟书身体虚弱，受到特殊照顾，只干些烧水、看菜园之类的轻活。一些年轻人特别尊重优待钱钟书，有时还特意为他做葱烧鲫鱼、油爆虾这些在当时的北京吃不到的美味。钱钟书的书生气在干校也时常会闹出笑话，比如别人照顾他，派他烧开水，可是他和另一位老先生却大感为难，半天烧不开一炉水，弄得非常狼狈。
1970年，杨绛也由北京下放到河南干校，被分到菜园班。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已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时都要从这里经过。夫妻俩可以经常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杨绛，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倒也给他们的下放生活增添了一些慰藉和情趣。有一次，杨绛看到一只猫把咬得血淋淋的老鼠放在她床上，被吓得战战兢兢，钱钟书听了反而大乐，安慰她说：“死鼠的内脏和身躯分开，离也；鼠者，外也。这是吉兆，说明你要离开此地了。”杨绛明知这是钱钟书安慰她的话，仍然听得津津有味。
钱钟书每天去邮电局取报纸，时间长了，与邮局的工作人员也混熟了，他们常常让他辨认那些生僻难认的人名地名，钱钟书总能不费力气地辨认出来，因此邮电所的同志都对他另眼相待，每次去时，总会给他沏一杯好茶。
在第一批返回京城的人员里，没有钱钟书和杨绛。杨绛指着一个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钟书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没有书。”是的，对于嗜书如命的钱钟书来说，书比一切物质享受更重要；在那样恶劣的日子里，他箱子里的字典、词典、笔记和碑帖都成了缓解痛苦的良药。干校搬迁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些，女儿还经常给他们寄些东西和衣服以及外文报刊。老夫妇劳动之余，就到野外散步，荒野的黄昏晚景给他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安慰。1972年，他们终于回到了北京。在这场噩梦般的浩劫里，钱钟书酝酿出学术巨著《管锥编》，杨绛写出了被人们广泛传诵的《洗澡》、《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作品。
老年——屹立的文化昆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钱钟书又回到他心爱的学术领域里来。1978年以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交流逐渐增多，钱钟书作为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让世界领略到了他个人的智慧和中华文明传统的魅力。1978年，他出席了在意大利召开的第二十六届汉学会；第二年出访法国、美国；1980年前往日本访问讲学。每次出访，他渊博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幽默睿智的谈吐总能征服各国的学者，被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德文系教授誉为“生平所见过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钱钟书学问的博大精深，“钱学”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电视剧《围城》的播放，钱钟书各种著作的出版，都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而钱钟书依然是一副淡泊自守的姿态。他把大多数时间用在读书写作上，轻易不接见记者、各种拜访者，也不出席各种邀请，又恢复了当年在清华读书时的老样子，按照自己的原则生活；而对昔日的好友，甚至他们的子女，钱钟书却一直十分关心。
1998年，钱钟书走完了他将近九十年坎坷的人生历程，留给后人一座座钻之弥深，登之弥高的学术高峰。痴顽天真、狂狷傲岸、刚直磊落，我们只能用这些简单的词汇在心里默默勾勒这位老人的形象，在一本本厚重著作的字里行间回味他的性情，分享他的智慧，作为我们对他永远的思念。
挚友相伴——钱钟书与近代学人
钱钟书从出生之日起就似乎与学术大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钱基博就是我国近代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用在钱家是再恰当不过了。而后又有一大批卓越的学人出入钱钟书的生活，在其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们或意气相投，书信酬唱；或相知相助，共度危难，既有生活中的交往，又有学问上的砥砺，这些交往为近代学界增添了不少佳话。大师们的光彩彼此辉映，钱钟书的睿智学识和人格魅力也于其中更加生动完整地体现出来。在这些近代学人中有不拘一格取人才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亦师亦友的吴宓，同为清华学子、师共吴宓、与钱钟书有“南能北秀”之称的张荫麟，在法国归国的客轮上一见如故、惺惺相惜的冒效鲁，在偏僻的湖南国师里畅谈的好友徐燕谋，还有叶公超、傅雷、吴晗＇3＇等人，不可尽数。
钱钟书与吴宓
吴宓（1894—1978），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人、诗人。曾经在清华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和浪漫诗。“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当做“资产阶级学术反动权威”而遭到批斗，1978年在贫病交加中惨死于陕西老家泾阳。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起吴宓，《吴宓日记》公诸于世，至此，一个正直刚强、独立自守的知识分子；一个在新旧文化之间挣扎的诗人；一个追求幸福而不得、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激情的悲剧人物才开始渐渐为世人了解。用钱钟书的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