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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教导学生时说“治学必须先有追求真理的勇气”，钱钟书认为这是以文德为前提的。南北朝时的范缜＇12＇、刘勰、钟嵘＇13＇在他心目中就是有真理之勇的人。他就以他们为例来说明文德。范缜是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的侍从。竟陵王是齐武帝的二儿子，地位尊贵，极有势力。他深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说，而范缜不信佛教。子良问他，你不信因果，为什么人世间有富贵贫富之分呢？范缜回答道，生命好像开在枝头的花，在同一个枝条上成长，在同一个花蒂上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落在华美的枕席上，有的落在茅厕里，这就是您和我的差别。子良不能说服他，很不高兴。范缜又写了《神灭论》说明自己的观点。子良做了梁武帝后，旧事重提，发动群臣对范缜口诛笔伐，但《神灭论》的思想严谨周备，尽管发难者气焰甚嚣，范缜却岿然不动。《神灭论》依然成为无神论的典范之作。钱钟书评论道：反对者声势显赫，讨伐之声拥满朝廷，即使这些人强词夺理，虚张声势的样子也足以把人压倒，范缜不但不退缩，势单力孤反而抗辩滔滔，以一对多，使得梁朝君臣好像麻雀群集斗鹰鹞，好像群狐斗虎，人虽众多终究无用。或者范缜的勇气是因为梁武帝的大度，所以他有恃无恐，总之两者都是难能可贵的。《荀子》曾说，若天下的人能了解我，那就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若人们不了解我，那就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无所畏惧，这是大勇。范缜的为人可称为大勇，能写出千古流传的《神灭论》也并非偶然了。
开六朝文论之先的刘勰、钟嵘属于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不贿赂权势的“文德”之士。刘勰创作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一。钟嵘的《诗品》是专门论述诗歌的第一部著作。两本书被后世学者誉为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双星”。两人能为文学批评做出不朽的贡献，和他们不随波逐流的文德有关。梁昭明太子、简文帝非常赞赏陶渊明，但刘勰、钟嵘自有独立的见解，并不因皇帝的喜好就对陶渊明另眼相看。《文心雕龙》除了在《隐秀篇》中将陶渊明一笔带过之外，其他地方就不再提及。钟嵘在《诗品》里虽然将其奉为“隐逸之宗”，论及陶渊明的“人德”，却将他列为中品。钱钟书评论说：刘勰、钟嵘不是陶渊明的知音，但是，刘勰作为昭明太子门下的侍从，却不因权势改变自己的立场，不说违心的话，其文德几乎能和范缜相媲美了。对陶渊明的理解如何暂且不论，钱钟书欣赏的是两人作文的勇气和独立品格。
孤陋寡闻却偏要架起空中楼阁，为了维护自己的孤陋之见而诡辩，歪曲真理，说着违心的话哗众取宠，都是缺少文德的表现。本着科学的态度追溯事物的本原，本着好学深思的态度探究事理，不惧怕改正错误，面对打击压制不退缩，都可认为有“真理之勇，文章之德”。钱钟书引用一位17世纪英国哲人的话：深思好学的头脑必须同时有纯正的心灵和端洁的精神。我要把道德作为最严谨的名辩。后一句话含义精深。心灵的辩证法是最严谨的逻辑思辨，任何伪饰的行为都不免留下破绽。心之诚伪无论表现得怎样委婉曲折，都会呈现其本质，逃脱不过心灵的逻辑裁决。所以，没有文德的人怎样伪装也绝难写出天下的至文，除了有才华和学识，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下笔时的道德良心才是写好文章的前提条件。借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修辞立诚，无愧于心”。尽管作文和做人会有不同的准则，文章和作者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差距，但一个“诚”字，却是两者共同的品德。正是有那些尽管身处不易之境仍不肯违心罔己的仁智之士，用他们的言行，用他们的文章之德和真理之勇，写下一篇篇光辉的文德论，才有了人类文明精神的绵延传承。历史，因他们而传承，因他们而可信。
要点
1．作文和做人既有相通之处又不尽相同。立身须谨重，文章须放荡。没有曲折委婉的笔触，写出的文章会失于平淡。刻薄人善做文章。
2．虚构创造是作品的生命。不能把作品看做作者的身世自道。以文章判断作者的德行善恶，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把作品的虚构想像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混为一谈。
3．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文不一定如其人。文章中的作者和生活中的作者经常自相矛盾。文章的格调境界是作者性情的自然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如其人。文章中的人和生活里的人都是真实的，这说明了人的复杂性、两面性。
4．做人要有道德，作文须有文德。文德的基础是追求真理的勇气。
注释
＇1＇ 诗史：是中国传统的对诗歌本质的看法。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很多人把诗歌和历史混淆起来，认为诗歌要有真实的历史作为依据，于是把作品当作作者真实经历的反映，把各种比喻都理解为作家的理想抱负的投射，特别是自从屈原以后，香草美人几乎成了贤相明君的固定说法，这种观点对一部分诗文适用，但是忽视了艺术创作的虚构性，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规律，因此受到钱钟书的批判。
＇2＇ 《文心雕龙》：南朝刘勰创作，因为写文章要仔细雕琢，多方修饰，好像雕龙一样复杂细致，故如此命名，意思是文学家运思写作好像雕龙。全书10卷，50篇，谈到了文学的本质与起源，构思与创作，风格与体裁，写作技巧、批评与欣赏等多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杰出的一部著作。
＇3＇ 美刺：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刺”即讽刺。
＇4＇ 宋玉：战国时期楚国人，相传为屈原的弟子，曾为楚顷襄王大夫，流传至今的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六篇作品。
＇5＇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西汉成都人，擅长写作辞赋，著名的有《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都是汉大赋的杰作，王莽时因事被株连，投阁自尽。
＇6＇ 嵇康：223—263，三国时魏国人，著名文学家，诗风洒脱豪侠。他的《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杰出的音乐美学论著，也是玄学的代表著作。
＇7＇ 魏收：505—572，北齐史学家、文学家，与温子升、刑邵并称北朝三才子，但生性轻薄，官至尚书右仆射，编修国史，著有《魏书》，当时的人因为他褒贬不公，称该书为“秽史”。
＇8＇ 阮大铖：1587—1646，明朝人，天启年间任吏部都给事中。因为依附宦官魏忠贤被罢官。明福王时，和驸马马士英共同把持朝政，官至尚书。清兵进攻南京时，主动乞降，后来因为一次卖国的密谋被识破，跳崖而死。
＇9＇ 潘岳：247—300，西晋文学家，曾任河阳县令，因在县里种满桃李，一时传为美谈。他擅长辞赋，尤其擅长悼亡诗。潘岳长得非常漂亮，传说出门时妇女向他乘的车上扔果子表示爱慕，果子装了满满一车。后来“潘郎”就成了妇女所爱慕的男子的代称。
＇10＇ 章学诚：清代人，在清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任职，学贯古今，尤其精通史学。
＇11＇ 王充：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小时候学习儒家，但又能兼通百家，只做过一些小官，还不断和上司发生矛盾，于是弃官回家，专门进行学术研究。他的《论衡》抨击神学迷信，同时还提出了如何正确写作，什么样的书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美的等问题。
＇12＇ 范缜：南朝梁人，著作《神灭论》针对当时佛教盛行的现象进行了犀利抨击。
＇13＇ 钟嵘：南朝人，他创作的《诗品》也是文学理论名著，和《文心雕龙》一起被誉为文论史上的“双星”。此书主要对从汉到梁的122位诗人进行了诗歌品评。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刻薄人善做文章”的观点？
2．“文如其人”到底对不对？怎样辩证理解它？
3．如何培养自己的“文德”？
三、读书的精神
章节提示：
对传统的继承是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展开的。它根源于人的天性，作为一种能思考的生物，人的每一刻也许都在追问“是”或者“不是”，人生多半是在自我肯定和自我怀疑的矛盾组合中度过。知识积淀同样受这一矛盾的支配，因此，人们在读书的时候，应该具有怀疑的精神，不断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这样的问题。
钱钟书治学，就是本着辨伪求真的精神。即使是那些已成定论的事物，也是从不轻易相信的。典籍高册、历史文献，概念名理，这些都要经过他深思明辨的心灵透镜的检验。书不可尽信，这是钱钟书的一个读书原则，因为了艺术创作或者其他原因，历史上常有很多言不由衷的书，尽信书往往会闹出笑话。
同样地，历史也不能尽信。虽然有事实作为依据，但语言却容易失真。古人史识浅薄，不懂得区分真幻，存疑传信，记事时往往体会人情，揣摩情境，不自觉地运用想像、虚构，还以为理所当然。历史，不知不觉地就走到小说的道路上去了。钱钟书辨析了“诗”与史的关系。指明古人有诗心而缺史德，与其说“古诗即史”，毋宁说“古史即诗”。历史，总是人的精神心理蜕变留下的痕迹，从此意义上讲，不仅史书是史，一切典籍都是历史。只凭具体的历史事迹不足以认识历史，要多方参考，绕到史书的背后体会历史精神。
名教传统在历史中根深蒂固。但人们常常将名和实分离，概念、名份成了人的心理负担。钱钟书深感世间事物多有名无实，提出无论读书还是治学都不要“只求正名，浑忘责实”，不要尽信名而忽视了实际。
怀疑的精神
由于艺术创作和其他种种原因，我们身边常常存在一些言不由衷的书。了解一些信息误传的手段，可以提高我们鉴别的能力。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不信书也不如无书。对一切见诸文字的东西都要学会用自己的头脑去辨析，怀疑的精神。
钱钟书曾讲过两个有趣的故事。唐代一个叫王彦龄的人好唱《望江南》词，去宫廷拜见长官时，他的上司责备他，王彦龄立刻上前用《望江南》的句式回答道：“居下位，常恐被人谗，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作《望江南》……”下句没想好，回头正看到一位姓马的军官，于是接着说：“请问马督监！”退下宫廷，马督监责备他说，我又不知道情况，你干嘛让我作证啊？王彦龄笑着回答：“暂且借您押押韵，请别见怪”。另一个是《说郛》里记载了一个叫李廷彦的人，他给上官献上排律百首，其中有一联说：“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官读后替他伤心道：“想不到您家里遭到这样的不幸。”李连忙解释说：“不是的，不是的，没有这回事儿，这么说只是为了押韵方便。”
对于这两个故事，钱先生说：“虽发一笑，足资三反。”反思什么呢？首先一个就是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其次，是对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应持的态度；再次，推而广之，对所有见诸文字的东西应当如何对待。文学追求艺术性，当然离不开虚构。如上文讲的两个人可笑之处不是因为他们随意编造，而是因为一个人不分场合，需要明言事实的时候仍然用艺术手法处理，所以闹出“环境错位”的笑话。另一个则完全不顾生活的真实，把文学创作理解成纯粹的形式追求，不着边际地臆想。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作家还做着类似可笑的事情，并把为了追求艺术形式而不着边际的虚构作为创作的真理。我们的文学史上向来有“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文学首先是用于抒发情怀抱负的。若“情”和“志”完全受“属对须之”、“押韵须之”的驱遣，文学就变成了无病呻吟的文字游戏。当然，换一个角度看，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