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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好像自己与这 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 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宫珍品，便问道：“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 、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 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 会。”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催着出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头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按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 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帖》或展子虔《游春图》 。据说，《游春图》里的马，画得最好。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马”。我又 想，官方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 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 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 潘素。
“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 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 ，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刹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 。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 么事情吧？”
潘素告诉我们：她受聘，要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去教国画。
父亲即问：“那伯驹先生呢？”
“当然，我们是一起去了。”
父亲又问：“伯驹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谈妥了吗？”
张伯驹答：“我到艺专也能做点事。如教教诗词，或讲讲书法。”
父亲舍不得他们离京北去，但终归是高兴的。他说：“张先生，这可是 大材小用哇！你们夫妇是有才气和有学问的人，北京埋没了你们。现在，有 吉林的学校请过去教书，也好。不过，总觉得有些委屈你们。你们的才学， 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 发挥出来。”
潘素说：“我想，起码那里的生活环境，会比这里好一些。”
父亲停顿片刻后，说：“我如今是个被撤了职的人，在行政方面没有什 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寿轩，是我们民盟 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没有被牵累进去，如果没有意外，现在可能 还在担任副省长。他即使不担任副省长，中共也会安排他充任其他领导职务 的。你们去后，我会与他联系，把你们夫妇的详细情况告诉他，请他关照你 们。”
潘素既是客气，又是感激地说：“那就多谢了。章部长自己身处逆境， 还要去操心别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边的张伯驹，是不会说这些的。父亲要给他们饯行， 约他们后天来吃晚饭，说：“凭个政协常委和350元的工资，我请你们吃一 餐饭的能力还是有的。”
张氏夫妇推辞了，说行期紧，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去处理。今晚就是特来 辞行的。送客时，父亲执意送至大门。月亮升起来，树影花香，庭院另有一 番朦胧的景致。父亲与张伯驹并排走在前面，俩人一路无话。晚风裹着凉意 ，轻轻吹拂他俩已经开始灰白的额角。
父亲无论如何要用老别克车，送他们。张伯驹答应了。到了大门口，父 亲双手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如果你们夫妇休假回北京，一定要来我这里 ！”
人走了，灯灭了。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宁静。
夜已转深，父亲仍无睡意。说：“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会儿吧。”不 想，父亲与张伯驹的淡泊之交，于短别之际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张氏夫妇去长春不久，民盟召开中委会。开会期间，爸特意请徐寿轩吃 饭。谢天谢地，徐寿轩没有回绝，来了。虽是老友重逢，但没有了以往那种 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 不过，父亲已经很知足了。那时国家已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一桌饭菜是用 心准备了的。在饭桌上，父亲提起了张伯驹，遂问徐寿轩，是否知晓其人。 徐以点头做答。
父亲郑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张伯驹和潘素后，说：“希望 你在吉林能关心、照顾这对有贡献的夫妇。潘素的工作已经定了，是在一个 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张伯驹的工作好像还没有确定，他在文物鉴定、艺术鉴 赏方面是中国一流专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寿轩，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 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给张伯驹安排个妥当的、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徐 寿轩当时满口答应。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关心、照顾过张伯驹夫妇。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 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 1962年1月，春节即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 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 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句：“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 和梁师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 。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 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 青绿山水画，引起东北画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 ，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 指导工作，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 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 ，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 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 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 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 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 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 ，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 。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 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 。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 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 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 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 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 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 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 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 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 ”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 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 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 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 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 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 ，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 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 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 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 。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 （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 。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 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 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 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 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 ，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 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 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 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 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 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 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 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 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 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 ，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 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 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 ，满脸凄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