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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 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 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 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 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 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 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 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 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 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 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 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 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 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 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 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这一点，恰恰应验 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 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 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 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⒀。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 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⒁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 ，“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他请我的同事转呈给中国剧协 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张庚看了，对我的同事说：“这是在用没落的情绪去看戏。这样的书， 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记梦诗注》才由宝文堂书局出 版。
然而，也有让我感到宽慰的事。一次，我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 坐的是京剧名演员袁世海。
我的学友低声问我：“你认识袁老吗？”我摇摇头。
学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说：“我来介绍介绍吧。”
当介绍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研究员的时候，袁老不过点点头， 很有些冷淡。当介绍到我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袁世海的态度大变，变得 热情而恭敬。他握着我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们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学 者。他对我们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
顿时，我心里明白了：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当成了张伯驹。而这样的错认 ，是我后来常碰到的。每遇此情景，我都听到许多令人感动的话。
张伯驹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和我一起看望潘素。潘素见到我们， 特别高兴。说清晨起来，就听见喜鹊叫了。
那时，北京正在搞政策落实。潘素指着两件造型独特、工艺复杂的硬木 雕花古旧家具，说：“这是抄家退还的东西。算是落实政策了。不过，在退 赔的时候，人家还问：‘你认领它们，有什么证据吗？’我也发火了，说： ‘请你去打听打听，除了张伯驹之外，谁家还有这样的东西？’”
母亲问潘素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说：“我想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把这所宅院搞成伯驹的纪念馆。”母 亲非常支持她的想法。两个老人越谈越投机。
我坐在一边沉思：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看，张伯驹的这所私人宅院都应该 开辟为纪念馆。但在我们今天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有关方面是不会批准的。 尽管公认张伯驹是爱国的，却不会像某个受宠作家，其作品大部已被历史淘 洗，其故居却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尽管张伯驹是中国第一收藏家，但他 已不可能像现在的某些文化商人，在家中摆满藏品，搞成私人博物馆。因为 张伯驹早把天下绝品统统捐了出去。
有人说：收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古往今来的月色。可如今， 收藏不再是个单纯爱好，它还是个一夜致富的行当。于是，张伯驹的价值便 更多地体现在献宝上了。我不这样看。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 他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我和他相处，感受到的是人的气息和光泽。而这 ，才是永恒之物。张伯驹绝非如今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 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家。博雅通脱的他，在新社会 是很有些孤独和落伍的。然而他的孤独和落伍，要透过时间才能说明其含义 。他在时代里消磨，但却由时间保存，不像某些人是在时代里称雄，却被时 间湮没。张伯驹富贵一生亦清平一生。他正以这样的特殊的经历，演示了一 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
在潘素去世后，我便再没有去过什刹海，更没有勇气去叩响后海南沿（ 今）26号的小门。
后来，听我的一个朋友说：北京东城灯市口附近有一家很不错的文物小 店，是张伯驹孙辈开的。
最近，听我的一个同事说：北京西城黄城根附近有一家江浙风味的餐馆 。里面装修得像书斋，摆设似徐文长故居。去就餐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介绍 说，老板是张伯驹的孙辈。
这两条信息，我无法判断真假，却令我想起潘素对我说的私房话：“我 的孩子都很聪明，可惜了，没能读太多的书。女儿的琴弹得好，也没能坚持 下去。人哪，要有一技之长，才可安身立命；无论世事怎么变，心里也是踏 实的。”
她的话，令我长久地记忆。我想：张伯驹夫妇把数亿元的私人财富给了 国家，却把一个文人的清贫留给了后代。应该说，后辈们在精神上继承了张 伯驹夫妇的遗产，他们不依附于权势，凭一己之力去营造自己的生活。
2002年4—6月于守愚斋 注释：
注释①
张伯驹（1898—1982）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 南项城人。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 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锟、吴佩孚 、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 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 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 词。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 、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 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 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 运动。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 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 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 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 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1956 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 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 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2年2月 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一生醉 心于古代文物，1956年与夫人潘素将其收藏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卷，隋展 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杜牧《赠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 《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诸上座帖》，元赵孟顽《千字文》 等珍贵书画捐献国家。在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期间，积极征购古代文 物字画，使流落于社会的许多优秀文化遗产得以妥善保存。著有《丛碧词》 ，《春游词》，《秋碧词》，《零中词》，《无名词》，《断续词》，《诗 钟分咏》，《丛碧词话》，《丛碧书画录》，《乱弹音韵辑要》，《宋词韵 与京剧韵》，《红毹记梦诗注》，《洪宪记事诗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 》，《张伯驹潘素书画集》，《张伯驹词集》，《中国书法》，《京剧音韵 》，《中国楹联话》，《素月楼联语》，《春游琐谈》等。
注释②
关于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在《续洪宪记事诗补注》一书中曾着这样写道 ：“人谓近代四公子，一为寒云，二为余，三为张学良，四、一说为卢永祥 之子小嘉，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又有谓：一谓红豆馆主溥侗，二为寒云， 三为余，四为张学良。
注释③
刘海粟（1896—1994）字季芳。江苏武进人，祖籍安徽。6岁读私塾， 喜爱绘画。1905年入绳正学堂。1909年赴上海，入画家周湘主持的布景画 传习所习西洋画。1912年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国画美术院， 任院长。1919年赴日本考察绘画及美术教育。回国后创办天马会。1925年 任江苏教育会美术研究会会长。1931年—1940年先后在德国、法国、英国 、印尼、新加坡举办画展。讲授中国绘画。1942年被日军逮捕，解送上海。 1952年任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8年任南 京艺术学院院长。1979年任院长。1884年任名誉院长，当选为全国政协常 委。
注释④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幼年入私塾，15岁升入桐城中学， 次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中文系。1918年考取香港大学。1922年毕业，应邀 赴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授英文。1925年考取安徽官费留学英国，入爱 丁堡大学学习文学、哲学。1929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学院。翌年转入法国 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任北京 大学西语系教授并在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兼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赴四川大学文学院，任院长。越一年，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9月 任教务长兼外文系主任。按国民党大学里“长字号”人物必须参加国民党的 规定，参加了国民党（朱光潜对这段历史感到终身遗憾）。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 第3、4届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后任第6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民主同盟第6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终年83岁 。著有《谈美书简》《文艺心理学》《给青年十二封信》等。
注释⑤
杨虎（1889—卒年不详）字啸天，毕业于南京将弁学堂。1915年袁世凯称 帝时，任江苏军总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兼代理海军总司令。1918年任广州 大本营参军，后任鄂军总司令。1922年任广州非常大总统府参军。1924年 任北伐讨贼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1926年赴江西，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 务处处长。1927年任上海警备司令。1931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 监察委员。1936年1月，授陆军少将。4月任凇沪警备司令。1945年授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