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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进去。翻开菜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好狼狈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小。
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康同璧高兴得直拍手。我回家却挨了父亲的骂，说我嘴馋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和环境。
第二天，我对康同璧说：“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评你了？”坐在一边的罗仪凤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点点头。
罗仪凤说：“我一定让你吃到西餐，不过，就别回家再说了。”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罗仪凤告诉我，这天晚上吃西餐。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
什么都摆弄好了，罗仪凤竟没有在场。我问：“罗姨是不是还在厨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声。等了一会儿，罗仪凤从卧室里走出，那一瞬间，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时代。烫染过的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头。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苗条的身材裹着白底蓝色小碎花图案的布质旗袍，跟盛开的花丛似的。散发着香水芬芳的她，温雅又柔美。接着，又惊异地发现她的睫毛比平素长了，胸部也高了……这是怎么弄的？我那时还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换一次盘，包括衬盘、衬碟在内。在刀叉的配合、唇齿的体味与轻松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西餐的感觉和旧日的情调。在橙黄色的烛光里，真有种类似梦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与美妙，讲给父母听。父亲说：“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个女性能如此操办、打扮，肯定是在给自己过生日了。”
“那罗姨为什么事先不说或在举杯时讲呢？”
“仪凤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龄。”
我又问父亲：“罗姨的生活环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会？做粤菜，做点心，做西餐，烧锅炉，种玫瑰。”
父亲告诉我：“英德两国的传统贵族，自幼均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生活上的事共产党一律包干，两只手除了会化钱，就什么都不会干了。”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轻盈的体态，纯良的品质，对日常事物处理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难怪父亲，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她。我也喜欢罗仪凤，但在我与她已经混得很熟的时候，仍觉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亲拥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天地，交游缙绅，往来鸿儒。但是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无关。她与康老一样地善解人意，却很少将自己的事随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从燕京毕业后的几十年，有着怎样的经历？她怎样生活？工作过么？被人爱过么？——为了能解答这些疑问，我对她说想看看她的影集。罗仪凤爽快地答应后，一头扎进后面的书房。
我接过落满尘土的老像册，不禁叫起来：“罗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来就不爱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从旧影中对她的过去寻些蛛丝马迹，不料竟一无所获。像册里面，绝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属于罗仪凤的，很少很少。偶尔发现一两张，那也是她与女友的合影。即使这样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为总有一副硕大的太阳镜遮住半拉脸。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男性。曾听上海小姐说：“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来，想把女儿永远留在身边，好照顾自己。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给罗仪凤说媒。没几分钟，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大门。老太太惟有对罗隆基是个例外，始终视为贵客。”
我看完影集后，问：“罗姨，你为什么不爱照相呢？”
她抚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叹道：“这些相片对留影人，当然是宝贵的。可你想过没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恐怕不是当废纸扔进纸篓，就是作为废物卖掉。想到这样的归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边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面对镜头了。”
“罗姨，一张好照片，可随时欣赏。你现在何必担忧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罗仪凤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并不漂亮。
她摇头，说：“像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又是一个人，是必须学会预算生活的。”
罗宅有一套看着大气、坐着舒坦的英国沙发，而且被保养得很好。当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时候，罗仪凤毫不犹疑地把沙发送给了她。我问：“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给别人？”
罗仪凤说：“我的小愚，你还年轻啊！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别人来收拾。我说的‘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孙和亲戚。”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这个观点后，才渐渐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罗仪凤给自己立的做事规则，犹如提前执行遗嘱一样，很有些残酷。别说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赏西方人生活原则的父亲和罗隆基，恐怕也办不到。然而，当我历尽坎坷、不再年轻、并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彻底地接受了。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