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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以喘口气，歇歇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潜逃回京的短暂日子里，经母亲周密安排，我见到了罗仪凤。时隔一年多，她形容尽变，变成了一个老妇。两鬓和眼窝深陷，脸孔呈铅色。本已瘦弱的她，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似的。特别是那双曾经美丽的眼睛，像撂荒百年的土坡，全无润泽之光。算来她恐怕还不到六十岁，这岁数在国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时光。革命之于她，真的如自己所言——可谓经脉尽断哪！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小愚，我们见面了。可你没了爹，我没了娘。”
我俩抱头恸哭。她只坐了半个时辰，即起身告辞。
母亲留饭，她谢绝了。说：“走这一趟路，只为看看小愚。”
母亲执意送罗仪凤到公共汽车站，回来后对我说：“可怜仪凤，走路比我还要慢，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
让我不解的是，罗仪凤本人好像未受到什么政治迫害，怎么变得如此孱弱，凄凉？
母亲说：“康老死后，仪凤的哥哥还是渺无音信。革命政权规定所有私房的产权一律交公，那么租给外交部官员的房租收入，也没了。断了经济来源的她，粗茶淡饭，节俭度日。在辞退帮工的时候，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陈提出，要仪凤每人给三千元安置费，否则就闹到居委会去。康家哪有钱？仪凤胆小，不敢得罪工农兵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诈，也只得忍气吞声。为了凑这六千块，她都快急疯了，白天找人托卖家具、衣服、杂物；夜里焦虑，失眠，哭泣。泡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她能不老吗？到了冬季，仪凤自己已烧不动锅炉，只好烧壶开水，灌个暖水袋抱在怀里。过着这样的穷日子，她能不老吗？再说，以往所有的生活内容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断了。好比终日坐在一口枯井里。所以，仪凤的老，是从心老开始的。”
母亲的话，像一根根钢针刺痛着我的心。而此刻的罗仪凤可能坐在电车里，躲避着别人的注视把脸朝着车外，死寂般的眼睛望着变换的街景，想着渺茫的未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图给我的罗姨寻出一条新的生路。结果，什么也没有想出。旧梦已逝，新梦不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她是做不出新梦的。她的处生之道，为新社会所不容。而新政权所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又把她的心灵最后一条缝儿，都封没塞绝。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联想中国历史上的遗民。难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⑤而父亲说，康氏母女是中国最后的贵族，看来也是不错的。
我不知罗仪凤什么时候去世的。后来得知：在“文革”后期，因街道积极分子和男佣的检举，罗仪凤曾被关押，令其交代与司徒雷登的反革命关系。因为她16岁考入燕京，年纪最轻，功课最好，深得这位洋校长的赏识。罗仪凤早就说自己是惊弓之鸟，怕的就是政治。我想，正是中国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寿。况且，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
1978年春，我平反出狱，回到了北京。
一年的除夕，母亲带我去新源里聂绀弩家，给聂老做寿。中午，吃罢寿面，母亲即刻告辞。我很纳闷儿：母亲往常要呆很久，今天为什么例外？
离开聂家，母亲便告诉我：“托人找到了罗仪凤后来居住的地址，好像就在这附近，今天咱们一定要去看看。”
母亲一路走，一路问，根据字条上写的楼号、单元号及门牌号码，我俩终于来到了一栋普通居民住宅楼的底层。这个楼很旧，公共通道里的光线暗淡。按动门铃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开了门。
我惊呼：“这不是林女士吗？！”
“你是小愚吧？”
除了满头白发，林女士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那时她不显年轻，现在也不觉衰老。她对我母亲礼貌又谦恭，犹如当年对待康同璧一样。
她告诉我们：“康老和罗小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保存着。”说罢，转身打开房间里面的一扇门。
原来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里面的这间屋子，比外屋略大一些。家具，皮箱和杂物堆满了整个空间，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仔细辨认这些旧物，想找到一件小东西，留做纪念。突然，我看到了那张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那曾经摆着豆腐乳和烤馒头片的餐桌，那放着一小碗燕窝等我去喝的餐桌。蓦地，一阵隐痛浮上心来。
“你今后怎么处理这些旧物？”母亲问林女士。
她答：“不处理，我等着，等着康家的亲属。康家的人不来，我就这么守着。”
和林女士分手的时候，她向我们深鞠一躬，并连连道谢。
回到家中，心情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晚上，全家吃过年夜饭，围着九寸黑白电视机看节目。我的眼睛在看，心却飞到了东四十条何家口。“瀚海漂流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石板路，御赐太平花，被挖走的榆叶梅，被开水浇死的玫瑰，还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
夜里我和母亲并排躺下。母亲累了，可我毫无睡意。
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叶道英。”
“是叶剑英的弟弟吗？”
“是的。”
我喊道：“他凭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还说什么房子。”
“混帐。”我翻身爬起，在监狱里学会的脏话，不知怎地竟脱口而出。
母亲厉色呵斥，命令我改掉狱中恶习。我乖乖地躺下，望着漆黑的天空，最后一次见到的罗仪凤那灯干油尽的样子，就在眼前摇来晃去。我心想，如果罗仪凤像我能学会骂人，她一定会像我一样活着。
我曾打听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得到的信息是：由康同璧儿子出资，由政协出面，将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那时儿子已经坐上了轮椅，无法飘洋过海参加母亲和妹妹的葬礼。而她们母女所保留的康有为的遗墨、手稿、藏书，其中包括那套珍贵的《大藏经》，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遗愿全部无偿地交给了国家。
事情到此，总算有了一个“入土为安”的结尾。但我转而又想：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是有贡献的，再说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贵藏书都上缴了，捐献了，怎么一块不足三尺见方的墓穴加两个骨灰盒，还要远在美国的儿子出资？难道康同璧的资历和贡献，还抵不上我们的一个副局级干部？
在已无神圣与纯粹可言的今天，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种绝响；我能去敬重并感受她，是一种福祉。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六节载：“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独行，省亲于印度，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近得其寄诗二首，自跋云：‘侍大人游舍卫祗林，坏殿颓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来游者，同璧为第一人。’诗云：‘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灵鹫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树万人家。恒河落日滔滔尽，祗树雷音付落花。’”
②：载涛（1887—1970）姓爱新觉罗，字野云，满洲正黄旗人。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晋为不人八分辅国公。1902年袭贝勒。1908年12月加郡王衔；同月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清廷新设禁卫军，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6月管理军谘处事务。1910年2月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5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1911年5月任军谘大臣；其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溥仪任为禁卫军司令；同月复辟失败。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31年1月，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49年后，历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③：储安平《英国采风录》第7374页。1949年观察社出版。
④：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87岁。
⑤：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45页。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8—11月于守愚斋 四、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 聂绀弩⑴是当代作家。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不知道他是谁。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算是高级知分子的一个密集点。最近和同事一起吃饭。提及聂绀弩，竟十有八不知。而知者，则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敢想、敢怒、敢骂、敢笑、敢哭。鲁迅说：“救救孩子。”聂绀弩“孩子救救我们。”鲁迅撰有《我们怎样做父亲》；聂绀弩写下《怎样做母亲》。看过《红楼梦》的人大多不喜欢阴柔的宝钗、袭人；聂绀弩认为“不写宝钗、袭人是坏人，《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就更深。”人家学习马列，图的是政治进步；聂绀弩看《资本论》第一卷，读到少年女工自觉是女性后，常到河边偷看男工游泳的段，能联系“王安石诗，《聊斋志异》的“绩女”，鲁迅的文章，融会贯通，有所彻悟。⑵”举一反三，探究“聊斋”的思想性。蹲过大牢的人，都恨监狱；聂绀弩常常怀念监狱，说“监狱是学习圣地，监狱里医疗卫生方便”。 他在号子里回忆过去读过的旧小说，偶有所见，就记在笔记簿上，居然写了一二十册。聂绀弩受胡风事件牵连数十年，数十年间不断地怀念胡风，不停地写诗赠故人：“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因三十万言书获罪，受三十年牢狱流徙之灾）”。所有胡风分子无不憎嫌以出卖胡风为进身之阶的人；聂绀弩为其开脱，说“媚 骨生成岂我侪，与时无忤有何哉？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聂绀弩种种特立独行的做派和一贯到底的反叛精神，使得自己的大半辈子在批判、撤职、监督、察看、戴帽、劳改、关押、冤屈、丧亲、疾病中度过。人生成败若以幸福快乐为标准去衡量，他是彻底的败者。 父亲（章伯钧）不认识聂绀弩，他是母亲（李健生）的朋友，而且是后期的朋友。这个后期的具体划分是在1970年前后。我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服刑在四川；聂绀弩因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关押于山西。母亲与周颖⑶原本相识，因同为反革命罪犯家属而骤然接近起来。相似的境遇，相近的心情，使母亲和周颖成了亲密的朋友。她们有两个固定话题。一是交换聂绀弩和我在狱中的情况，特别是收到我二人信件的时候，要共同探究，力图解读出字里行间的全部内容。二是不断地打听消息，分析形势，寻找各种关系，商议能够营救我们出狱的良策。比如，搜集到中央近期要召开某个全国性会议的消息，二人立即分头行动，各自写出递交首长的“求情信”。然后，母亲去叩响农工中央主席季方家的大门，恳请他会见四川省省长，为我“高抬贵手”。周颖则直奔民革中央副主席朱学范家中，烦劳他找到山西省负责人，能否为聂绀弩“法外施恩”。其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周颖的精神状态不如母亲，情绪波动，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母亲是很理解人的，心怀悲悯的她对周颖肺肝直陈：“老聂岁数比小愚（我的小名）大多了，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要先救老聂。”感动万分的周颖老泪纵横，涕泣不止。 母亲一诺千金，有言即有行。她四处奔走，寻找机会和办法。1971年的秋季，农工党老成员、因1957年划为右派而身处困境的朱静芳，从淮安乡下来到北京谋生。她下了火车，便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