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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解放前的报纸，以人为主，刊登人的活动多；现在的报导，以事为主，忽略了人。而且对事的报导，也都集中在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身上。这样，报纸怎么能办好，国家怎么能搞好？‘光明’既为民主党派报纸，就要增加民主党派的新闻，这里既包括党派的负责人，也包括党派的基层。”
关于国际版，父亲也讲出了自己的想法：“老储，不要只守个塔斯社，你要努力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的电讯，如合众社、路透社的电讯，都可以发。总之，‘光明’是我们的报纸，我打算建议由八个党派的精华人物，组织成一个顾问团。报社的大政方针，由社务会议和顾问团定。”
关于新闻报刊的宗旨问题，父亲解放前撰写的《中华论坛》发刊词，很能表明自己所秉持的态度。他认为：“思想与政见是人人不必尽同的，亦事实上所不能尽同的。如强人以相同，或胁之以相同，只是徒劳而已。在不同之中，何以相安？何以共处？则唯有尊重民主之精神，确立民主的作风，尊重异己，接收批评，取人之长，去吾之短，这是择善而从，不必攻乎异端，如能如此，斯能安矣，斯能处矣。本刊愿力守此旨。”他又写道：“运用自由，享受自由，这本是人类社会共有之合理的权利，亦同是人类理性生活之崇高的表现。它从不受暴力的支配，并永远反抗暴力的侵犯。暴力虽时或得逞，然终归于失败。民主自由之神，依然无恙。本来，自由之获得，非出自天赐，非出自任何人的特许。而人类长期斗争的结果，得之愈艰，食之愈甘，爱之愈切。”
这些文字，很能反映出既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又主张非暴力斗争的民主党派的立场。父亲和储安平，前者经营党派，后者经营文字，但都推崇民主政治。从前，他们是在旧政权下，以各自的方式从事民主运动；现在，他们不约而同地渴望在新制度下，继续推动民主进程。
接着，储安平叩响了在东黄城根附近的廼 兹府胡同十二号朱红小门，这是罗隆基的住所。罗隆基与他是名义上的师生，故储安平与罗隆基的关系，要比和父亲的关系老多了。见面后，储安平迫不及待地把几天前，他和父亲对“光明”改版的思路及设想告诉了罗隆基。因为他深知罗在民主党派和新闻界的影响力，自然很想获得他的首肯与支持。
等储安平的话讲完，罗隆基立即发表看法，说：“顾问团的办法好。章伯钧的长处是气魄大，短处是粗枝大叶。安平，《光明日报》恐怕要靠他不行，还得靠你自己。”
储安平靠的就是自己。他一生依附过谁？仰仗过谁！
建国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有人言：今后的任务是政治学习；又有人言：是教育改造。父亲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搞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并说：“那样的话，我们的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
储安平极赞同父亲的观点，他说：“《光明日报》要成为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如果说，罗隆基、徐铸成、浦熙修办的《文汇报》，是要从新闻领域去实践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则是想从民主党派机关报的角度，来贯彻和尝试毛泽东所讲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了。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中共重提统战政策，于是，在恢复了活动的八个民主党派内部，流行着这样的话：“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它幽默而微妙地传达出民主人士在经历了（19）57年以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中共的畏惧心理。然而，一切畏惧都是先从不畏惧开始的。那时的章（伯钧）储（安平）就毫无畏惧地按照毛泽东的方针，要从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上为《光明日报》作文章。他俩觉得这是又一次与中共合作，是又一次在关键时刻与中共风雨同舟。
勇毅、执拗和富于激情气质的储安平，有一种言必行、行必果的作风。5月7日，他召开了全社大会。会上，他首先向全体工作人员阐释民主党派在现阶段的社会作用，说：“民主党派的作用是双轨的桥梁。所谓双轨，一是教育成员，一是代表民主党派成员及所联系群众，监督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今天的报纸主要是在第二条轨道上起作用……。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来把它检查一下子。”
继而，储安平提出了符合民主党派机关报性质的《光明日报》改版方案。其中以关于民主党派的八点报导计划和四个具体做法为核心内容。第一，要求民主党派的新闻，占每日报纸的三分之一，在数量上应压倒其他一切新闻，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别人一个“民主党派的印象”。第二，对文教部门工作报导中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活动，特别是基层活动及作用。他说：“例如北京大学民主党派的成员，他们都是知名之士，他们过小组生活时，对学校提意见，就一定非常重要，可以多登。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不是我们‘光明’的报导的责任，可以不登。”第三，强调对个人的报导、强调民主党派成员的作用。储安平说：“在解放前，报纸是注意人的活动的，解放后一般不登人的新闻了。我们可以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登些新人新事。但是登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不能搞像旧社会庸俗的‘时人行踪’、‘冠盖京华’之类。报导民主党派成员的活动同时又和报导文教有关，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就是从事文教工作的。”第四，即为储安平的根本论点，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共产党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的监督性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甚至认为：今后写社论，要写“监督”的社论。
在报社，他几次重复举了一个新闻监督的事例：1955年城市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各报都登了来自新华社的一条新闻，解释原因，说明解决的办法。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这样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就没有必要也去登这么一条新闻。”
《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民盟成员、中共交叉党员）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向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
“我们民主党派用不着。”储安平连问题的深浅都不想一下，便如此回答。
又有人问：“有些报导是否要权衡利害？”
他斩钉截铁道：“报纸就是报纸，报纸过去叫新闻纸，它就是报导消息的。只要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为什么《人民日报》登的，“光明”没有必要也去登？为什么只要是发生的事实，他不经请示就要发表？——因为储安平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他在报社公开讲：“我们这些人是以批评政府为职业的。报纸与党派和政府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那就是报纸要登的，党和政府不许登。”“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他说的这些话，在今天某些人听来，依然十分刺耳。不过，储安平讲的揭露和当权者理解的揭露，大不相同。储安平所说的揭露，是特指揭示和提出社会存在的现象和问题。其中内涵着以揭露来促使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纠正缺点的政治愿望和新闻观念。
“储安平为什么热心揭露？”我曾这样问过父亲。
父亲解释说：“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是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那时恰逢中共向民主党派提出“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此，储安平有些将信将疑，故而言道：“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们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担担斤两，看看到什么时候受到阻力。”
可以说，（19）57年春天的储安平，没有了时空观念，只身回到了主编《观察》的状态。记得父亲在议论储安平鸣放时的表现，曾这样说：“老储长期搞评论，办报刊，这两样工作都要求眼光敏锐，笔锋犀利，出语惊人。故而像‘党天下’这样的话，只能出于他，虽说‘党天下’这三个字，最早由努生说出来的，但那是在国民党时期。解放后，从政的努生就不会在公开场合讲了。”
也就在储安平上任的这一天，毛泽东经过数月的酝酿，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写得特别地好，那上面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地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部分人甚至形成特权思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还说，本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是和风细雨式的。
无论是储安平、还是父亲，都对毛泽东发动整风的诚意，深信不疑。建国七年，他们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成果，也看到了重重失误。所以，毛泽东登高一呼，他们立即响应，打心眼里觉得要好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要好好地帮助中共整风。
储安平得到父亲的同意，经过筹备决定从5月4日开始，《光明日报》分别在上海等九个城市，邀请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给中共提意见。于是，他普遍发送一次组稿信，发信对象是全国九个大城市的百余名知识分子。信中，储安平恭请每一位在《光明日报》发表“对国家事务的各种意见”，“自由地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愿意写的问题”，要“结合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在这里，储安平所说监督是有双重性的：一是党派的互相监督，即贯彻毛泽东的统战方针。二是报纸的舆论监督，即张扬新闻的个性与本质。为此，储安平自己亲赴上海。他还写了一个意见交给出去的记者，让记者散发给被邀请的对象。在这个意见里，他指出“应当适当地估计被邀请的人士，平时是否意见较多及是否勇于发言”。这个百名文人参加的意见会，足足开了20天。会上许多人的发言，既揭露了社会现象，又颇具思想锋芒。储安平觉得共产党的“风”如要“整”好，当听取这样的意见；《光明日报》如要办好，当刊登这样的发言。所以，他认为九大城市的鸣放座谈会是成功的典范，父亲也极为欣赏。在座谈会上，一些人从法制的角度对肃反发表的意见，被储安平认为是最具建设性的意见，也是最具价值的新闻。当看到编辑删去其中个别尖锐的字眼的时候，这个职业报人不禁惋惜起来。他说：“这些发言才是政治问题的通论，只有登这些通论，才能把《光明日报》办成知识分子论坛。”
5月25日上午，当他得知北京大学出现大字报的消息后，马上指派“腿快、眼快、手快”的三快记者，令其必须于当日下午赶赴北大进行采访。储安平希望这篇东西能成为《光明日报》的独家新闻。而且，越是别家报纸没有登的或不敢登的，他越想登。其眼光、心胸、魄力、能力水平所构成的新闻职业的本能和素养，使自己全然忘记了什么是意识形态及其后面的权力。
《光明日报》的版面、内容，变得有些新意和活力了。对此，储安平很得意，觉得办报就该是这个样子。他鼓励本社同志，说：“我们跑到《人民日报》的前面去了。”
人的命运就是他的性格——弗洛伊德的名言在于承认性格特征内部含有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并形成了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不知今天的学术界如何评价弗氏的动力性格概念，但用它来解释储安平不惧对个人幸福自由的威胁，而直达其特定目的的行为，却有相符之处。储安平的意志、智慧和力量，完全是由自身所激发的。因此，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等候着自己。况且，家庭出身、英式教育、职业生涯又使他具备了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人格和在与他人竞争中肯定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态度。在一个自古以来就提倡依附权势、讲究人际关系的环境里，储安平完全是凭借他所精通的东西、他所能干的事情而生活。他的自尊也在这里。不可否认，储安平也有进取之想，有时还很强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