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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在封建制度下，进取的条件是依附权力，服从权力。然而，无论是在九三编社讯，还是在“光明”当总编，他是想靠竞争，靠人格来谋取成功。这，就注定他是个失败者。
毛泽东说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我想：假如储安平真是资产阶级，那么其全部资产，不过是他有能力充任自己所期待的角色而已。
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信中，老人家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这边厢，民主党派里的两个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见，获得了“东南风转西北风”的天气预报。他们立即三缄其口，静观以民盟、农工为舞台中心，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角色的一台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党派的惨剧。那边厢，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整风号召，大讲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光明未来，宣传“鸣放”，鼓励“监督”。
为了把昔日的朋友制造成为今天的敌人，并让全社会认可。毛泽东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的系列整风座谈会。
座谈会是从5月8日起召开的，先后搞了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
座谈会的头几天，父亲没有去。一则，他的意见早就发表过了，二则，他正拉肚子。
李维汉很着急父亲不入圈套，便亲自拨电话敦请：“伯老，你一定要去参加座谈，给我们中共提提意见呀。”
5月21日，实在躲（音：托）不过李维汉的面子人情，父亲去了，行前还跟母亲讲：“今天开会，我真不知说些什么好？”
进了会议室，他被请入主宾席——在头排大沙发入座。这显然是一个必须发言的席位。果然，亲自坐镇的李维汉点名要父亲“给中共提意见”。
父亲讲了几十分钟，他谈到政治设计院问题；听意见于基层、放权于各部、会，发挥管理机关的作用问题；国务院会议程序问题；及检查历次政治运动的建议。最后父亲说：“我的讲话不是凭灵感和一时高兴，所提意见也都不是那么严重。无非是希望共产党改革体制，改善领导，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方面前进一步罢了。”他讲话的时候，李维汉神情怡然。父亲大概以为是称许自己的谈话；殊不知，他这是在为猎物堕网而心安。
如果说，父亲与会是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的发言，则被许多人视为是“自投罗网”。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大概早有一种不怕脑袋落地、弃尸沟壑的气性贯注于储安平的骨血，使他这样一个无权者连前后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扑最高权力设就的陷阱。
储安平的发言是准备好了的。有稿子，题目是《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的通篇谈话如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孑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如果不是极端的政治黑暗，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般不发动清议，而是采取上书和廷诤方式影响朝政。这是人治皇权社会表达政见的正常渠道，即言谏制度及传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具道义的感召力。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在（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大合唱中飙出了最高音。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
父亲阅后，激动不已，也钦佩不已。他说：“储安平是个勇士。他对老毛和周公提的对中央政府人事安排的意见，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党外人士都有此看法——难道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具备副总理的才干？被尊为国母的孙夫人（宋庆龄）到了共产党这里，连当个国家副主席的资格也没有？可我们这些党派负责人，谁也没有勇气和胆量把话讲出来。老储讲了，全讲了，而他不过是个九三的中央委员。”
总之，无论是出洞的蛇，还是投网的鸟，他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热情如此之高，乃至于让人感到一种无可控制的冲动：必须让当权者和社会去了解他们的思想。事后，父亲恢复了清醒，即为储安平痛悔不已，抱憾万分地说：“孟子早就有过告诫：‘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而老储触犯的，乃是皇帝之大忌。”
此外，对于储安平的这个发言，还需要补充一个事实——
那是在5月19日的上午，储安平事先没有和父亲约定，便到了东吉祥胡同10号。
洪秘书对父亲报告：“《光明日报》的储先生来了。”
父亲说：“他来必有事，快请进来。”
储安平推开北客厅的绿色纱门，发现里面已是高朋满座，且都是农工党的负责人，好像是在开会。虽然父亲对他做了介绍，但终觉不宜逗留，便退了出来。
父亲送他出客厅，问：“你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要紧的事倒没有，还是想来谈谈‘光明’如何体现‘监督’的问题。”
父亲告诉他：“现在的‘光明’已大有改进了，民盟的其他同志也是这样看的。”
尽管父亲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而这时正是他在九三辛苦劳作却遭遇冷落的时刻。“古人交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深。”两厢对照，他的心情很不平静。所以，他不想去报社上班，想找个人谈谈，谈谈怎么把‘光明’办得更好。于是，来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罗隆基的住所。或许由于学生对先生的做派有些看法，二人关系一向比较疏淡。故罗隆基对他的到来，略感突然，但很欢迎。
储安平说：自己登门的原因是向他征询对《光明日报》如何体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意见。后来，俩人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座谈会。那阵子，这个鸣放会是上层社会关注的热点，许多党外人士也以被邀请为荣。
罗隆基告诉储安平：自己在（5月）10日做了一次发言，但仍感问题没有谈透。比如，民主党派如何才能长期存在？党派若做到独立自主，需要创设哪些条件？他认为，现在的政体与某些制度，就有碍于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方针的实施。——说罢，罗隆基问：“你会不会参加座谈？”
储安平答：“如在九三，我被邀请的可能性不大。现在到了‘光明’，情况则不同些。”
罗隆基听了，就像老师指导学生那样，向储安平建议：“你若参加统战部的座谈会，可以给‘老和尚’提些意见呀。”
储安平立即想到改组后的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的事，便问：“这个问题，我是否可以提一提？”
罗隆基认为可以。因为中共对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安排，在民主人士中是早有议论的。只不过这层窗户纸，无人去捅破罢了。
继而，储安平又说：“在人代会上，我还想提一提关于肃反运动的缺点，建议能否由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联合检查一下，同时，被斗错的肃反对象也可以直接请人大常委会做检查。”
这番话，让罗隆基更觉兴奋。因为自毛泽东兴搞各种运动以来、特别是肃反运动，他深感由于缺乏法律的程序和制约，而人权受侵、冤情无诉现象的普遍严重。故点头道：“这个可以谈。不过，关于宪法前言，你也可以谈（罗隆基对宪法前言的看法，详见拙作《一片青山了此身》）。”
人与社会——是人类政治的绝对主题。而储（安平）罗（隆基）二人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都是在“人”的概念和“法”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都不能摆脱人权的观念和法律的形式。这也是任何一种性质的政府，赖以存在的唯一原则。现在的中国既为共和国政体，那么政治上的改善，则必须摒弃传统社会的控制手段，而强调这个“唯一原则”。可以说，储安平的“党天下”腹稿，正是在5·19的罗宅孕育出了原始胚胎。
6月2日，即储安平发表“党天下”言论之翌日，这是一个清新幽丽的清晨。庭院里的喇叭花顶着露珠儿开了，修长的柳叶在微风中摇曳。有着好心情的储安平按父亲约定的早8点，准时到了我家。
他跨进客厅，父亲迎了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发言很好。”
“要谈就谈大问题吧。不过，放肆得很。”显然，他已得知发言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对，鸡毛蒜皮的事在这样的会议上，就不要谈了。要谈就谈大问题。现在的人只能要房子、要汽车，能谈大问题的人不多。”
储安平告诉父亲：这篇谈话的思想要旨，曾和罗隆基交换过意见。
“你什么时候见了老罗？”
储安平笑答：“就是前十天我来这里，正逢你会客。我从你家出来，便去了？？兹府。”
“唔！”父亲回想起来了，忙道歉说：“那日，农工的同志来谈工作，顾不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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