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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往事并不如烟-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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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 他摇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 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九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七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进了餐厅，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刀、叉、杯、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点了菜，订的是三份。四个人吃，也是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点的，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道：“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热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身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食聚会是件欢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道谢。大家步出宾馆，穿过有假山、水池点缀的中式花园。时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透过凌乱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迺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进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想进去的。 罗隆基俯身汽车的窗口，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马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情况，却只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进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部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登着这样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水。当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泪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爱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一九）六六年春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高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我坐进老别克车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做声，司机不做声，警卫不做声。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紧张。这些话题，都不宜在公开场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 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适的。” 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临终的样子：挣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又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 “所幸仪凤未嫁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也空空荡荡。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走了。’” “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战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底有无联盟？”父亲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母亲还告诉我，罗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这些属于隐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他划右以后，依然故我。那时，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这些事，便去问父亲：“你说罗伯伯是流氓吗？” “你要知道努生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么欺骗。象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亲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口气几乎是恶狠狠的。当时我不知父亲所讲“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谁。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官方怎么说他，罗隆基的滔滔雄辩和喃喃情语，在我心中都是无比的美好和珍贵。 英雄无后，天才无种。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 （一九）八三年一个冬日的晚上，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子来京出差，提着个大蛋糕探望母亲。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诉母亲：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门收藏齐白石），以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物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户了。母亲送走客人后，哀叹不已，说自己要有三万块钱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罗的藏画。 （一九）八五年，是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带动下，四方奔走，不断请示，终被官方批准，搞了一个座谈会。民盟中央是主办单位之一。这次活动使民盟的人受到启发，决定也照这个样子，给罗隆基举办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 我对母亲说：“即使民盟中央不请我参加，你也要带我去。” 母亲同意了。 在会上，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做了总结性、评估性的发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我们全家每年都要给父亲扫墓。我第一次扫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狱（我于一九六八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后，由母亲带我去的。 祭扫完毕，我问：“罗伯伯骨灰，也在这里吗？我想看看。” 母亲答：“他的亲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还会保管？” 我仰望浮云，满脸泪痕。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完稿、二ＯＯ三年六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注释⑴ 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秋赴美留学，入迪特茅斯大学，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在社会学、优生学、家庭问题及进化论、遗传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返国后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10月任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第2～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授。1967年逝世，终年66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 注释⑵ 曾昭抡（1898～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26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央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化学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发起创建中国化学会，并担任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还多次当选为中国化学会会长及常务理事。1935年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北大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4月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被选为第1届全国人大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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