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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往事并不如烟-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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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棱两可的。昨天看到伯钧在《光明 日报》上所写的文章，对储安平的批评，态度和立场仍然是不够明确的。虽然伯钧 的文章里说：‘储安平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论，丝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报》。他 的党天下的论调是和《光明日报》的立场完全背谬的。’但是伯钧并没有说明他自 己对储安平的发言，采取什么态度？也并没有分析储安平的错误在哪里？充其量， 伯钧只声明了储安平的发言不能代表《光明日报》，而没有说明储安平是在散布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论调，企图‘达到从根本上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破坏社 会主义事业’。总而言之，伯钧对储安平的批评，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我要问伯钧，你是不是也有所顾虑，所以故意含糊其词，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储 安平的本质呢？储安平的发言，是以《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发表的。伯钧是《 光明日报》社长，社长应当负报社的政治责任。因此储安平的这一篇发言在事前是 否向伯钧请示商量，发表以后伯钧有没有向他追问，你有没有向他表示过同意或者 不同意他的意见。像这样的关键性问题，我认为伯钧是有责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六月八日）伯钧来找我谈话，我是问过伯钧的。我问他储安平 的发言稿，事前和你商量过没有？他说：‘没有，罗隆基是看过。’伯钧又说：‘ 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社论即指《这是 为什么？》）。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②。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 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是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的。’ 当时伯钧说这样的话，我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看了伯钧在《光明日报》发表 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讲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须请伯钧说个明白。我怀疑伯 钧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斗争中‘不够坚定，认识模糊’了 呢？是不是伯钧也有两套做法，在群众面前讲的是一套，在背后讲的又是一套呢？ 前天《人民日报》大字标题写着：‘可注意的民盟动向’。不错，全国人民正在密 切注视我们民盟中央在目前这场思想斗争中的动向。我们都是民盟中央领导人。十 目所视，十手所指，我们再不能对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心怀异志的那些人， 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盟的会议上要求伯钧表明立场和态度。” 史良的结束语，是落在了曾与自己最为亲密的人的身上：“罗隆基现在出国，等到 他回来以后，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史良的讲话是按照要求，适时顺势而发。它像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从内部炸 开民主党派的围墙，炸出一条预先设计好的线路，使民盟这支进入反右运动祭坛的 领头羊，在这条路上蹒跚而行。 会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亲回到了家。他只对母亲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民盟的 会，以史良的发言为主，她很有准备。”见他神情沮丧，母亲没好再问。 第二天近午时分，同时送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 报》均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史良发言的全文。这篇新华社的通稿是以史良“ 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态度划清界限，质问章伯钧是不是也有两套做法”为通栏大标题， 并将父亲在史良家中说的那段“……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 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作为内容摘要，以黑体字排印。母亲看罢，几乎难 以相信洋洋数千言，竟是从史大姐嘴里说出来的。 但是，她更加责怪的是自己的丈夫：“那天，你说去史良家谈谈，我满以为你是听 听她的意见，请她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及问题，谁知道你跑去讲 这些！你鸣放得还不够吗？嫌人家手里的辫子还少吗？”母亲气得满脸通红。 父亲一句话不讲。吃午饭了，父亲平时吃饭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 一放，对母亲说：“我相信，史良发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为她在决定开口以前， 先要吃掉良心。” 从此，章史二人再无往来。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据着怎样的位 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惊于三十年后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国政 协举行委员活动，母亲和史良在礼堂前厅谈天。民进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见此情景， 特意将我的姐夫拉到一边，愤愤地说：“你岳母怎么还能和史良有说有笑？当年就 是她出卖了章先生，我们心里都明白，谁也忘不了，难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众多右派，被逐一处理。万不想左派们也跟脚一一做 了长篇书面检查。这其中既有从一开始就积极投入的吴晗、邓初民，也有半路甩出 杀手锏的史良，还有交叉身份（中共党员、民盟成员）的萨空了、周新民等人。可 见在毛泽东眼里，不仅章（伯钧）罗（隆基）是右翼，整个民主党派都是右翼。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反右后期史良批判“章罗联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之手。 连那个“六六六”教授会议，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划铺排的。只不过临到开会，他借 故走掉。而且运动的收尾时刻，他把具体操办这件事的干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 调离北京，驱赶到大西北。我听了，先是震惊，后也不觉奇怪。在民盟中央，别看 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中共党员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 当然，还有统战部在后面指挥胡愈之。 再后来，我又听说：大跃进时期，史良见一批党外人士光荣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 来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毛泽东不同意，周公称她是一名党外布尔什维克，不入党， 作用更大。 一九六五年，罗隆基因突发心脏病，半夜死在了家中。他的许多日记和一箱子情书 被有关单位收走。母亲偷偷对我说：“你的罗伯伯收藏的情书可多呢，据说还有青 丝发。写给他情书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刘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我几次从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 次返京，住在已被红卫兵占据的家中，陪伴着体质虚弱且终日担惊受怕的父母。一 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亲去王府井东厂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 众的大批判。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焦急忧虑的母亲，煮了稀饭等他回来。下午一 点多，年迈的父亲徒步而归。 他喝完稀粥，把母亲和我招呼过来，说：“我满以为民盟是批斗我，到了会场才知 道，我是个陪斗。原来今天批斗的对象是史良。她血压高，那些民盟机关干部，偏 要她把腰弯得低低的。开初的批判，不过是些口号和空话。后来，他们居然把搜去 的史良写给老罗的情书拿出来当材料宣读，并质问史良到底和这个大右派是什么关 系。史良直起腰回答：‘我爱他。’在中国，一个女人能这样做，是很不简单了， 也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象又回到了从前。”显然，父亲所说的从前，是指 一九五七年以前。 父亲接着说：“当初，他俩的恋爱失败，史良曾经向老罗索讨自己写的书信。这个 努生（罗隆基的字）就是不给，把流风余韵系于纸墨之间。现在它们都成了罪证和 炮弹，投向这些从前爱过他、现在还活着的女人。” “健生”父亲唤着母亲的名字，又道：“今天这个会，最让我心痛的是，民盟会堕 落成这个样子，一个批斗会搞得如此下作。” 而这个如此下作的批斗会，成了他们最后的会晤。 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 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 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 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 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 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 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 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 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 七十。 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从四川回来的小愚（我的小名）， 没有你的帮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还蹲在大牢呢。” 我赶紧补充道：“数千人的监狱，我是平反释放的第一人。这都得谢谢史阿姨了。” 史良摆摆手，说：“不要谢我，我没有起关键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到这个作用， 不过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况。我跟他们讲，章伯钧的女儿怎么就一定是反革命 ？她在日记里写几句对时政的看法，就算犯法？从法学观点看，简直不成道理。所 以，我要替你讲话。在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则的。我史家有个远房的侄子，前几 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后来找到我，想让我为他开脱。我把这个远房侄子的 情况一摸，发现他不但品质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忙我是 不能帮的。孩子从小游手好闲，现在劳动几年，恐怕对他今后的一生都有好处呢。” 吃午茶的时候，母亲关切地问：“小陆走后，你的生活还好吧？” 不料母亲寻常问语，引出史良眼泪无数。一边拿出白手帕擦拭，一边抽噎着说：“ 小陆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没有好过。他的房间，他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 里。我每天都在怀念他，回忆从前的日子。” 她哭声凄婉，而那样子又很像个冷不防被抢走了心爱的洋娃娃，一个人坐在大房子 里伤心抹泪的小女孩。母亲后悔自己不该提到小陆，说了许多劝慰的话，随后告辞。 史良从沙发上站起来说：“我就不远送了。” 母亲和我走出大门，便听见有人在喊母亲的名字：“健生！”回头一看，原来是上 到二楼寝室的史良靠在临街的窗前，手里左右摇动着那条擦拭过泪痕的白手帕。我 俩走一段路，就回头望一眼，那白色始终在阳光下晃动，闪耀。我一向认为人老了， 简单的衣食住行，都是无比的沉重与艰难，他们的内心自不会再有炽热之情或刻骨 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忧伤表达出的至爱，令我感动不已。当我跨入老龄，生 活之侣也撒手人寰的时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记忆，便愈发地生动起来， 也深刻起来。是的，脆弱的生命随时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转瞬即空，归于破灭， 唯有死者的灵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远的存在。 不管父亲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问一九五七年的事平不平反，母亲都决意要给自己 的丈夫写一点文字的东西，留给后人。在搞“章伯钧生平”的同时，她还想搜集一 些父亲生前的照片。现在谁还保留着与章伯钧的合影？数来算去，唯史良矣。一九 八三年二月，趁着春节拜年的喜庆日子，母亲带着我又去东总布胡同。这时的她已 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须提前联系，获得同意。这次见面 被安排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楼梯的转弯处是一株叶大如盆、油绿乌亮的龟背竹。上 得楼去，便从一间敞开的房间墙壁上，看到悬挂着的小陆遗像。像很大，拍得也好， 他一生的温厚朴讷都印在那上面。我想，这间屋子就是史良珍藏爱情、持守亡灵的 圣地了。 虽是冬日，穿着一件蓝色对襟丝棉袄的史良，却坐的是把藤椅，好象在我们未到以 前，她已经坐在那里很久、很久了。此时的她，完全是个老迈之人，稀疏的头发， 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着星星点点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迟缓、冷 淡。见此情状，母亲尽快地说明来意，在重复两遍以后，她听明白了，对母亲说： “这些事由我的秘书处理，他们会告诉你的。” 秘书的答复是：“史委员长的包括照片在内的所有资料都很珍贵，概不外借。很对 不起，请李先生原谅。” 我们不便久留。听说我们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颤的手从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 小纸卷，递到我的面前，说：“小愚，今天是春节，史阿姨要送你压岁钱。” 我接过来，展开一看，是五元的钞票。刹那间，心头泛起缕缕难以名状的伤感：是 伤感于母亲要求的被拒？是伤感于史良的垂暮之态？还是伤感于她视为女童的我， 已是中年妇人？——这一切，连我自己也无法辨析。 “清禽百啭似迎客，正在有情无思间。”岁月飞逝，留给我们的只有记忆，好在我 们还有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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