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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生的脾气，不知改了些没有？”
“还是那个样子。他现在一个人，日子比我寂寞多了。你可以去看看他，他若见到你，想必也会高兴。”
储安平没有继续这个话题，却突然问：“有个叫李如苍的，伯老认识吗？”
“认识，认识，还很熟呢。老第三党成员，日本留学生，浙江人，做过旧警察局长。解放后因为同康泽⑿的关系，成了历史反革命。有了这个身份，在农工（即农工民主党）把个候补中委也搞掉了。他处境窘迫，我却无法相助，但一直和他保持往来。”
储安平叹道：“解放后，你能和他这样的人保持交往，已算难得。如苍每次提及，都很感念。”
父亲问：“你怎么会认识他？”
储安平说：“全国政协在北京西南郊的一个叫模式口的地方，搞了个劳动基地。第一批下放锻炼的，大多是右派和历史上不大干净的人。九三中央第一个点了我，还有楼邦彦，农工党里面就有李如苍。我和如苍两人，分配的劳动任务是放羊。工作累是累，要弄饲料，要扫羊圈，夜里有时要起来查看查看。但是，每天我与他为伴，与羊为伍，在山坡上或坐或躺，晒太阳，望浮云，谈轶事。虽不是灯下敲棋，窗前展卷的文人生活，但可宠辱皆忘。那些山羊很可爱，尤其是母子间的慈爱，像图画一般。羊羔一旦跑远了，母羊就要急急地呼唤。那些毛茸茸的小羊羔，四脚几乎一齐举起来，朝母亲飞奔过去的样子，是很动人的。相处时间长了，对它们很有些感情。
“如苍懂得不少，四书五经不必说，什么中国医史，金匮，黄帝内经，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临朝不理政的日本天皇，曹禺戏剧，周贻白戏剧史等等，他都有所涉猎。我看他这个旧警察局长，比我们现在的公安部长、局长的文化修养都要高。和他相处有话可谈，也融洽。我们都是江浙人，回忆起江南风习，童年趣事，说得津津有味。如苍的生活能力强于我，处处照料我。他每次回城，都要从家中带些自制的沪江小菜，像罗卜干炒毛豆。我问：‘你这些东西从哪里搞来？’他总是说：‘你就放心吃吧。’我们住的地方潮湿，他还教我练气功，说这叫以内御外。可惜，我始终未能学会。久而久之，我们成了朋友。从模式口回到机关后，我也只与他往来。如苍住什刹海，银锭桥侧，是个好景致。我从棉花胡同出来到他家小坐，等于散步，锻炼身体了。”
父亲告诉他，自己情况也有和他相似之处。过去最为接近的人，大多疏隔了。
“伯老，记得57年夏天，你在我家里的谈话吗？”
“记得。”
“那时，你劝我超脱一些，可以从事研究工作。现在我已经做了一半，另一半便难了。自己也没有这个心力。”
父亲点点头，说：“是的，我们都被隔离于社会，想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现象、思想现象已经没有了基本条件。这个情况，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是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接着父亲又说：“我这里搜集了许多版本不错的英国诗集，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诗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图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还我。诗可读，也可译。”
储安平摇头，说：“英国诗歌的高贵优美之处，在于常伴有一种沉重的悲哀和深谙世道的智力。比如，谁也没有见到汉姆莱特父亲的亡灵，但谁都相信这个丹麦王子的悲哀。从前读来，是受其熏染，现在读来，情何以堪？”
他们还谈到九三、民盟及农工三个党派领导人的变动情况，彼此一经介绍，大致相差无几。靠反右起家的人，都高升了。
储安平说：“孙承佩当上了秘书长，成为九三的实权人物。学习会上常点我的名，批判‘党天下。’”
父亲听罢，笑了。说：“这和我们民盟的胡愈之，一个样子了。他两个都是中共党员。所不同的是，胡愈之原来的地位就高些，故能一步登天，当上副主席。孙承佩只好先当一阵子秘书长。他只要听中共的话，当副主席是迟早的事情。”接着，父亲又向他打听九三划为右派的薛愚、袁翰青、楼邦彦的近况。“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民盟、农工、九三，别看还是民主党派的那块牌子，但内里的变化实在太大、太大。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干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跃进，公共食堂，这哪里是共产党说的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储安平不无忧虑地问：“伯老，我们今后又会如何？”
父亲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老毛欣赏秦始皇，而秦始皇是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文人士大夫的独裁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储安平告辞，母亲把洗干净的饭盒递到他的手里。
他掂量了一下，说：“李大姐，你放进什么了？”
“康有为的女儿前些天刚送来两斤奶油小点心，是康家用侨汇票买的。我如果告诉她说，点心是和储安平分而食之。老人家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母亲的脸上堆满了笑容和诚意。
父亲在旁边插了一句：“她叫康同璧，一个女贵族。”
储安平这才接过了饭盒，说了句“伯老，留步。”遂走出大门。
父亲兀自站在冷风里，好象储安平从他的心肠上，系了一根绳索。走一步，牵一下，牵得他心痛。
晚上，父亲对母亲和我说：“我这辈子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能，帮助储安平只能是送他几个奶油小点心！”
话刚落音，母亲的眼圈便红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放学回家后，在自己的书房读小说。不一会儿，我家的保姆关嫂递来一小杯奶。
我问：“怎么今天下午不喝红茶啦？”
关嫂说：“这是你妈特地给你留的。”
“是牛奶吗？”
“不，好像是羊奶。”
我把小说甩在书桌，大喊：“妈妈！”
妈妈被我的叫喊吓住了，忙跑过来。既惊且喜的我，端着奶杯问：“是不是储安平送的？”
“是的。看你上次那副遗憾的样子，这次我特意给你留了小半杯。”
“今天没有多少课，我要是在家就好了。”
母亲说：“你在家。爸爸也不会让你去参加他们的谈话的。”
“为什么？”
“因为储安平这次来，谈的是关于自己的家庭婚姻。”
母亲不说则罢，经她点题，我便非要问个清楚不可。
母亲告诉我说：“储安平原来的妻子，是他在光华的同学，人很好，复姓端木。婚后生活幸福，也有了孩子。后来这个夫人病故，储安平就自己撑持这个家，供养孩子读书上学。他的事业心强，社会活动多，虽独身多年，也渐渐习惯了。前几年，经一班朋友的一再相劝、相催，他和一位女士结婚了。不想，反右以后，储安平的处境大变，他的夫人也大变。如果觉得丈夫是右派，给自己丢了脸，今后不好做人，那么离婚好了。让人万没有想到的是，她住着储安平的房子，却跟另一个男人明来暗往。时间一久，即被察觉。储安平说：‘伯老，即使闭户三日，你也是猜不到这个人是谁？’停了好一阵子，他说了三个字——宋希濂⒀。’爸爸惊诧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问：‘是那个国民党的宋希濂？（1959年）老毛特赦的那个甲级战犯？’。储安平点头称是。爸爸站起身，拍着他的肩膀，哀叹：‘所犯何罪，受此屈苦！都归咎于我。’”
母亲说到这里，我已完全能想象他们谈话的气氛和情景。
我深知，父亲素来不大看得起国民党的降将。（19）59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特赦的消息发布，就引来他的满腹牢骚。说毛泽东对现实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搞得战犯比文人香，屠夫比书生好。而此刻，一个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人格侮辱和一个男人所不能容忍的生活侵犯，同时降临储安平的身上。政治上被剥夺的人，外部世界充满的危险、敌意和孤立，本已十分痛苦。但为什么继政治遗弃之后，再须经历一次生活的遗弃？在社会丧失之后，还要再来一次家庭丧失？
父亲说：“在中国一个人政治上失势后，须有非凡的勇气才能活下去。而储安平不仅仅是失势。”
母亲又讲，储安平见父亲那样地难受，反倒安慰起他来，说：自己不要紧，事情也已到了尾声。
分手时，储安平说：“有如苍在，我们还能互通消息。”
他们短暂的会面结束了。可一连数日，父亲是无论如何平静不下来，又值细雨漫天，寒风砭骨，心绪至为恶劣。我去书房看他，常见书摊放在那里，人却目定唇翕，面作青色。
大概过了一两个月，一日下午，家里来了一个衣著朴素，相貌堂堂的男子。从他说的一句“章伯老”三个字音里，即可断定是江浙人。
母亲对我说：“他就是李如苍。”
李如苍告诉父母：“储安平正在办理离婚。女方提出三千元赡养费要求。法院的同志讲，储先生不是资本家，哪有许多的积蓄。最让人难堪的是，这女人还住在储宅。宋希濂的进进出出，就在老储的眼皮底下。”
后来，李如苍又来我家，告诉我的父母说，那女人已随宋希濂搬走，并有话传来，说自己如今在社会交往和生活享受方面，比跟个大右派强多了。
储安平——这个报人、作家，依旧每日放羊、喂羊，每月到九三领一份工资，参加学习，接受批判且自我批判。他有头脑，但社会不要他思考；他有精力，但国家不要他出力；他有才能，但政权不要他施展。
父亲激愤无比：“对我们的处分，哪里是戴上一顶帽子？我们的生命力正在受到侵犯。”
1966年的夏季，生命力受到侵犯的右派，面临的是毁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的策划发动下，似烈火在整个国土上熊熊燃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一篇篇社论，有如一把把干柴，把火越烧越旺。
父亲每天读报，反复琢磨字里行间的寓意。他说：“老毛是个最善于、也最乐于运用暗示的人。我们往往从暗示中才能摸到他的一点用心。”又说：“斯大林病亡后赫鲁晓夫上台的事实，让他忧心忡忡，疑心重重，生怕谁抢了他的金交椅。这个运动，说是文化革命，我看还是围绕着那把金交椅转罢了。”
接着，报纸广播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铺天盖地。父亲非常瞧不起毛泽东这种算老账的做派，说：“别看金銮殿坐上了，举手投脚，还是个农民。”
很快，文化革命成了暴力，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搞起了红卫兵。发通牒，下勒令，破四旧，打人，剃头，游街，抄家……北京陷入红色恐怖。天安门前、金水桥畔的宗教式的朝见，是毛泽东梦想了很久而最终得以实现的现实。坐在家中的父亲得到这些消息，摇头哀叹道：“今天看来，我是把共产党估计高了，把毛泽东的野心估计低了。原来仍不过是陈涉吴广，太平天国，是一个农民党闹了一场李自城进北京。面对党首的严重又明显的错误，千百万的党员竟无人出来反对；庞大的系统，竟然找不到一个规则和办法，去有效的遏止。共产党在政党性质和成分上的问题，显露无遗。老毛自己也真的成了皇上，‘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他犯的错误，如果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