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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重力负荷所导致的后果。在接受不孕不育治疗时，对于像布罗德黑德这样的夫妇，起初部分是关于性知识的基础讲解。在这段期间，陪着马斯特斯一起接诊的弗赖曼回忆说：“人们对于生育的无知让我大为吃惊。他希望女人可以了解什么时候她们最容易受孕，让男人明白他们该如何做爱。”
那个年代，不孕不育的治疗工作引起了全社会的一片骂声。“通常都是一些男人开的玩笑，”多迪·布罗德黑德回忆说，“无非是说人们都是去接受比尔·马斯特斯的亲身测试，说她们都用纸袋子蒙着脸去的。”面对着极小的受孕几率，绝大多数的成功夫妇都愿意和自己亲密的朋友分享经验和细节，大家都希望自己能赢得孩子这个“大奖”。当布罗德黑德成功地在妇产科医院产下自己的女婴之后，马斯特斯依旧平和却饱含激情地对她说：“现在，多迪，别以为你找到了神奇密码，放下这些，赶紧趁热打铁，再生一个。”马斯特斯提醒她注意，女人在第一次怀孕之后，可能会患上继发性的不孕不育。“一旦你进入了怀孕模式，那很快就可以怀第二胎，而且会比第一胎更好。”
丽塔·里维斯和他的投资银行家丈夫艾德也曾因为不孕的困扰找过马斯特斯看病。“毫无疑问，我想要个孩子，”丽塔·里维斯回忆说，“当我一直没有怀孕的时候，我的医生向我推荐了马斯特斯。那个时代，没有人会谈论性。”马斯特斯很快就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下接诊了他们，在那里，丽塔完全看不到其他病人。“我想他这么做的原因是要保护他的病人，”丽塔说，“人们肯定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一点，丽塔十分感激马斯特斯。“后来，我终于成功怀了孕——这对于一个不育症患者来说是个莫大的成功，”她说，“他还亲自为我接生了这个孩子。”如果这样的成功没有很快实现，那么夫妻会尝试一系列提高受孕机会的方法，马斯特斯手下的一名高年医生艾尔弗雷德·兰普回忆说。这些方法包括指导夫妻如何改变传教士体位以帮助准妈妈们接纳往下流的精液。怀孕这件事常常会用到许多“正常夫妻不会考虑的”姿势和方法，兰普解释说，“比如通过阴道分泌物的检查来确定排卵的确切时间，以及丈夫通过自慰的方式收集精液，或者从安全套里把射出的精液收集起来。”丈夫们经常带着装满精液标本的纸袋子过来，就好像带饭上学的学生一样。对于那些丈夫是不育症患者的女人来说，最后的一个办法就是利用精子库里的精子，这些精子通常都是由医学院的学生捐献的，受孕机会相当高。“我们告诉别人，我们的精子库是由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全体学生捐献的，我们会对发色、瞳孔颜色以及基本背景资料进行匹配，而且会有些吹嘘地告诉他们，我们会让医学院的院长挑选一些高材生作为捐献者，”马斯特斯的一名住院医生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使用我们捐献者的精子进行受孕的患者，成功率可以达到90％。”马斯特斯的名声被传开之后，全国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甚至还有从海外专程前来咨询这位生育专家的病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多迪·布罗德黑德记得，有一次预约，他们在检查室里等了半天才等到了马斯特斯，心烦意乱的他满脸抱歉。作为莉比·马斯特斯的朋友，多迪连忙询问他怎么了。
马斯特斯回答道：“我接诊了一位可爱的女士，却不得不告诉她，她患有不孕症，而且彻底失去了怀孕的可能。”他气馁地解释说，根本无济于事。他说，她的丈夫想尽了一切办法，只想要个儿子。停顿了片刻，他继续说道：“更为糟糕的是，她是伊朗国王的妻子，而他又不得不有个继承者。”
事实上，伊朗国王对苏拉娅（Soraya）可谓是一见钟情、情真意切。他的首任妻子是一位埃及公主，那段没有爱情的家族联姻为他带来了一个女儿，但没有生下男孩做他的继承者。不久，苏拉娅不能生育的消息就传开了。伊朗的政客和宗教领袖们向国王不断施压，要求他尽快为国家生个男孩以有朝一日领导自己的民族，维持政治的稳定。凭借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而上台的这位亲美国王，在一次险些遭遇暗杀之后，眼前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尽管这听着有些离奇，但布罗德黑德一直都记着马斯特斯的这番解释。几个月后，她在报纸上看到了伊朗皇后苏拉娅·埃斯凡迪亚里·巴赫蒂亚里（Princess Soraya Esfandiari Bakhtiari）的悲惨故事，和当初马斯特斯跟她说的一模一样。20世纪50年代，苏拉娅是欧洲狗仔队疯狂追逐的对象，这个传奇美女和后来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一样，总是充斥在各种街头小报之上。1951年，她嫁给了伊朗的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avi），从而加入了德黑兰孔雀宝座的世界。这个婚约的条件之一就是苏拉娅必须为穆罕默德生一个儿子。
在一次访问美国期间，这位伊朗皇后拜访了顶级的生育专家，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法。其中有一位医生建议做一个尚未开展、具有生命危险又成功概率极低的手术，最终由于风险过高而被拒绝了。马斯特斯没有提供任何创造奇迹的治疗方案。当看了苏拉娅的输卵管造影结果之后，他很快就判定没有治愈的可能。1958年，伊朗国王和他唯一的真爱离婚，希望由此可以保住自己的王位。虽患有不孕但绝对富裕的苏拉娅，后来一直保留着王妃的头衔，成为了欧洲各大顶级酒店的常住客。数年之后，在伊朗国王被大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nomeini）和他领导的伊斯兰革命轰下台之前，他的私人医生还曾到马斯特斯这里进行过专业进修。
尽管很多朋友都知道马斯特斯曾为伊朗国王做过咨询这件事，但没有谁比多迪·布罗德黑德更印象深刻了，后来马斯特斯提到他打算改变研究重点时，也着实让她大吃一惊。在一个社区鸡尾酒晚会上，他们谈论着不孕不育诊所的成功、准父母们的担心，以及通过人工方法让人怀孕的奇妙。聊着聊着，马斯特斯顺水推舟地透露出其实自己的本意是要研究性爱本身。
“全世界各地的病人都慕名来找你看病，你为什么偏偏要去研究一个如此具有争议的课题？”大吃一惊的多迪问道。
“的确如此，但所有需要了解以及能够了解的东西几乎都已经搞清楚了，我想有新的发现和突破，我想在历史长流中留下我的名字。”马斯特斯坦率地回答道。
多迪满脸疑惑，盯着马斯特斯。
“哇哦，你的确是个狂妄的家伙，比尔！”她说。
两人都因着马斯特斯的大胆而大笑起来。然而，这也成了多迪终生难忘的时刻。
The Peacock Throne，孔雀宝座，用于表示波斯纳迪尔沙阿至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这段时期的帝王王座。孔雀宝座的名字来自它的外形，宝座的后方立有两只孔雀造型的饰品，孔雀的尾羽开启，并且以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珍珠和不同宝石作为装饰。——译者？？？？
第七章 贤妻
“最恶毒的诅咒莫过于诅咒别人断子绝孙，最严厉的谴责莫过于谴责别人不为父母。任何文明的首要因素就是男男女女可以为人父母、抚育自己健康的孩子，如此民族才能得以繁衍壮大，不至于衰退。”
——西奥多·罗斯福
当马斯特斯夫妇搬到隔壁时，玛吉·福斯特还特地为此庆祝了一番。早年在密歇根的时候，她就已经认识了贝蒂，两人从那个时候起就成为了闺蜜。玛吉和贝蒂的大姐马乔里是妯娌，她们的丈夫是托里和汤森德·福斯特兄弟俩。在她看来，令人尊敬的比尔医生的妻子贝蒂，不仅是自己的一位老朋友，更是比尔的贤内助。除了孩子，贝蒂和比尔拥有了一切。他们都觉得，位于密苏里州拉杜区奥克利街道34号的这幢两层高的殖民时期小楼是一个理想的安家之地。
当年，马斯特斯夫妇刚搬到圣路易斯的时候，玛吉帮他们在大学和妇产科医院附近找了一处公寓。当玛吉在拉杜区——圣路易斯最富裕且有名的郊区之一——的邻居搬走时，她第一时间把消息给了贝蒂和比尔，于是他们立马付下定金，买下了那幢房子。“我们和马斯特斯夫妇做了很多年的邻居，关系甚密，”玛吉回忆说，“她想尽法子地想要让他幸福。”对于玛吉的儿子——处于青少年期、易受影响的托里·福斯特来说，马斯特斯家的一草一木、一言一行都井井有条，恰如其分。和自己父亲同名的托里回忆说：“在我看来，她就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家里。这个顾家的女人全心全意地打理着自己的家庭，全身心地支持着比尔的工作。成为一个好妻子对于贝蒂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马斯特斯夫妇总是给人一种豪门出身、属于上流社会的印象。对于贝蒂在拉杜区圣彼得公会教堂的那些富人朋友，以及知道比尔持有壁球协会正式会员并且有时看见他在早晨拿着球拍去打球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印象就更为真实了。在哈佛时就结识了许多绅士的弗朗西斯·赖利医生说：“在我看来，她就是个贵妇人，漂亮的她从不会热情过度，一直以来都言行得体。”从圣路易斯一所私立学校毕业的约翰·巴罗·马汀医生强调说：“莉比非常善于社交。”比尔的病人似乎也都来自上层社会，圣路易斯的阔太太们都喜欢让风趣幽默、爱打领结的比尔做她们的妇产科医生。刻板保守的菲利斯·施拉夫利只让他帮她看病，但依旧会怨声载道。她说：“对于他，我可没什么好说的。”然而，绝大多数女人都很喜欢比尔实际而直接的行事风格，她们躺着被检查或坐着聊天时，他都会让她们觉得自己是城中最棒的那一位。从妻子的朋友到自己的熟人，从乡村俱乐部、预备学校到上流社会，行医多年的比尔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之后，逐渐把病人委派给自己的高年医生马汀进行接诊。数月之后，马汀前来咨询比尔一个问题，病人们经常想要了解并询问建议的一个问题——性。
“比尔，你把所有这些上流社会的女士都转诊给我，而她们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婚姻不幸福。”马汀泄气且困惑地说道。
马斯特斯微微一笑，就好像在课堂上的老师对着学生一样，然后说道：“你就简洁明了地告诉她，‘关于您婚姻的不美满我感到十分遗憾。你有3个选择，继续过下去，或者选择离婚，或者找个情人。谢谢您来找我看病，出门时把钱付给门口的那位女孩。’”
于是，马汀把自己导师马斯特斯的这番话作为真理一般记在了心里。
最初搬到圣路易斯的时候，伊丽莎白·马斯特斯在奥特·史华兹医生那儿做秘书，这位老医生在维拉德·艾伦之前曾经担任过华盛顿大学妇产科主任。莉比的工作让她对自己丈夫在医院里做的事有了些了解，直观地看到了这群医生对于别人的影响力。过了几年之后，“莉比觉得是时候生儿育女了。”比尔回忆说。节假日时，莉比·马斯特斯这个迷人的女主人在家举办了许多愉快而时髦的派对。他们邀请邻居、朋友以及医学院的同事，包括比尔手下的医生前来参加。“那个时候，他们的婚姻看起来十分美好。”不孕不育项目研究组的成员马文·格罗迪医生回忆说，“他们非常渴望能拥有自己的孩子，最好是两个。他俩全心全意想要生儿育女，组建自己的家庭。”
但问题出现了——马斯特斯夫妇一直没能成功怀孕。就和其他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妇一样，对于此事，他们也是闭口不谈，至少没有和其他人提起过。他们汉密尔顿大学的老朋友艾迪生·沃德韦尔在他们刚搬到圣路易斯不久的时候来拜访过一次，那个时候生孩子的事就已经在筹划之中了。沃德韦尔回忆说：“他们一直都没能怀上自己的孩子，比尔一心想要搞清楚原因，弄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在他看来，比尔对不孕不育症的兴趣一部分是缘于对自家问题的关心。“据我所知，贝蒂曾说过，他们的确认为哪儿出了问题，并且一直都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关于他们的不孕不育，沃德韦尔只了解到了这些。
晚年的马斯特斯医生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不孕不育的问题。即使是被问及此事的时候，他也只是从专业的角度报以回答，从不谈及自己曾经在怀孕这件事上的努力尝试。然而在弗吉尼亚·约翰逊面前，他却说了很多，着实让人有些误会。他说莉比的生殖系统有些功能障碍。他告诉弗吉尼亚说，莉比阴道中存在着一种酸性“致死因子”把他的精子都灭活了，只有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才能找到生两个孩子的方法。1950年，莉比生下了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