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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苏格兰人詹姆斯·格雷厄姆因为号称自己治好了德文郡公爵夫人的不孕症而名声大噪。出于感激，夫人资助格雷厄姆开设了格雷厄姆疗养所（Graham’s Temple of Health retreat），在那里，伦敦人可以听有关药物效力的讲座，读他所写的《爱的讲座： 给已婚男女的私密建议》（Lecture on Love； or Private Advice to Married Ladies and Gentlemen）节选，或者接受轻度电休克治疗的刺激。以现在的标准，花上5万美元，英国最富有的夫妻便可以在振动的“神仙床”上逍遥一晚上。格雷厄姆承诺说，当两人在这个精妙的装置里被爱之愉悦强烈地骚动后，任何贫瘠的“土壤”都会变得多产。
早期的美国社会深受西欧影响，在性爱方面表面上信奉着基要主义，私下却是不拘传统、功利至上。在讲道坛上，科顿·马瑟以及其他人都用“火焰硫磺”那永远的磨难诅咒来训诫人们，告诉人们那些屈服于原始欲望的人会下地狱。“如果有人……陷入了可耻的邪恶，”这位哈佛校长的儿子责骂道，“那就请全社会一同来指责他。”为了防止人们忘记这些教导，纳撒尼尔·霍桑在自己1850年出版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描绘了一位激情与性压抑交加的女主人公，讲述了她在承认通奸之后背负的象征清教徒罪行的大“A”字的故事。尽管有这么多清楚的警告，然而，在13个前殖民地，性爱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在南方，至少有一位白人开国元勋由于自己的黑奴而遭到了惩罚；而在北方，聪明却世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指出床上的经验远比年轻貌美更有价值。他建议说：“夜里的猫都是一样的灰色，熟女所带来的肉体快感只会好、不会差，任何事都是一个道理——熟能生巧。”
美国人混淆性爱与宗教信仰的倾向让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徒（Mormons）在盐湖城大胆地寻找着自己的庇护所。在那里，他们可以任意追逐，相互厮混。在同样的驱动力之下，基于“基督共产主义”、优生学以及为了“性爱”而非“生育”分享爱妻的理念，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于19世纪40年代在纽约北部创立了“自由性爱”奥奈达殖民地。进入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之后，政府逐渐减少了西部地区性交易许可证的发放，开始管制那些新兴城市、妓院以及破产的南部佳丽们经营的老公寓楼内色情交易。尽管如此，宣称自己有一个私生子（“妈妈，妈妈，爸爸在哪儿？”竞争对手曾如此嘲弄道，“去白宫了！哈哈哈！”），加之对非法性交易的不屑态度，并没有妨碍格罗弗·克利夫兰当选美国总统。安东尼·康斯托克则发动了一场针对罪恶的改革运动，立志要铲除图书馆、邮局以及舞台上一切淫秽的事物。早期的几个女权主义者，尤其是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在争取女性选举权的同时也大力宣扬性爱平等。作为一名作家和报纸编辑，伍德哈尔在康斯托克法案颁布之后被捕入狱，其原因是她曝光了著名传道士亨利·华德·比彻和他至交的妻子之间的地下情——有关这件伤风败俗之事的新闻标题就和后来美国总统与女实习生之间的绯闻一样骇人耳目。进入20世纪之后，医学仍旧无法适应“性生活”这个新课题，特别是在面对女性的相关问题方面。1900年，一位医生撰写了一篇有关成人女性性反应的文章，然而《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主编退回了他的投稿。1916年，曾经担任过护士和助产士的玛格丽特·桑格在文章中大力批判女性对于自己生殖命运的自主缺失。桑格大力反对由教会人士以及医生签名支持的有关避孕的相关法律禁令。对于这位后来领导了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的女人，历史学家H·G·威尔斯预测说：“我们的文明有史以来就是一部血脉相承的生物史，而玛格丽特·桑格会是其中的女英雄。”
在图书馆翻阅了大量资料之后，比尔·马斯特斯发现妇产科领域十分排斥性爱相关的事宜，好像医生们只喜欢孩子的出生所带来的那种喜悦，却把那些促成出生的过程视为下流的事情。在英国，哈夫洛克·艾利斯医生整理了一长篇关于性心理的历史，着重强调了愚昧对于男女所造成的恶果。他在1927年写道：“对于爱的艺术全然无知且对性生活的自然本质缺乏准备的女人，如果有了知识、技巧以及对丈夫的体贴，她们的婚姻可能就会少一些恶果。但是事情并不如此。”在美国，马斯特斯的经验告诉他，诸如乔治·华盛顿·科纳和维拉德·艾伦这样富有天赋的医生是绝不会涉足性爱这个课题的，即便他们的研究总是围绕着它。马斯特斯在图书馆中翻阅到的前美国妇科协会主席罗伯特·L·迪金森医生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一篇文章上下划线标注到：“纵观人类顽固的性需求，让人十分好奇科学发展中却唯独对性生理的核心少有涉足。考虑到不可救药的种族婚俗习惯，我们有理由把预防医学引入到夫妻健康中，好让爱和生育保留那一丝的尊严。”迪金森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上的另外一篇文章中用委婉的话语提到，应当保证新型卫生棉产品的卫生质量。为了战胜父母心里对于这种塞入自己女儿阴道的东西的反对，他争论道，用作卫生巾的老式衬垫，会挑逗性地摩擦女性的外阴。迪金森写道：“老式的垫带加上局部狭小空间的热度，就是女人为什么有节奏地局部摩擦以获得性快感的原因。”
出于专业的自豪，马斯特斯并不打算用委婉圆润的话语对过去进行辩驳。他一心想要搞清楚人类性生理的本质，用最专业的医学术语对其进行描绘。当最初和谢普利校长提及此事的时候，他并没有详述对性爱研究所设想的有关细节。他把自己的计划定位为学术自由。然而现在，得到了谢普利概念上的认同之后，他觉得有责任告诉校长自己脑子里的确切想法。
一番寒暄客套式的玩笑之后，谢普利终于问道：“关于此事，你有什么计划？”
马斯特斯的首要请求是申请一个公休假。他解释说，这段时间他会经常离开圣路易斯，维拉德·艾伦也答应在此期间帮他代课。随后，马斯特斯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会和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城市的妓女见面，并对她们进行观察。校长的脸“瞬间惨白”，用马斯特斯自己的描述来说，他结结巴巴说不出一个字来。
“妓女人群，为什么？”校长担心地问道。
马斯特斯镇静地回答说：“她们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性爱专家。这也恰恰说明了我们对于性爱是多么一无所知。”
作为学术自由的卫士，谢普利无可辩驳。
Founding Father，开国元勋，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的起草者和签名者。——译者？？？？
第九章 窥视
孔作为警长，H·萨姆·普利斯特心里非常清楚传统而正直的圣路易斯市民对于妓女这一职业的看法。他也明白自己的妻子对比尔·马斯特斯的态度。
卖淫这一行业在圣路易斯有着一段肮脏甚至是暴力的历史。1850年，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活活烧死了一名暴徒，他们的非法性交易搅得全城的妓院鸡犬不宁，使得政府不得不再次加强公共体统的管理。此后的数十年里，密苏里州的法律都将卖淫定为重罪，非法进行卖淫活动的人都会被判入狱，而涉及的妓院也会被永久性关闭。然而，1955年在华盛顿大学参与马斯特斯医师性爱研究项目的那些妓女却获得了普利斯特的豁免，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没有逮捕，没有警察突击检查，甚至连威胁性的敲门都没有。这种豁免着实奇怪，因为这位粗壮而精力充沛的警长向来以严格的管理著称，在全国其他地区犯罪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他管辖的这座城市犯罪率却在下降。只能说，普利斯特信任自己的医生。
为普利斯特家接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比尔·马斯特斯深受他们的爱戴。玛格丽特·普利斯特十分崇拜马斯特斯的精湛医术以及务实的做事风格，其中也不乏他为自己接生孩子的缘故。不论自己的警署是否会因此而遭到管制卖淫活动不善的指责，萨姆·普利斯特——这位警察中的警察——和自己的妻子一样，始终都对马斯特斯尊重有加。玛格丽特回忆说：“萨姆一直都觉得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他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对妓女进行关押或者虐待。如果马斯特斯想要与她们进行面谈，或者从她们那儿获得一些信息，只要不侵犯她们的权利，我的丈夫都会允许。”马斯特斯的性爱研究有了这位警长的秘密协助，一下扫除了许多政府的阻挠。在马斯特斯的请求之下，普利斯特的警探答应为他推荐一些愿意参与研究的妓女，并会保护她们不齿勾当的相关细节，防止新闻对此报道。“我的丈夫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医生——他在圣路易斯只是一名政客。”玛格丽特解释说，她的丈夫并非在向学术机构咨询如何提高自己部门管理城市的效率。
据后来马斯特斯的代表律师说，把圣路易斯警长以及城里的其他几位重要人物拉进自己的顾问团，对马斯特斯以及他的研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家住隔壁、后来成为马斯特斯第一个代理人的年轻小伙托里·福斯特回忆说：“由于普利斯特的支持，每当妓女揽到客人之后，警察都会被通知，‘让他们去——你不要去突袭（马斯特斯的实验室）。”后来沃尔特·梅特卡夫成为了马斯特斯和他诊所的代表律师，依他看来，普利斯特的入伙全凭马斯特斯的劝说。“他对此事十分投入，计划了很久，并且邀请了许多权威人士参与，”梅特卡夫说，“他凭借着自己的诚意和信念打动了别人。他会说，‘那是我梦寐以求想要去的目的地，但在到达那儿之前，我不得不经过另一些地方。’”
在顾问团里，除了警长先生之外，还有《圣路易斯全球民主报》（St。 Louis GlobeDemocrat）的出版商理查德·安伯格、密苏里州教会的主教，以及中西部级别最高的犹太牧师。在邀请权威做顾问这一点上，华盛顿大学的伊桑·谢普利校长也十分赞同马斯特斯，认识这对规避风险至关重要。
“比尔，告诉我，你打算让哪个傻瓜担任这个顾问团的团长？”谢普利问。
马斯特斯回答说：“先生，我想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谢普利一动不动呆立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考作为大学新任校长的自己如何亲自监督这个涉及妓女的研究——想到这种荒谬的行为不禁大笑起来。“你有胆让我做，”谢普利笑着说道，“那我就敢和你一起探这个险。”他还建议马斯特斯一定要确保天主教会的合作，因为在圣路易斯绝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徒。第二天，马斯特斯就给圣路易斯的教会打了电话，想要和大主教见个面。然而，当主教秘书一听到“性爱研究”这四个字，声音就立马变得慌张起来。马斯特斯的见面请求一开始被他拒绝了。但3天之后，之前的那位秘书又打来电话说，大主教很高兴能见他。
在美国的天主教会，身材瘦小、语调温和、戴一副无框眼镜的约瑟夫·E·里特是个稀有品种——一名极端的自由主义者。1946年晋升大主教的时候，他下令郊区学校平等对待不同肤色的学生，要知道那个时候密苏里州绝大多数公立学校仍旧保留着种族隔离制度。当反对者拿法律行动作为威胁时，里特说，如果有谁挑战他的决定，那他一定会将其逐出教会。后来成为红衣主教的他坚定地说：“我们学校楼顶的十字架必有寓意。”马斯特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拜访了里特，那个时候关于计划生育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声音——远不及1968年禁止避孕之后教会出现的政治分裂，或者20世纪80年代关于流产的纷争，以及近来公众对教会里恋童事件的披露，所有这些似乎都把天主教高层推向“性”这个话题。当时，绝大多数教区居民经常会在忏悔室里提及自己肉欲的罪过。在和马斯特斯的会面中，这位大主教表示，十分欢迎这种针对夫妻生活困扰的严肃研究。“我很清楚，国内外数百万的婚姻都受着性问题的困扰。”在两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面中，里特这样告诉比尔。这位天主教领袖最后说，他无法正式接受马斯特斯顾问团成员的这一任命，但是他会派一名牧师作为联络员，保持彼此的信息沟通。马斯特斯起身离开时，大主教感谢道：“我不得不说，你所说的某些研究手段可能不会被我们天主教会认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对于你的研究结果，天主教会一定十分感兴趣。”里特最后承诺说，在没有事先和马斯特斯沟通过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在公众场合发表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