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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满脸绝望地出现的那个早上，他已经和两个不同的女人连续做爱36小时，把自己彻底搞垮了。身体的无反应让他困惑不已、倍感惊恐。一急之下，他想要寻求马斯特斯的帮助。
耐心地听完之后，吉尼认定这个年轻男子“只是刚跑完了一个马拉松”，然后忍受着“不应期”，一种只有男人才会遇到的特殊情况，就如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后来描述的，在性高潮之后对于性刺激暂时的“身心耐受”。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不论有多少女人主动示好，他们的阴茎都只会勃起大约1个小时。如果太频繁地性交，有些事实上会造成疼痛。他们的实验显示，女人没有这种“不应”问题。约翰逊对于这个年轻男人的问题表示同情。“我只是让他放心，他只是纵欲过度。”她解释说，就好像是一位射击教练。“他当时非常非常不安，但他并不会一直这样没有反应。”
在这方面，这位来自戈尔登城的男人并不是个例。约翰逊说：“许多奉献自己身体的志愿者确确实实没有很多经验，在门诊做爱似乎是解答自己问题的一种方式，缓解自己对于异性的恐惧，或者克服他们自身的羞怯和好奇。”这也是志愿者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的遭遇。作为一位哈佛毕业的32岁已婚住院医师，托马斯·吉尔帕特里克在不孕不育门诊马斯特斯医生的手下工作。身材高大的他看上去像个运动员，但同时又戴着一副深色牛角框近视眼镜。他总是把自己一头深色的卷发梳得一丝不苟、老式且无趣。在这个满是冷战恐慌、麦卡锡式迫害以及老气横秋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的乏味年代里，吉尔帕特里克似乎就是下一位穿灰色法兰绒外套的人。从1955年开始，吉尔帕特里克协助医治那些支付250美元年费看马斯特斯专家门诊的不孕不育症夫妇。他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自己导师对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妻进行解释，在讲话中马斯特斯或者承诺让他们成功怀孕，或者直接同领养机构以及其他医生联系。“我们无法保证你一定会怀孕，但我们可以保证你拥有一个孩子。”这句话马斯特斯说了很多次。
位居医学前沿对于吉尔帕特里克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他特别钦佩马斯特斯高超的能力以及自信的风格。在华盛顿州长大的吉尔帕特里克申报了哈佛大学，并在1946年被录取。度过了大一新生生活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吉尔帕特里克在军用信号公司服役，之后又回到了哈佛，并于1948年毕业。那年春天，吉尔帕特里克娶了“人生中第一个真爱”，奥德丽，她是他在服役期间认识的女子。接下来的几年里，吉尔帕特里克去华盛顿大学上了医学院，在部队医院完成了实习，最后又回到华盛顿大学的妇产科做了住院医师。1955年在马斯特斯手下开始做总住院医师时，汤姆和奥德丽已经是一男一女的父母了。吉尔帕特里克来的时候，马斯特斯还在妓女身上做他性爱研究的预实验，他时常和这位年轻的助理讨论一些新发现。聘用吉尼·约翰逊之后，研究突飞猛进。在做事方面，约翰逊很擅长与医学生、住院医师和医生打交道——几乎所有人都是男性——在让他们顺从自己的意愿方面也很有自己的一套。“弗吉尼亚非常有吸引力，并非廉价的华丽，她能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性感。”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她并不是特地在调情，但是，她总让人感觉在调情。这就是她的特点之一。对某些女人来说，这就是她们的特色。”
有一天下午，在不孕不育门诊，约翰逊给正在将一个窥器塞入病人阴道的吉尔帕特里克打下手。这个闪亮的漏斗状金属仪器附带了一只很小的灯泡，有点像圣诞灯饰，但灯不亮了。吉尼走上前，轻轻地拍了一下他，手里抓着没有连上的电线插头。
“哦，医生，我需要帮你插上。”她低声说道，无邪中又带着一丝淫笑地把插头插入了插座。
吉尔帕特里克一直都没有忘记她的俏皮话。“这明显是有意无意间的一语双关，”他说，“我们事后为此笑了好一会儿。”也许她感觉到了他的兴趣，但约翰逊一直都在工作方面保持得很专业，知道微妙的社交界线应划在什么地方。“她对于自己的性感非常自信，也展现得很好。性爱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吉尼走在时代的前端。”
在努力招募的过程中，约翰逊了解到吉尔帕特里克在医院值班时背着家里的老婆孩子有了婚外情。当知道吉尔帕特里克有在婚姻之外与人发生性关系的意愿之后，约翰逊立马就开始接近这位同事，为他提供做志愿者的机会。她说，他们对陌生人性反应的调查完全是他生育研究顺理成章的后续。
吉尔帕特里克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说。
第一次实验时，一个裸体女志愿者躺在吉尔帕特里克隔壁的单人床上，在绿色亚麻布床单上伸开了自己的双腿。女人的酥胸、滑亮肌肤上泛起的鸡皮疙瘩以及开始爱抚他身体的双手对于他来说全然是一种神秘。
“挑逗我吧。”她对他说。
在进房间之前，吉尔帕特里克已经脱了自己的外套。走进房门之后，他最后的贴身衣服，一件轻薄的病人袍，也被脱下。
“我们各自脱了衣服，”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吉尼用单名介绍了我们。”介绍之后，约翰逊离开了房间，大概去了单向镜后面。
作为惯例，这个迎接他的裸体女人除了头上戴一个纸袋外全身一丝不挂，就和他一样。很快他们一致认为应该把纸袋子也摘掉。“我们一开始会用那个，但我们都说它很傻。”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头上戴个袋子让人呼吸困难。而且，他们之前也从不认识对方，之后也不会再这么做。
不像其他志愿者，吉尔帕特里克并不需要热身阶段来放松自己的紧张情绪。在这之前，他在这间检查室已经呆过很长时间，当然，那是作为一个住院医师在接触女性病人。他非常清楚心电图机器的位置，对于带有电极的电线以及那个马斯特斯医生和吉尼·约翰逊可以观察一切的单向镜位置也十分清楚。“我知道我们正在被观察，但我不觉得紧张，”吉尔帕特里克记得，“这是为了科学。”他相信马斯特斯可以解决看到他赤身裸体出现在面前所带来的困惑。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很容易破坏自己刚起步的医学职业生涯，如果有关于他参与其中的谣言泄露出去的话。但是他认为许多伟大的科学成就都离不开一定的风险，即使这一次牵涉的是某种窥阴癖。“我不认为比尔以此为乐，”吉尔帕特里克说，“我认为他单纯地觉得这是生理学的一个未知领域，搞懂这个最后会为他赢得诺贝尔奖或者其他类似的科学奖项。”
在实验室里勃起对于吉尔帕特里克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自认为是一个健康、热血的美国男人。然而，当裸露的搭档起初请他帮忙让她“热身”时——前戏中理所当然的努力——却超出了他有限的床上经验。“后来我才知道，尽管已经结了婚，但自己是多么没有经验。”他说。他的女搭档们，在重复的半小时会面中，没怎么引导他进入正轨。这些女人也许同样也是新手，也没什么经验。“除了关于天气的评论之外我想不起当时还有什么其他对话，”他说，“没有一句‘感觉很好’或者‘再接再厉’之类的话。”
在后面，当看到吉尔帕特里克在他的搭档身上猛烈抽插时，可以听到吉尼·约翰逊发出的指导。她的指令主要是为了确保不让电极掉落。而当他们在床上震荡和摇摆时，其他记录身体反应的仪器也不能脱落。观看了吉尔帕特里克和他的一位女搭档匆忙交合之后，约翰逊轻轻地给他披上衣服。“她说以后，‘你能做得长一点吗？’大致这个意思，”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也许我不是他们真正想要寻找的种马。”
那些与吉尔帕特里克交配过的年轻女志愿者，她们的脸庞、身体、声音以及甜美的气味，数十年之后已渐渐消失在遥远的记忆之中。唯一他能清晰回忆起来的是一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前来圣路易斯寻找领养者的、大概是未婚的孕妇。在这个过程中，比尔和吉尼让这位准妈妈作为志愿者参加了性爱研究，通过电子设备记录了高潮时候她子宫的活动，并和之后分娩时进行了对比。“她大概20岁，或者21岁，也许是个大学生，”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她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医生是比尔的朋友，于是推荐她成为了候选人。”吉尔帕特里克并不介意和一位孕妇做爱。为了配合她突起的肚子，他在自己常用的传教士体位上结合了“小四分之三”方式。“她的肚子并没有大到让人不舒服，我猜大概四五个月身孕的样子。”他回忆说，“我想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冒着早产的风险这样做。”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对于孕妇性反应的调查“当吉尼问我的时候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
为什么这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女人会同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做性爱志愿者？是否因为她的身孕以及个人经济状况？此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筛查程序——他们许诺怀疑者说筛查程序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会剔除潜在的不适合候选人——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和陌生人性交对于这个年轻女人可能产生的心理影响？但吉尔帕特里克，作为一个学医的男人，没有问太多问题。想要和这位有着硕大乳房的漂亮孕妇发生性关系的身体冲动让他无暇过问这些沉闷的问题。“我确定比尔和吉尼让她觉得自己正在为科学知识作贡献，”他解释说，“‘不要尝试猜出那个人是谁。’这是来自吉尼的警告，可能不是比尔，说这一切都是匿名的。”
数月之后，1958年初，当这位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年轻女子在医院妇产科病房分娩时，吉尔帕特里克作为住院医师在一旁帮忙。他回忆说，母子平安，这件幸福的事情让马斯特斯有了做科学随访的机会，将分娩时的电子测试结果与性爱时的相对比。“我们记录到她宫缩时的活动与高潮时非常类似。”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就怀孕期间性反应的问题采访了111名女人，并且得出了许多具有见解的、开创性的结论，包括怀孕期间夫妻性生活对于胎儿并没有实质性伤害——这驱散了一个长久以来的谜团。他们的研究显示女人在怀孕早期和中期会性欲增加。在真实生活样本的帮助下，他们详细地描述了女性在怀孕期间乳房、外阴以及内部器官那些显而易见的变化。然而，在他们关于“怀孕及分娩后女性性反应的解剖及生理变化”这项研究中只用了6位怀孕女性。所有人都是已婚人士，他们在报告中说。在这6名女性中，4人在怀孕之前就已经成为了志愿者，让他们有机会就怀孕前后宫缩的模式进行对比。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理由，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决定不将俄克拉何马州女子的数据纳入最后结果。
就和期望的一样，吉尔帕特里克跟随马斯特斯的那段经历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步入了正轨。在圣路易斯成功地结束任期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和妻子以及孩子回到了华盛顿的斯波坎市，在那儿开始从事普通妇产科医生工作，包括治疗不孕不育症、内分泌疾病以及盆腔肿瘤。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已经在斯波坎市协力开展了计划生育分会，在事业上大获成功。
然而，在他的私生活方面，当时作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项目志愿者的经历可谓好坏参半。“我一度愚蠢地、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妻子不知道，那就没关系，最后这成为了我们之间的问题。”吉尔帕特里克回忆说。他在实验室里的那种自由思想逐渐侵蚀了他与妻子之间的信任。“在斯波坎市我有许多风流韵事，并且学会了许多此前并不了解的事——我很容易被引诱。”他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海滨度过的那些周末，他独自驾着水上滑艇巡航，一艘马力十足的摩托艇在水上飞驰，在不同的户外活动上勾搭着女人。他做志愿者以及周末浪子的时光给他带来了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我想那些事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我，破坏并结束了我的第一段婚姻，”他说，“你一直以为没人会知道。”但他发现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自己性生活方面的不忠，包括他的孩子们。
在离开圣路易斯之前，吉尔帕特里克曾希望和一个特别的女人发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