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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圣路易斯之前，吉尔帕特里克曾希望和一个特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却始终未曾如愿，那个人就是吉尼·约翰逊。数年来他一直对她情有独钟，却从来没有敢在医院之外约她。然而，离开圣路易斯几年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回到华盛顿大学参加维拉德·艾伦医生——对马斯特斯职业生涯举足轻重的系主任——举办的一个晚宴。许多在妇产科权威艾伦医生手下工作的医生、住院医师以及护士都前往参加了晚宴，不过在那个特别的晚上，比尔没能到场。吉尔帕特里克打电话给吉尼，问她是否愿意与他结伴一同前去参加晚宴。她同意了。
那天夜里，晚宴结束之后，吉尔帕特里克开车送老同事回家，陪她走到了门口。“我送吉尼回她的公寓，给了她一个晚安之吻，并且拥抱了她，”数年之后他回忆说，“我带着那个意思说，‘我们早就应该在一起。’她说她早就意识到我在性生活方面很活跃，但现在肯定不是回到当初的好时机。”他并没有要求她解释更多，很快就说了告别。约翰逊记忆中的吉尔帕特里克更多是一个朋友以及马斯特斯身边的年轻助手，而不是研究中的志愿者。“他和我们都很亲密，”她说，“我也很喜欢他，但不是那种喜欢，因为我一直都很投入在工作之中。”
约翰逊一直都避免与那些性爱研究中的志愿者走得太近，警觉着弗洛伊德关于“移情”的告诫——病人对于医生在爱以及强烈情感方面的心理投射。在所有门诊接触的裸体男人和女人面前，在性交以及自慰的观察中，吉尼一直保持着自己职业上的距离。“我很好奇，我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感到惊骇，”她解释说，“我的工作就是安慰和解释，不带一点个人感情。”
那晚离开吉尼·约翰逊的住处之后，吉尔帕特里克感到问题不止拒绝一个吻那么简单，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尽管比尔和吉尼一直在公共场合显得平心静气，好像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事一样，但那天晚上吉尔帕特里克隐约觉得马斯特斯就在那里。就像他回忆所说的：“我意识到，就算他们当时没有在一起，也很有可能将要在一起。”
第十三章 诺亚
在一次相亲会上，吉尼·约翰逊遇到了诺亚·温斯坦法官，一个大她将近20岁的男人。这次见面差不多与她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被聘为威廉·马斯特斯医生助理发生在同一时间。她总是在周末与诺亚见面，有时也会在从门诊下班回家之后。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升级并变成了严肃的恋爱关系。“他是一个老年人，但也是出色的性伴侣——非常有创意，也很有趣。”她回忆说。
与早年生活中的那些男人相比，诺亚有所不同，他那摇摆不定的性格很容易被其他人摆布，包括吉尼。年轻的时候，诺亚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密苏里州州长指定他做法官之前，当了20年的律师。作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圣路易斯县巡回法院法官，他很快就以“法院里的炮弹”出了名——他改革了该地区的青少年司法体系，要求为那些无法自己支付律师费用的被告指派公设辩护人，开创了为打算离婚的夫妻提供婚姻咨询的先例。
诺亚是在堪萨斯州以及密苏里州西部的一个犹太人家庭长大的，那个地方与戈尔登城相距不远，在那儿他的信仰让那些顽固的基督徒愤怒地想要以基督的名义痛打他。温斯坦出生于“三K党”在美国复活的时期，而他并没有回避那些对抗他正统犹太人背景的人们。他的思想极为自由，甚至会以吃熏猪肉——一种对传统规矩的冒犯——作为早餐来展现自己的独立。“他成长的地方并没有很多犹太人，”温斯坦的小女儿琼·佛罗德回忆说，“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样野蛮地对抗自己的信仰并且完全不遵循它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诺亚让吉尼印象深刻，在他身上，离过两次婚并且带着两个年幼孩子的她看到了一种自己所想要的庄重。当然，对于自己的职业，诺亚比起乔治·约翰逊要严肃得多。在男人方面，吉尼并不只喜欢某一特别的类型。“不同的男人有不同的内容，”吉尼后来解释自己所发现的具有吸引力的地方时说道，“成功男士总会吸引到我，但他们并非都对我有兴趣。”基于他们的近况，吉尼和诺亚双方都感到一种脆弱。他们第一次约会就发生在她离婚几个月之后。诺亚以及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从失去他妻子的悲痛中缓过神来则过了一段相较长的时间——她在一年多前去世了。“她是他第一个认真约会的对象，当然也是让我见的第一个约会对象。”琼说，父亲那一年在她从学校回家时向她介绍了吉尼。经过了那么多的悲伤之后，诺亚的女儿们发现他的心情——向来闷闷不乐、抑郁寡欢的他——似乎又一次开心了起来。“我想这就是爱情。”琼回忆说。
吉尼和诺亚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体壮如牛，虽然不高，但足够壮硕。年过半百的他，谢了顶的头发开始变白，日渐稀薄。他有双下巴，脸颊上时常蓄着山羊胡。一对深邃的眼眸看起来很疲惫，皮肤粗糙而衰老。在他肥厚多肉的嘴唇之间，叼着个烟斗，不断冒着袅袅青烟。对于在其他男人眼里非常迷人、聪明而又活泼的中年女性来说，他是一个奇怪的选择。诺亚似乎很痴迷于他的新伴侣，年轻的女儿也一眼就注意到了她所具有的女人味。琼说：“他觉得她非常具有吸引力。我记得她有着褐色的头发，经常往后梳。她大概就是那种希望自己再瘦5到10磅的女人。但在那个时代，她是对的。她拥有着巨大的热情。”
有一天晚上，吉尼在餐厅卫生间里向琼透露了心声。当时吉尼穿着一件随意的黑色夏裙，上身的吊带衫挤压着乳房，隐约露出乳沟。卫生间的门刚关上，她就抱怨道：“我的衣服太紧了。”
琼帮着吉尼松了勒紧的衣服，调整了一下之后，又重新把它穿上。“它就是有一点点紧，你深吸一口气可以拉上拉链，但过了半小时之后你就会彻底感到崩溃的那种衣服。”成年后的琼描述说。尽管如此，能够和自己父亲的新女友分享至少这样一个秘密，她还是感到很高兴。
在诺亚的女儿面前，吉尼总是保持着亲和但令人尊敬的距离。她从不谈论自己的工作以及和比尔·马斯特斯一起从事的任务。在温斯坦郊区的家里，她表面上一直是完美得体，尽管内心并非如此。“当我在场的时候，她总是有所保留，”琼回忆起自己父亲向吉尼求爱的过程时说道，“那个时代人们在处理自己的感情时还没有那么开放。我希望他们能够结婚。我觉得人不应该单身。我没放在心上的原因是当时我基本不回家住。”
某个周日的早上，年轻的琼去了学校，她的姐姐洛伊斯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父亲的家里。那年出嫁之后住在附近的洛伊斯看到自己从前睡过的床上所发生的一幕时惊呆了。“她发现弗吉尼亚和自己父亲分房睡着，刚做完那件事之后就这样非常奇怪。”琼说，她活灵活现地回忆着已因乳腺癌去世的洛伊斯所讲的故事，“比我更了解这个世界的姐姐当时惊呆了。”也许那天晚上关于睡觉的安排只是非常单纯的一件事，吉尼同意了诺亚的请求，不那么晚还开车回家，而是在他女儿的空房间里过一晚。或者也可能是，吉尼听到了洛伊斯进门的声音，匆忙地跑到了隔壁的房间，假装在那儿睡觉，而其实之前一直在诺亚的床上和他躺在一起。无论事实是怎样，看见一个几乎裸体的女人躺在自己的床上让琼的姐姐吓了一跳，她克制着自己含泪的怒火，没有打搅父亲的这位贵客就独自离开了。
吉尼与诺亚之间所面临的障碍远比这场卧室闹剧更艰难。因为年龄，诺亚一直都不愿意再次为人父母，做吉尼那对儿女的继父。“他不想要小孩，对于此事我也没有提及。”她回忆说。诺亚还是尽心尽力地讨她的孩子开心。有一次，他带他们去了一个当地的狂欢节，并陪他们一起坐了过山飞车——全都是他喜爱他们母亲的表现。信仰也是一件麻烦事。在圣路易斯，诺亚的犹太信仰一直是影响他再次选举法官——这个他担任了8年并后来从事终身的职业——的因素。对于一个认为自己不是真正犹太教徒的人来说，这的确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不论他多么在乎吉尼，他始终害怕自己娶了这个离过两次婚且小自己一半年纪的非犹太人会成为选民们嘲弄的话题。“这是一件有政治影响的事；他的确和我提过。”琼回忆说，“如果他娶了一个非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会失去所有的犹太支持者，至少他这么觉得。他们会觉得娶一个离过婚的而且信仰不同的女人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然而，他们两人之间最不能克服的分裂并不是关于孩子或者信仰，而是另一个男人，他的名字叫比尔·马斯特斯。当吉尼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她的工作时间不断增加，致力于性爱临床研究的决心也日益坚定——诺亚毫无疑问地感到比尔在她生活中的支配地位。诺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嫉妒，也没有劝阻她不要追求自己职业上的目标。这位法官没有谴责或者判定她的工作是不淑女的，或者太冒险，尽管他知道他们雇用妓女或者观察他人做爱的行为可能涉及一些潜在的非法行为。“他非常开放，没有什么可以震惊到他的。”琼解释说，有一次她和自己的父亲去门诊探望了吉尼，“他很世俗，思想开明”。
在温斯坦家的一次聚会上，就在离吉尼家不远的沃森路，法官和比尔以及吉尼亲切地聊着天，讨论着他们的研究成果将来编译出书时要取个什么样的题目。比尔和吉尼的建议都是一些医学名词或技术名词组成的乏味题目。
“你们为什么不取名为《性爱》呢？”诺亚半开玩笑地问道。
他们都由衷地笑了，认为在那样一个年代取这样一个题目是多么不现实的事。
就像在法庭上短暂分享轻松时刻的律师，诺亚仍旧把比尔·马斯特斯当作对手一样小心翼翼地对待。“我的本能反应告诉我他不喜欢比尔，”琼说，“这也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事，他把他视作威胁。”
吉尼和比尔的关系似乎仅限于医院之内，只不过是他付她薪水，她靠着这薪水攻读大学学位。作为一个“全身心工作而没有一点娱乐”的医生，与其说比尔和自己住在郊区的妻子及孩子是一家人，不如说他和工作结了婚。他似乎是一个可以和吉尼·约翰逊共度一整天但不露一丝笑容的人。在这一方面，诺亚的表现远优于比尔。“从比尔·马斯特斯身上，我感受不到一丝温暖的感觉，”琼回忆说，“我能感受到父亲对弗吉尼亚的那种热情，那种可以说明一切的热情。他是一个相当紧张的人，但和她在一起时，他比任何时候都放松。她对于他来说有一种切切实实的舒适影响。”
诺亚·温斯坦似乎就是弗吉尼亚的真命天子。
第十四章 面罩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伊斯塔布鲁克斯·马斯特斯在她大儿子的眼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尔的母亲不再回避社交活动，曾经，她一直害怕这样会激怒自己专横的丈夫弗兰克。这个瘦小却充满了活力的女人开始听交响音乐会、打桥牌，并召集了一群朋友。重获激情的她拥抱着生活，就好像一个如释重负的人一样。“她显然十分享受这种脱离家庭奴役之后的自由。”比尔后来在自己未发表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对于束缚这样一个有活力的女人——特别是他的母亲——的男人表示怨恨。等到伊斯塔布鲁克斯搬到圣路易斯公寓的时候，她靠比尔、莉比以及孩子更近一些，且已经变成了“和我年轻时所认识的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写道，“事实上，我有两个不同的母亲”。
在妇产科医院周围，伊斯塔布鲁克斯成为了比尔手下员工经常看到的人物，远比见他妻子多。母亲住得很近，儿子以及他的研究队伍有时候甚至能在那儿吃一顿家里做的夜宵。克莱默·路易斯——在门诊拍摄性活动的医学院插图画家——经常陪着比尔和吉尼前去吃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们10点完成研究工作，我们会前往她的家，她会准备好我们3个人的晚饭。”路易斯说。有一天晚上，比尔和他的同事在医院转弯抹角地谈论着工作，伊斯塔布鲁克斯从中听明白了他们在做的事。比尔的母亲并没有感到不安，而是以她非常务实的方式提供了自己所知道的最好的解决方式。
“哦，那些可怜的女人！”想象着那些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志愿者，她说，“她们需要一些遮住自己面孔的东西。”
几天之后，她就为志愿者设计并制作了丝绸面罩，供他们性交的时候佩戴。男人和女人都被分发了这些面罩，都是由同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