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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到同事们的支持，当然不希望听到任何批判。但他其实对当时的环境并不够了解。马斯特斯后来写道：“为何我首选陈述妇产科圈内的材料呢？很显然，回过头看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属于一个判断错误。”
在演讲之前，这个领域的主流期刊《妇产科学》曾经拒绝了马斯特斯关于性研究的文章。他关于雌激素与内分泌治疗方法的文章在同类出版物中刊登了出来——一般称作“绿色期刊”，由美国妇产科学会出版——但是这项研究被认为过于伤风败俗且带有威胁性。马斯特斯明白国内的妇产科医生都需要清晰的信息，因此花了几年的工夫进行整理编纂。他意识到他的同事们“总是接受生孩子是自然功能这个概念，却极不情愿去考虑这种自然功能的方式”。美国民众都等着斯伯克医生告诉他们如何抚养孩子，但是不想听到他们是如何来到世上的。
当会议室的灯光亮起，场下嗡嗡的讨论声不绝于耳。对马斯特斯影片的刺耳谴责很快就传到了维拉德·艾伦的办公室。“影片使得系里的其他成员警醒，”阿尔弗雷德·谢尔曼医生回忆道，“马斯特斯的麻烦开始了。”系主任艾伦作为马斯特斯一直以来的研究合作伙伴，一直都给予他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但是影片放映的内容还是让艾伦大吃一惊。另一位同事西奥多·梅里姆斯医生回忆道：“流言说维拉德·艾伦非常震惊。”对那些听到过谣言却对事实并不确定的评论家来说，马斯特斯关于明确细节的叙述给了他们一剑。“这显然不是解剖学和生物化学教授关心的学术追求，反而招来了巨大的恶名。”另一位同时代的罗伯特·戈尔医生对医学院的反应这样回忆道，“我们对他性爱研究中的奇怪事物都很怀疑，事实上他在让实验者通奸的同时研究人体，记录血压或者其他东西，但我们却毫不知情。比尔只是一味地这样去做，并且无人能够阻止。”
这些被激怒又出于自我保护的同事们还觉得马斯特斯揭开了医学训练的一个伤疤。它揭示了毫无准备的内科医师都在如何回答基本的生理问题，也暴露了所谓的女医生并非真的对女性非常了解。部分人还是倾向保留医生与病人间不可挑战的神圣领地。“当我听到这些时还有些茫然，我们对这样的研究意味着什么有点困惑。”罗伯特·伯斯坦医生回忆道，而一位高年同事则认定马斯特斯非常鲁莽。这种研究正好显现了像伯斯坦这样的年长医师缺乏对病人日常性生活的把握。“我对性研究并不在行，”他解释道，“当一个年轻妇女怀孕或疑似怀孕的时候，我随便做什么都会带来麻烦。你最好坐着听她发牢骚。只需倾听并且点头，给她一些指导和镇静剂。如果是在旧时代，你可以给她一个拥抱，然后说：‘你会一切顺利的。’你会对自己那个拥抱背后的能量感到惊讶。”这种旧式的乡村医生看似礼貌和舒服的诊治方法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极不推崇的。医生们无法再用亲切殷勤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他俩激怒的对象包括相当比例的医学生，马斯特斯后来估计大概有20％到25％的人对研究的得体与否提出了异议，其中还包含3位高级别的同事。
当马斯特斯最终与艾伦讨论这些反映的时候，老朋友让他不必担心。有院长伊桑·谢普利作后盾的艾伦肯定地对马斯特斯说：“比尔，他们只是在抱怨，他们并没有对此写点什么。”他向马斯特斯提及大学的指导方针，并且指出：“这段小字说明，我不需要跟执行委员汇报，除非有什么书面要求。”马斯特斯对这位同盟化解麻烦的“院长式”做法非常钦佩。但由于艾伦没有第一时间行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还是遭到了医学院的抵制。马斯特斯原本相信一场率真的演讲能够消除关于他们研究的“未经证实的流言”，但事与愿违，这场陈述只是创造了更多的谣传，甚至大家都坚信影片中某位裸体的无脸女人就是吉尼·约翰逊。
“我们认出了她的手指甲，”弗里德里希说道，并且肯定同事们都因为见过约翰逊修剪过的指甲。“她涂的那种指甲油的颜色以及指甲的形状。我们常常看到她的手指，因而非常了解。所以我们才会惊呼：‘噢，这是吉尼，吉尼！’我们这些住院医生都认为这无疑就是她。”当影片结束，弗里德里希走向吉尼，转头耳语道：“吉尼，那人跟你长得很像。”弗里德里希回忆道：“而她莞尔一笑，好像我说的这句话逗乐了她。”
有几个人对影片的产生过程较为熟悉，包括摄影师克莱默·路易斯和约翰逊本人，他们都否认约翰逊是其中那个无名的女模特。“影片中的人都是志愿者，”约翰逊坚称：“天哪，我只是那个收录声音的人。我是研究的协助人员，不可能也参与了影片。我没有加入试验。”但是关于她可能参与的嘲笑和议论反映了医务人员对于马斯特斯这一重要研究项目与日俱增的反感。在诊室里，保密工作开始升级。图解部门技术人员的路易斯和常常监察病人呼吸及其他重要体征的生理学教授威廉·斯莱特小心翼翼地坐在可移动的屏幕之后，全神贯注地盯着监视器，对镜头外的脸部没有任何兴趣。斯莱特，这位严肃、眉毛浓密的医生，一直表现得对自己的这项工作不太自在，或许就如路易斯所承认的，“她们当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妓女”。但不管怎么样，路易斯和斯莱特都极为专业，并且遵循着马斯特斯永远不要讨论工作内容的嘱咐。他们将马斯特斯看作自己尊重的医生和朋友，这份晚间在医院冒险而为的工作给自己带来的不过是些额外的收入。路易斯不断努力想要让阴道内毛茸茸的成像变得更为清晰。他监督着伊斯曼·柯达在绝对机密的情形下处理这些影片，防止有人在实验室中拷贝这次“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院系里诋毁马斯特斯的人很清楚路易斯可能会是透露相关秘密细节的源头，当然前提是他愿意成为告密者并夹着尾巴离开同事的话。“有些医生会来询问我看到了什么，但我拒绝回答他们，”路易斯说道：“我将这看成是一件私密的事情，而我只是完成分内的工作。”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偶然发现了不少有趣的事情，但又不敢挖掘更多。有一晚，吉尼带着从医院食堂买回的零食和饮料，乘坐电梯返回诊室。电梯门打开的时候，她看到一位对他们研究表示过不满的医生正将听诊器放在诊室挂白大褂的那面墙上偷听里面的声音。
“为什么？你好，医生！”吉尼大声说道，她如蜜般的嗓音中透露着十足的讽刺。独自在黑暗中的医生在她的顽皮笑容和兴高采烈中尴尬不已。医院其他科室的医生都莫名其妙地在那儿徘徊，好像关他们的事一样，也许是基于偷窥的冲动，想看看可能发生的事情。还有更为不齿的侵犯：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收到过一些信件，里面是从原妇产科医院的街对面偷偷拍摄的几幅他们遮蔽的门诊窗户的巨大照片。就像马斯特斯后来观察到的，“人们为了发掘正在进行的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华盛顿大学，马斯特斯说服医学院要求所有学生都完成一门关于人类性爱学的课程，开创了全美先河。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学习性爱对于帮助那些受相关问题折磨的病人确有重要性。尽管有维拉德·艾伦的担保，但对于马斯特斯研究的厌恶情绪在后面的几个月里逐步加剧——不仅围绕礼节和医学名誉，而且最后落到了钱以及吉尼·约翰逊的晋升问题上。
从一开始，对于深夜的研究部分、志愿者的微薄报酬以及斯莱特、路易斯，特别是约翰逊的工资，学校就没有提供直接的经费支持。通过和艾伦一起做的特别安排，马斯特斯将他早先在妇产科，特别是不孕不育症治疗方面所得的费用进行了转移，用这笔钱支持着自己的研究。全职员工通过医疗服务所创造的收入通常都被视作医学院的财产，不能让个别医生私自用于他们个人的项目。随着员工对马斯特斯冒险计划怨恨情绪的加剧，大概是在艾伦的同意之下，学校决定结束这种特别的财政安排。尽管马斯特斯在自己的生理学研究中获得了一些拨款，但他已意识到门诊将来的收入将依赖于性功能障碍病人治疗部分的费用。科室里也不希望马斯特斯将所有时间都放在性爱门诊，而不承担教师以及外科医师的职责。他对工作的全然投入依然不能弥补这个缺口。另一个原因涉及约翰逊在他身边的位置。在发布他们关于人类性生理学的长期研究项目之前，比尔认为他们需要给吉尼弄一些学位证书，以与她至关重要的角色匹配。因为此前每一次当她想通过报名课程获得大学文凭并努力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时，马斯特斯都会安排新任务来占据她更多时间。而作为单亲母亲带着两个小孩的她原本时间就不充裕。不过，尽管马斯特斯拼命请求，但是学校并未同意。一直都听不到任命约翰逊为医学院教员的消息，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这个特别的建议引起了有些人对他们的嘲笑和戏弄，无聊之辈重复着那段没有根据的关于她裸体影片的谣言。不久后，马斯特斯一直以来的拥护者向这些无法友好看待他们研究工作的人妥协了。“医院的当权者想要摆脱马斯特斯，因为他拥有非常清晰的研究照片，而这让医院管理层非常困扰。”他的前住院医师以及共同作者马文·格罗迪回忆说。
在华盛顿大学呆了20年之后，马斯特斯断定自己不能继续呆下去了。他不情愿地放弃了自己的终身教授职位以及在科室里的高层地位，只保留了名义上的从属关系。他结束了自己在医院中的外科工作，并最终将自己妇产科的所有病人都转交给了要好的同事约翰·巴罗·马汀。不再有任何条约，也不会有回头路。尽管乔治·华盛顿·科纳曾经建议他说，大学背景对于这样一个大胆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他又一次收获了艰难的一课——性爱的真实情况常常是让众人排斥的，包括那些在学术及医疗界的人。从现在起，马斯特斯决定和约翰逊独立出来面对这个多疑的世界。
第十六章 关于信任
搬离从前的妇产科医院之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及他们的小团队迁到了街对过位于森林公园大道4910号的一幢白色廊柱建筑中。他们为自己的性爱门诊取了一个委婉的名字（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就和门口那小小的指示牌一样小心翼翼。马斯特斯确保了自己新创立的非营利性基金会里都是一些忠实于他个人并感激他临床服务的托管人。在他与华盛顿大学苦乐参半的分离之后，充斥着谣言和谴责，马斯特斯只想要那些可以信任的人。
托里·福斯特就是这个小集团的典型，尽管缺乏经验他还是担任了基金会的新任律师。从还是孩子起，他就和位于拉杜区的隔壁邻居马斯特斯一家认识了。在生孩子之前，托里的妻子一直依赖着马斯特斯，他是她第一位妇产科医生。基于长久的交情，马斯特斯从不怀疑福斯特的忠诚以及他保守秘密的能力。福斯特第一个任务是前往华盛顿特区，参加国家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会议，看看新成立的基金会对性爱的研究是否会妨碍其申请免税资格。门诊从志愿捐献以及外部拨款得来的资金流至关重要，特别是没有大学提供医院设备以及其他支持的情况之下。“对于主题本质我们尽可能地做到坦白直率，”福斯特谈起国家税务局的会议时说，“但是对于其具体实施方案我们没有谈及太多的细节，他们也没有询问。”
在讨论会上，福斯特联合了马斯特斯另一位坚定的朋友——小伊桑·A·H·谢普利，前华盛顿大学校长的儿子。年轻的伊桑成为了基金会主席。和父亲一样，他坚定地认为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非常重要，一定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免于道德威胁的环境。“当时引进了很多前董事会成员，因为基金会在圣路易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况，”谢普利的遗孀佩吉·谢普利回忆说，“人们都会因为自己去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儿而感到尴尬。于是通过这种方式，凭借着伊桑家族在学术界以及圣路易斯社区的良好声望，它变得有了些尊严。”其他一些早期的托管人为基金会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学术成果与技术，比如密歇根大学的精神病学家，后来成为美国精神病学会主席的雷·瓦格纳医生，以及知名家庭治疗师，后来在费城创立婚姻咨询所的埃米莉·马德。但绝大多数托管人，比如警署署长H·萨姆·普利斯特或者保险经理约翰·布罗德黑德，都是出于喜欢马斯特斯或者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曾经是他的病人而接受签约的。多年前两家人一起在密歇根度假时就与马斯特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