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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都更了解性的特质。但是她并没有变得‘温暖而模糊’。她总是保持着专业的样子。”
当治疗成为临床活动的核心并带来了大量收入之后，比尔·马斯特斯越来越听从约翰逊了。作为一名终生都对这门“自然科学”深感兴趣的医学研究者，马斯特斯从来都没打算成为全职治疗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经将自己逼入了死角。他屡次没能从政府或个人那儿弄到足够的资金，以继续自己关于人类性解剖及生理的研究，或者说它们至少不是按着他所想的那样进行。10年之前，他从医学院离职——在那儿他曾经是妇产科系里仅次于好友维拉德·艾伦的人物——抹灭了所有以自己名义筹集资金的可能性。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妇产科，不再是一流的外科医生。他不停地回顾他们性爱研究中同性恋病人的那部分数据，立志要出版第三本重要著作，然而这一张巨额版税支票似乎依旧有数年之遥。
如今60岁的马斯特斯每天都会在诊所露面，他不再是往年那个咄咄逼人的样子，少了很多威严，几乎可以说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同事们都敬重他的坚持与稳定，当然这是在与约翰逊模糊的反应和变幻莫测的心情作对比的前提下。“他非常支持自己的员工。”罗斯·博亚尔斯基回忆说，“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误，或者你有什么疑问，他会不惜一切时间直到将其弄清楚。”这个时期的比尔决定要改变自身的一处缺陷，因为许多病人觉得很受影响。他去看了一位外科医生，想要纠正自己的斜视问题——儿时败血症发作之后留下的让人奇怪的眼神聚焦。手术之后，成年的马斯特斯第一次可以直视对方，并且对着镜头而不是影子做出微笑。在诊所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微妙的变化。他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了吉尼之下，就好像这是他们婚约的一部分。约翰逊的意见成为了主导。“后来几年里，比尔并不像她那样感兴趣。”他们的律师沃尔特·梅特卡夫回忆说，“我不认为这是一场权力斗争。这有点像‘我已经按我的目的做了要做的那部分，现在换你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然而，约翰逊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接受记者采访、安排各种露面、在家写书，以及更多地陪伴已到少年的孩子——令她常常几天不在诊所出现。她的行程表时刻都在变。员工午餐时间的病例讨论会，大家都注意到了她经常不在。这让她偶尔的突然露面变成了让所有员工吃惊的事。“她绝对是王座背后的掌权者。”马克斯·菲茨杰拉德解释说，“很显然很多事都是由她做决定，或者推迟到她回来再说，虽然我们不经常看到她本人。她就是权利代表。”
在诊所里，关于弗吉尼亚·约翰逊最具分歧的意见来自女同事当中。虽然一些像巴尔托克这样的年轻员工尊她为模范，但约翰逊身边更近的人则承认自己内心是矛盾的——就像办公室经理旺达·鲍恩所描述的，“对于弗吉尼亚·E·约翰逊，可能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在外面，人们都说她是一个温暖且友好的人，特别是他们一起做讲座的时候。”夫妻两人都与比尔和吉尼有交情的全职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回忆说，“她给人的印象更活泼一些，而他可以说相当冷酷。但是当你了解他们之后，就发觉大不相同了。我一直觉得跟比尔之间的关系更近一些。”
资格更老一些的女员工，特别是那些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都认为约翰逊既冷漠又很有戒备心。“我一直有种感觉，她和我在一起时并不舒服，因为我有学位而她没有。”受人尊敬且拥有医学学位的佩吉·希勒说。其他一些人觉得，吉尼在她新一段的婚姻中看起来很寂寞，她想要和人交朋友，却不知道如何交朋友。“我和她相处并不愉快，因为我觉得她不够真诚。”来自纽约、在研究所进修过两个月的治疗师达格玛·奥康纳回忆说。奥康纳更希望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一起出现。“她过于深陷在卖花女这样的情景之中，以至于完全丢失了自己。”奥康纳说。她也引用了这个经常被用在没有证书就得到提升的约翰逊身上的典故。奥康纳在圣路易斯逗留期间，约翰逊邀请她一起去当地一家商场购物，并心直口快地自言自语着自己脑子里冒出的事情。在约翰逊看来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行为——逃离诊所幽闭的氛围——但对于奥康纳来说有点过头了。约翰逊一开始谈论她整理壁橱时是如何放松，然后又谈起了经历子宫切除手术之后的性生活。“他们一直都说这没什么两样……但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她叹息道，就好像在传授自己的一些个人心得，并认为这对年轻女人而言是金玉良言。奥康纳则并不领会这些友好的旁白。不久她就申请调到另外一名女治疗师那儿继续进修，因为她觉得在约翰逊那儿学不到任何东西。“对于她的性高潮或者童年经历，我真的不感兴趣。”
当美国的女权运动全面爆发、女人在职场的角色彻底改变的时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儿的女职员们感到自己仍旧忍受着不平等的待遇。经过一次长时间的私下谈话之后，女员工们决定向弗吉尼亚·约翰逊提出上诉。但是，约翰逊经常呆在拉杜郊区的家中，员工们需要一位传话者去转达她们的心愿。罗斯·博亚尔斯基被选中了。“没有其他人愿意去那儿和她说话。”她回忆说。也许他们觉得博亚尔斯基——她和约翰逊年龄最接近，而且丈夫也是一位医生——是看上去最合适、最不可能被打发的人选。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约翰逊邀请博亚尔斯基去她家后院聊天。她在门口和蔼地迎接她，并邀请她一起游泳。因为能和一个熟悉的人共享悠闲时光，在家里抛开一切心中的琐事，约翰逊显得十分感激。而博亚尔斯基脑子里却一心想着诊所那些女人关于不公正待遇的问题。“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博亚尔斯基说，“我一直在尝试提出这件事，如果她能够对诊所的女员工更加支持一点的话，那这事会更容易一些。”博亚尔斯基说明了其他女同事如何被男治疗师欺压的情况，而这种情绪会妨碍病人的治疗进展。毕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性爱疗法是建立在两性分享交流的基础之上的，任何一方都应与另一方平起平坐。“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我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博亚尔斯基解释道，“我们希望吉尼可以站出来给予一定的拥护。当然，诊所里有4个女人加吉尼，以及4个男人加马斯特斯。我们都一起工作。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相当无用的尝试。”经常和约翰逊一起担任治疗师的马歇尔·希勒表示博亚尔斯基被人误导了，至少从策略上来说是这样。“如果那里真的有不平等的情况，他们应该明白不能去找吉尼。”他说，“我不认为吉尼会就那样一件事与比尔对抗。”希勒说博亚尔斯基以及其他女同事如果邀请马斯特斯来讨论这个事件的话会更有效一些，因为从来就是他在决定约翰逊或者其他女性在诊所可以得到多少机会。
回顾往事，博亚尔斯基说，她们短暂的女权运动缺乏指挥。“（吉尼）一点也不同情其他的女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觉得在向她提这事时自己表现得非常差劲。”她们在游泳池旁的对话也对博亚尔斯基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在后来的员工会议上，就博亚尔斯基想要尝试研究心理抑郁在性功能障碍中的作用这件事，两人恶言相向。当她提及自己的想法时，约翰逊立马就提出了反对。
“研究是我要做的工作，不是你。”她告诫道。博亚尔斯基想要为自己辩护，却完全没有用。他们从未讨论过博亚尔斯基是否可以筹集所需要的经费，或者她的提议是否与研究所的整体研究计划相符合。所有这些细节似乎都不是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博亚尔斯基冒犯了约翰逊。一直都对博亚尔斯基给予帮助的比尔·马斯特斯此时就坐在会议桌边，但他却一言不发。
“那个时候我彻底惊呆了，但是我应该预见到结果会是如此。”不久之后就离开了诊所的博亚尔斯基说道，“我本该想到她会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我拥有学位，而她没有。因为我受过训练，而她没有。我实在没法告诉你为什么她会觉得受到威胁。后来我没有继续在那儿呆太久，所以还没来得及找出答案。”
同样的冲突也发生在了西娅·劳里身上。在丈夫托马斯·劳里作为治疗师加入诊所的时候，她也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接待员。有一天，她和吉尼发生了可怕的争吵。托马斯·劳里回忆说：“她们简直是在展开尖叫比赛。”曾经在拉斯维加斯担任一家小型精神病医院主管的他对于这次吵架感到非常悲痛。在1973年这件事之前，他一直都很喜欢自己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的这份工作。
在妻子和吉尼吵架之后，劳里急忙赶过来询问两人之间究竟说了些什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用磁带记录下了所有的事，我可以从中听到她们之间的对话。”他回忆说，“西娅说，‘怎么回事，你似乎因为我挑战了你的权威而生气了？’而吉尼大声嚷嚷道，‘你说挑战了我的权威是什么意思？’如此等等。大约一天之后，我询问办公室经理旺达是否可以再听一次磁带的内容，可她回答说，‘根本没有那样的磁带。’”不久，托马斯·劳里为期一年的进修结束了。他没有如自己希望的那样被聘请继续在那儿工作下去。劳里心里很肯定，妻子与约翰逊之间的那次争吵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很不幸，西娅常常都直言不讳，即使在需要委婉时——我想她真的用错误的方式惹怒了吉尼。”不久之后就和妻子离了婚的劳里叙述道。托马斯和西娅·劳里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诊所得到了教训：“如果你恭敬地听话且不冒犯她，那就会相安无事，因为那儿只能有一个人是老板。”
第二十九章 性交易
曾经免费赠送的东西，如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索取高昂的费用。在差不多相当于1972年时美国家庭平均收入1/3水平的3000美元总价之下，夫妻们蜂拥而至，纷纷来到他们的诊所。在一张列着400个名字的名单中，他们要等上6个月的时间。在美国，按马斯特斯的喜好被称为“性学”产业的这一新兴领域突然就兴旺了起来。出于对性功能障碍患者恢复情况的大肆宣传，似乎每一分钱都物有所值。富有的客户住在市区最奢华的查斯公园广场酒店（Chase Park Plaza），就在距离诊所几步路的地方，他们执行着诊所布置的“家庭作业”。有些因重返活力而心存感激的夫妻带着他们在性交过程中用拍立得拍下的照片回到诊所，分享他们的成功。“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很乐意相信他们的话。”马斯特斯嘲弄道。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员工可以提供由吉尼像美杜莎一般的理解力发展而出的复杂疗法，这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也由此改变了整个医学界对性爱的理解。“和其他医生不一样，她有着与众不同的观点。”他们的女治疗师之一萨利·舒马赫回忆说，“她创造了许多观念，特别是在支持女性想法这方面，比如性爱是你用来分享的一件事，而不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给与。”比尔和吉尼努力地与他们的门诊量保持同步，但每一组男女治疗团队却只能处理几个病例。尽管治疗措施具有一定的弹性，但两人运作性爱门诊的模式缺乏经济增长空间。“这有点像夫妻经验的模式，让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都切实地感到惊喜。”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名员工瑞亚·多恩布什回忆说。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也觉得自己有很大的义务去传授治疗方法，特别是那些拥有心理学医学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员。“他们并不是想当然地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结束，而更多的是一种开始。”舒马赫解释说。在需求远远超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小团队能力范围的情况下，许多治疗师迅速复制了他们的成功方法。在曼哈顿的康奈尔医学院，精神病学家海伦·辛格·卡普兰医生在弗洛伊德与马斯特斯及约翰逊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方法。在1974年出版的《新性爱疗法》（The New Sex Therapy）一书中，卡普兰向来自圣路易斯的两位研究者致以了敬意，并将他们排在阿尔弗雷德·金赛之前。“或许在结束这漫长的人类性爱‘黑暗时期’中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拓性的研究。”卡普兰宣称，“他们不朽的努力终于为临床医生提供了长久以来被忽视的人类性反应相关生理的基础数据……在治疗性功能障碍方面，创造了发展合理有效的治疗方法的可能性。”
并非每一个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追随者都是用功或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