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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学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里，罗伯特·科罗德尼准备了一份书面辩护“来澄清几个误解”。他强调病例是通过失败而不是成功来定义的，数据是通过“尽可能最保守的方式”取得的。比如，在治疗期间，一个患有性功能障碍的人在3次性交中都实现了“良好、坚硬的勃起”可能看起来是好消息。但是，如果这个人在性交尝试中也遭受了“3次勃起失败”，那么他在分类时是被标识为一个“失败案例”的。同样的，如果一个女人“在性交中不能以连续的形式达到高潮”，她也是失败的。即使在病人回到家不久就恢复了性功能，或者他或她又回来通过了第二次尝试并取得成功，该病人在数据统计方面依然被认为是“失败”的。科罗德尼说，要复制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结果很困难，因为其他治疗师不会公布统计结果，也不彻底地随访病人，或者仅仅是建立在间断的、一周一次的疗法模型上，而不是全力投入的工作两周。不过，在这个工作组从1959年到1977年处理的1872个主要为异性恋的案例里，“成功”率达到了81。8％——按照任何标准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凡的断言。相比之下，86％寻求治疗的人曾经在前来他们诊所之前于别的地方进行过至少6个月的心理治疗。他提到，“不到5％”的人曾在进入这家诊所时有过好转。
世界性学大会（World Congress of Sexology）于1983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召开之前，科罗德尼、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别的同行在评估他们疗法的长期效果时“听了无数个疗程的录音带”，并对他们的结论表示了肯定。“没有所谓的‘秘密’。”他们坚持道。那些要求做更多能够复制他们结论的研究项目的人好像没有考虑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在没有任何政府拨款、完全自费的情况下完成他们长期的性研究的。在这次大会上，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工作“不那么完美”，但是要求大家“根据当时和现在的知识情况来判断”。这个新兴领域的大部分人都把他们视作英雄，但即使是那些虔诚的追随者也希望能看到更多科学的肯定。“直到我们能够重复他们的工作之前，”性学研究所的心理学家F·保罗·皮尔索尔说，“我们依然会或者敬畏，或者嫉妒，或者怀疑其正确性。”
1988年3月，刚完成一次横跨大西洋的旅行，C·埃弗雷特·库普就接到了妻子贝蒂从家里发来的紧急信息。她通过电话警告他，将会有一场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新书的辩论，内容关于艾滋病危机及其对异性恋人群的威胁。“我妻子在电视上听说了这本书是怎样展示艾滋病通过所有这些欺骗性的方法进行传播的。”库普回忆说，“她非常清楚我正在对公众宣扬什么以及我担心什么。”
这位71岁的美国卫生部部长飞到伦敦，参加了一个关于新兴艾滋病的医学会议。在他当值期间，这种致命的病毒已经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它主要通过性交和静脉注射针头导致的体液交换进行感染。最初的死亡人数主要存在于同性恋人群——包括里根总统的一位好莱坞演员朋友洛克·哈德森——以及通过被感染的针头传播这种血液病毒的吸毒成瘾者中。在将近5年时间内，里根政府迟迟不对艾滋病灾难进行回应，许多人都把该病归咎于性革命以及不断败坏的道德标准。最终，在1986年，库普发起了一个艾滋病工作组，开始警告美国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这位长着小胡子的儿科医生曾经把堕胎比作大屠杀，现在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场危险的平衡运动中： 一边教育着这个国家怎样使用避孕套进行艾滋病防护，一边还赞美着婚外贞洁的美德。“在艾滋病危机发生最初的日子里，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告诉人们怎样会感染艾滋病，更重要的是让大部分人知道怎样不会感染艾滋病。”库普回忆说，“因为关于艾滋病的源头有种种谣言，比如说通过蚊子、从同一个水杯喝水、用同一条毛巾、打字机键盘、提箱手柄、门拉手，等等。这些流言让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紧张不安。”
新书《危机： 艾滋病时代的异性恋行为》（CRISIS：Heterosexual Behavior in the Age of AIDS）主要由科罗德尼撰写，但是在电视及媒体发布会上宣布新发现时，却是合作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令人熟悉的面孔。《新闻周刊》用一张凌乱的空床当封面照片，兜售着从这本“充满争议的新书”里摘出的片段。实际上，美国最受信任的亲密情侣现在也在呼吁政府为这种可能会导致任何一个人死亡的潜在性问题埋单。他们说至少有300万美国人感染了这种病毒——是官方估计的两倍——危险也要比官方科学家们在一种“善意的欺骗”下承认的大得多。这本书里说，至少从理论上讲，人们可以从以下这些简单的情形中感染艾滋病毒，比如蚊子叮咬、坐在马桶上、（用舌头相接触的）法式深吻，或者其他可能有一点点血液交流发生的情况。他们警告说未被发现的艾滋病毒“如今在异性恋群体里也非常猖獗”。像保罗·里维尔叫醒沉睡的城市公民一样，马斯特斯宣告，“我们在发出一个重要警告。许多人认为我们不严肃，但我们非常郑重。”
得到妻子的警告后，库普迅速采取行动反驳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这本书。“我打电话给好朋友提摩西·约翰逊，他是美国广播公司的医疗编辑。我向他说明了这个情况，他让我上了《早安美国》。”库普提到了他抨击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作品的那个网络电视节目。“我告诉人们我在这本书读到的，以及我听到关于这本书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我无法相信居然有人会犯这么离谱的错误。”
这本书引起的公众反应迅速危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名声。作为同一系列的第二本主要书籍，约翰逊在跟科罗德尼和马斯特斯合写的过程中只参与了很少的一部分。她完全没有通过任何有意义的形式参与到这一研究中。相反，她出去旅游了，只是把自己的名字借给了公司。她无法像以前那样依靠马斯特斯来审核所有的论断并保证其在医学上和科学上都有充足的依据。她让科罗德尼来做这个工作，如果出了任何差错，就正好怪在他头上。那时，科罗德尼这位曾经拥有该研究所确定继承权的医生已经离开并开始了自己的事业。然而，他们依然保持着合作关系，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一样都依赖着科罗德尼的写作技巧。在解释于《危机》一书中的角色时，弗吉尼亚把自己描述成合作者的俘虏，就算知道接下来会到来的厄运也束手无策。“那不是我们的作品——我的意思是，那是鲍勃写的。”弗吉尼亚几年后回忆称，急着撇清自己。“我实在太疲于争论了……我退出不干了，根本没有看到最后的版本。我又能怎么办呢？”
约翰逊从来都很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她把他们灾难性的《危机》媒体发布会归咎于科罗德尼。她和马斯特斯希望能够重现他们早年的成功，当时科学作者们都在研讨会似的圆桌周围尊敬地倾听他们的发现。完全不同于一个礼貌的接待会，科罗德尼批准了一个在纽约宾馆的舞厅里召开的全方位记者招待会，在那里他们面对的是一群随时准备狠咬一口的媒体鲨鱼。“我们面前那些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挡住了平面媒体记者，他们开始内讧、抢夺地盘，等等。”科罗德尼也吓坏了。“谁的声音都听不见，因为有300名记者挤在房间里，一个比一个吵得响，还发出尖叫。”他回忆说，“一个人在大喊，‘比尔，你到底收了多少钱来推销这种东西？’这简直不可思议。”
聚光灯打在约翰逊脸上，她被这本书只是出于商业原因而写的说法激怒了。她谴责了政府对艾滋病杀手的缓慢反应。“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立场来反转政府这些年的无动于衷。”她恳切地说。然而，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精确和泰然自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话语中的理论缺陷和新书里的漏洞同样一览无余。“我们意在快速，要把这个信息马上传达给公众。”马斯特斯解释道，并没有为违背了自己长期遵循的方法论找借口。这本书里的部分数据是建立在一个对800名亚特兰大、纽约、洛杉矶和圣路易斯的两性人群研究基础上的，这些数据在该书出版前几个月才刚刚获得。考虑到艾滋病对公共健康影响的急迫性，马斯特斯说他不想再等“哪怕是一年”，才能让他们的工作发表于行业杂志上接受评议。他们最大的断言——艾滋病毒在异性恋之间“非常猖獗”——显得尤其缺乏支持。记者一直要求他们提供证据，但是马斯特斯什么也没有。
“我认为是这样。”马斯特斯声称，好像只要有他的话就足够了。
在媒体发布会上被问及同一个问题时，约翰逊给出了同样无法让人满意的回答。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猖獗’这个词。”她掩饰地说，仿佛她一开始并不知道第7页那个挑衅的词语存在一样。
紧接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这场媒体冲突，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主席马蒂尔德·克里姆和其他健康专家在曼哈顿组织了另一场充满火药味的记者招待会，对这本离经叛道的新书进行了谴责。克里姆，一名研究科学家和富有的纽约电影制作人的妻子，像个女学究一样痛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两个在我们国家家喻户晓的人——关于艾滋病传播的‘恐怖事件的罗列’，除了加剧毫无意义的歇斯底里之外没有任何用处。”纽约市公共卫生委员斯蒂芬·约瑟夫医生对此表示赞同，也对这本书进行了批评：“在他们的数据中我看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做出他们所做的关于一般传播和强制测试的扫荡式的言论。”
在书中，马斯特斯、约翰逊和科罗德尼呼吁为怀孕妇女、年龄在15岁至60岁之间被医院接纳的人、被定罪的妓女以及所有申请结婚证的情侣做常规的艾滋病测试。他们相信这些测试是防止艾滋病传播的合理保护措施。然而，约瑟夫和其他政府官员大体上都反对强制性测试。不像其他传染病发作时会有常规的通告，同性恋群体里许多人认为广泛传播的通告会侵犯未出柜的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的隐私，并且只会阻挠他们控制病情的努力。尽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书回应了兰迪·席尔兹的《世纪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和其他已发表的对里根政府政策的猛烈抨击，但艾滋病专家们在他们对化解这场危机的方法上意见严重不一致。“行为改变的关键是出于自愿。”约瑟夫坚持。
作为本书的创作者，科罗德尼沮丧地观察着这些反应。“我被惊呆了。”他回忆说。长达两年时间，他听健康专家们讲述趣闻般地说起异性恋艾滋病病例，一直想促成一种更全面的关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还要做一个关于暴露在这种病毒中的异性恋患者的调查。不像以往的美国人，婴儿潮一代从来没有面对过性病的惩罚，当然没有预料到这么严重的后果。“对于用盘尼西林和抗生素养大的一代来说，性滥交和疾病存在的长久历史联系已经无法再发挥其行为抑制剂的作用了。”历史学家约翰·德米利奥和艾斯特尔·B·弗里德曼说。在艾滋病危机早期，健康专家们反对把艾滋病的威胁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在其他研究者的邀请下，科罗德尼说服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从他们平常所专精的领域走出来，借他们杰出的名声来帮助号召阻止这场性灾难，尤其是在政府还没有觉察到疾病广泛蔓延的警示信号的情况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又一次站在美国性健康的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