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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约翰逊与李·辛格勒友好的表演一直持续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作为一个团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当得知马斯特斯准备把多迪带去“拉里·金现场”做采访并参与全国各地的书展活动时，约翰逊请求辛格勒前来陪同她。“（弗吉尼亚）只是不想一个人跟他和她（比尔和多迪）以及科罗德尼一起活动——所以要我陪伴。”辛格勒回忆说。他在这些活动中一直都跟着约翰逊。在史密森氏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e），约翰逊和科罗德尼做了一个小型报告，受到大约300名听众的热烈欢迎。马斯特斯因为疾病而虚弱憔悴，不得不把演说缩至最短。为了录制电视节目，科罗德尼给约翰逊准备了一个“小抄”，上面写着问题和对应的答案，因为他说：“我知道她没读这本书。”
科罗德尼对于约翰逊在聚光灯下和摄影机前的表现感到惊叹。“她极其善于把没有什么信息量的话讲得非常漂亮。”他说。“她会选择回答一个她根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巧妙地接着说‘这让我想起’，然后开始谈她过去从比尔那里学到的，那些东西在她睡着的时候都能出口成章。她很多年来都是这么应对采访的。那天晚上在“拉里·金现场”的时候，她看起来非常美丽，真的很有风度。”第二天，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答应一起参加《华盛顿邮报》“风格”（Style）版面的采访，他们看起来都有点紧张。“比尔和吉尼一点也不高兴。”科罗德尼回忆说。“吉尼真的想把比尔掐死。”性欲横流的美国媒体不再奉承圣路易斯的性爱研究者了。到20世纪90年代，从临床方面的细节谈论性不再引起人们的激动。邮报有点讽刺挖苦地抱怨道，“从来没有两个人会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那样率直地谈论性，而同时又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性能力。”邮报的记者没有注意到辛格勒，但是他评论马斯特斯的新夫人看起来“有点像《吉利根岛》里的洛夫·豪厄尔，都有像（糕饼上用的）蛋白酥皮一样的黄头发，都穿着香奈儿完美套装。”
新书促销巡回几个月后，约翰逊和辛格勒不再见面了。他们在一起的最大项目——她的自传——没有完成，因为“她并没有全心在乎这件事”。他回忆说。又一次，弗吉尼亚与她生命中的男人那复杂的个人和工作关系走到了尽头。“她看起来非常幸福，然后他们分道扬镳了。”唐娜·威尔金森说。“对于她这个年龄和她现在的状况，这件事挺可悲的。”
出于自己的考虑，约翰逊很快答应在圣路易斯与马斯特斯一起吃饭，比尔把他的新婚妻子也带去了。
“我有没有跟你说多迪和我是怎么相遇的？”比尔问，他就坐在她的旁边。
“没有。跟我说说吧。”吉尼反身回复道，她的声音跟她过去整理病人病历时常用的声音一样。
约翰逊听过很多遍他那像是设计过的“玫瑰的故事”，听得简直让她反胃。自从比尔发现了他生命中被丢失的这个女人之后，他在每次媒体采访中都要讲那个故事。尽管如此，吉尼自己内在的好奇心让她愿意再听他表演一遍。“我们当时正在一家海鲜酒店吃饭，喝的是玛格丽塔酒，所以再听一遍还可以忍受。”她回忆道。比尔声音沙哑地重现他年轻时候在纽约北部的罗曼史。然而，在这个新的版本中，他似乎因为爱情的不如意和那些在他之前娶了亲爱的多迪的男人而欢欣鼓舞。故事的结尾，他对多迪的第二任丈夫进行了大胆的自夸式评价。他们在亚利桑那州见到过那个人。
“你知道吗？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比他强。”他格格地笑着说。
约翰逊没有接他的话，只是吃吃地笑了笑，然后转向下一个话题。他对那个人的评价，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一个年事已高、身体羸弱的老人漫无边际的谈话。但是，他的话却在她的脑子里好多年都挥之不去，想想他残酷的夸大言辞和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可能是比尔·马斯特斯最真实的精髓。“这句话说出了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暴露了那个真正的他。”她说。10年之后，她还在琢磨这句话。“这——‘我就知道我比他强’——这才是他的动力。永远都要做最好的那一个。”
Leontyne Pryce（1927—），美国女高音歌唱家。——译者
？？？？Barbara Walters（1929—），美国第一位成为好莱坞式名人的电视记者，以专访政治人物和社会名流知名。——译者
？？？？Gillingan’s Island，美国联艺影视拍的情景喜剧。——译者？？？？
第三十九章 悼念
比尔·马斯特斯的一生中，每天都在工作，不过这个习惯慢慢消失了。他快要80岁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无法再继续这种生活方式了。弗吉尼亚离开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好像安错了名字似的，显得怪怪的。问诊的病人也渐渐只剩下了稀稀疏疏的几个。“他的日程安排极少，”弗莱德里克·彼得森说。他是马斯特斯1994年带的最后一位临床研究员。
在马斯特斯指导下，彼得森进行了一个案例研究，对象是一对已经7年没有性交过的已婚夫妇。他们在进行了一周的治疗之后，就能够完成性交了。尽管这个诊所开始解散，但是就像彼得森描述的，从马斯特斯“对这些人进行治疗时展示出来的魔力”上看，这一疗法的治愈力可见一斑。剩下的工作人员太少，因此彼得森的职责延伸到了检索40多年来搜集的文件和磁带上。一天，马斯特斯吩咐他查找一部名为《女性高潮》（Female asm）的老片子，那是他和约翰逊1959年在华盛顿大学拍的。一个电视剧组要拍一部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历史纪录片，问能否看看在他们实验室拍出来的这个片子。马斯特斯完全想不起来这些胶卷放在哪里了。
当彼得森最终找出来时，马斯特斯非常高兴。他装上投影仪为彼得森播放了起来，就像多年前他在医学院教学生时那样。不断移动的画面在他们面前闪烁着，他完全没提及那个抚摸他的裸体女人是谁。
“医生在感受着自己的荣耀，”彼得森回忆道。“他坐在会议室前边发表着让人难以听见的评论。拿着拐杖对屏幕上那个女人的画面指指点点。”这一来自那个大胆旧时代的纪念物，大概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了，当时比尔·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注定要成就一段医学史传奇。
最后，胶片放完了，彼得森问，“谁是这个带子里的叙述者呢？”
“是我！”马斯特斯叫道，学生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让他感到惊讶。
彼得森没有回答，但这让他再次想到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诊所里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我没有认出来，是因为里边的声音跟我认识的他太不一样了。”彼得森说。
马斯特斯试图在他挚爱的诊所里开展一批新项目，但没有一个能够重现他往日的成功。诊所开设了一个针对受性虐待儿童的治疗中心，并且搬到了圣路易斯的政府办公大楼里。马斯特斯从以往的研究中获悉，许多受虐儿童长大后都会有性功能障碍、严重抑郁、痛苦的回忆以及毁灭性的人际关系。来自全国各地的转诊病人可以住在该中心安排的公寓里，在此接受一个月的治疗。马斯特斯和作为副主任的马克·施瓦茨合作，但这一伙伴关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那样可以带来一些收入，”马斯特斯的一个朋友兼诊所前职员朱迪斯·塞法尔回忆道，“比尔非常担心诊所不能继续开下去了。”比尔还尝试发起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性信息帮助热线——顾客可以免费拨打电话并向一位有资质的性学专家咨询任何问题——但是这一计划也没有成功。到1994年12月，如多迪所愿，比尔退休了。他关掉了诊所，离开了自己度过了几乎整个成年阶段的圣路易斯。“在我这个年纪，是时候闻一闻玫瑰的香味了。”他退休时说。“我会写些东西，做点演讲，但不会再给病人治疗，也不会再做研究了。”他很快在亚利桑那州定居下来，和多迪一起在她的老家消磨时光，享受着那里的好天气。
为了帮助体弱的父亲，豪伊·马斯特斯负责了诊所关闭的善后工作。他同意被列为诊所的副主席，在这一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把最后一份纳税表格交给政府时，确保所有文件都没有差错。“没有任何大事发生——没有正在进行的治疗和研究，这些在很久以前都停掉了。”他说。“那里只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每天都能去的地方。”对父母来说，豪伊一直是个充满爱意的好儿子。他和姐姐一起，在母亲莉比跟父亲离婚多年后，依然非常支持她。1982年3月，莉比遇到海军少将威廉·F·罗耶尔并结了婚，从圣路易斯搬到了缅因州，在那里度过了她最后的时光。平日里她整整花园、做做针线，和美国圣公会的朋友们享受在布斯湾的生活，就像她在拉杜时一样。
但是，豪伊与父亲的关系依然紧张。“非常悲哀的是，比尔几次都说到豪伊非常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的工作是什么。”罗伯特·科罗德尼回忆说。“比尔后悔他给儿子的时间太少了。”吉尼完全不能理解比尔对豪伊的态度，好像马斯特斯接受了那么多心理治疗培训，却没有从他与自己父亲那折磨人的关系中吸取一点教训。“比尔在许多方面确实对儿子不厚道并且很残忍。”她回忆道。“豪伊根本没有理由喜欢他。他才是那个努力改善关系的人。他在这方面更像他的母亲。”
关掉诊所时，威廉·马斯特斯关于人类性学的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没有做完，他希望在自己退休后，诊所能够继续下去。他尝试申请联邦教育拨款建立一个“强奸危机中心”，以研究性暴力背后隐藏的原因及其症状，但没有成功。性的神经心理学原因依然是最大的谜团。严谨地讲，他从来没有回答《人类性反应》中所强调的最根本的谜团，他承认“关于男人和女人为什么有那样的反应这本书没有做出回答”。其他一些欧洲研究者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先提出的性反应的4个主要阶段进行了重复和肯定，但并没有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到20世纪90年代，透视及核磁共振等医疗设备的出现，使得医生们能够窥见大脑和其他器官的内部运转，这些手段要比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曾经在实验室里用过的复杂得多。只要政府放开道德方面的管制并且提供资金，只要像华盛顿大学这样的学术机构能够重新给他的工作提供人员和支持，马斯特斯相信他们肯定能够解开更多谜团。也许他们通过尝试搜集中风患者、神经疾病患者以及脊髓损伤患者性欲方面的案例，就会给这些病人提供更多的抚慰。
到诊所关闭时，整个国家都在采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模式。正如他们亲自试验的发现推翻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关于女性性欲的看法一样，他们的治疗方法也直接挑战了治疗性问题病人的传统心理分析疗法，使其产生了非常激进的改变。尽管他们的治疗费有了大幅攀升，但比起弗洛伊德疗法还是要便宜得多。“去做两三年的心理治疗，看看那得花你多少钱！”马斯特斯强调。然而到了1994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疗法的主体——双重治疗组，即一个男治疗师和一个女治疗师共同为夫妇们做治疗的方式——成了受他人操纵的、护理诊疗价格重新评估下医药价格控制的牺牲品。“用两个治疗师的话，成本就要翻一番。”在去世前几个月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乐维医生回忆道，他的生活和职业都被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改变了。“现在人们对性宽容多了。所以前来治疗某种特别性问题的夫妇并不在乎（治疗师）是男是女。”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通过解剖学发现及临床描述进行推介的性问题治疗方法，很快进入了美国药业孕育出来的药物高潮新领域。以前处于性心理研究边缘的大型制药公司，通过卖“伟哥”及其他高度市场化的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赚了一大笔钱。1998年把“伟哥”投入市场的辉瑞公司，10年间每年从这些小蓝药片里赚取了高达13亿美元。“如果问题在于焦虑导致的功能障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治疗方法将是有效、安全的，并且长期来看，是便宜的。”《纽约时报》1998年这样评价道。在该药引进的5年之内，已经有超过1600万人进行了尝试。突然，在这个“‘伟哥’时代”，严肃的医疗用途光环缓解了以往在这类讨论中存在的陈旧的清教主义以及道德禁忌。在电视上充分曝光之后，人们对持续勃起4小时作为这种药物可能引起的痛苦的副作用好像也司空见惯了。如果比尔·克林顿说与白宫实习生的色情事件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性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