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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的“工业种植园”里雇用了大约两百个犹太人，主要搬运石头，砌墙，修筑篱笆，种植果园，培育水果和蔬菜，还开采了一个小型的采石场，并做建筑贸易。许多年后，领事去世，他的遗孀建造了一家肥皂加工厂，在那里仍旧雇用犹太工人。几乎与此同时，在亚伯拉罕葡萄园不远的地方，德国新教徒传教士约翰·路德维希·施内勒给笃信基督教的阿拉伯孤儿建立了一座教育院，这些阿拉伯儿童从黎巴嫩山脉的德鲁兹和基督徒之间的交战中逃脱出来。那是一大片石墙环绕之地。施内勒叙利亚孤儿院与芬夫妇的工业种植园，基本初衷是，培养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通过手工劳作和农业生长过上有效的生活。芬和施内勒这两个迥然不同的虔诚基督徒，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圣地的贫穷、苦难与落后所打动。两人都深信，培养居住者过上有效的工作生活、建筑和农业会使“东方”努力摆脱倒退、绝望、贫困和冷漠的魔爪。他们或许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坚信，他们的乐善好施将会照亮犹太人和穆斯林人步入教会内部的途径。
1920年在凯里姆亚伯拉罕边上，“亚伯拉罕的葡萄园”在芬家的农场脚下落成，其拥挤的小房子盖在了植物园和农场果园当中，一点点向内侵蚀。领事的房子在他的遗孀伊丽莎白·安妮·芬去世后转了几次手，先是成为英国的少年犯管教所，接着变成英国管理部门的财产，最后成了军队指挥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芬家花园围上了高高的带刺铁丝网，被俘意大利军官被关进住宅和花园里。我们经常在夜幕降临之际偷偷到那里嘲弄囚犯。意大利人朝我们打招呼，嚷道：“小孩！小孩！”我们尖叫着予以回应：“小孩！小孩！”有时我们叫着“皮诺曹万岁！”越过语言隔离墙和障碍，那里的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似乎总是重复某个古代口号的下半截，叫道：“Gepetto！Gepetto！Viva Gepetto！”（皮诺曹，皮诺曹，皮诺曹万岁！）
我们隔着带刺铁丝网篱笆向他们扔糖果、花生、橘子和饼干，就像在动物园向猴子扔东西。作为交换，他们给我们意大利邮票，或远远地向我们展示家庭照，照片上有笑容可掬的女人，鼓鼓囊囊穿西装的小孩子，打领带的小孩子，穿西装外套的小孩子，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孩子，黑发梳得整整齐齐，涂着发油的额发闪闪发光。
为报答我送的一块黄纸包着的阿儿马口香糖，有个俘虏曾经在铁丝网后面给我看一张身材丰满的女人照，那女人除长筒袜和吊袜带外，身上一丝不挂。刹那间，我愕然地站在那里，在恐惧中睁大眼睛，说不出话，仿佛在赎罪日那天有人在犹太会堂中央突然站起身，大声叫出一个犯忌讳的名字。接着我转身便逃，惊恐，抽噎，几乎辨不清路。我那时有五六岁，我跑啊跑，仿佛有狼在追赶我，我跑啊跑，直到十一二岁才从照片的影像中逃脱出来。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芬家老宅依次被地方军、边境巡逻队、民防组织和准军事青年运动使用，后来成为名叫贝特布拉哈的犹太女子宗教学校。我偶尔漫步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从盖乌拉大街，后被重新命名为玛尔凯以色列大街，拐进马拉哈伊大街，然后再左拐进入泽弗奈亚大街，在阿摩司大街上上下下几次，接着走到俄巴底亚大街的尽头，在芬领事家门前站立几分钟，凝视着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宅已经缩小，仿佛遭到巨斧袭击后把头挤进了肩膀。它已经被犹太化了。树和灌木已经被挖掘出来，整个花园地区涂上了一层沥青。皮诺曹和意大利人已经消失，准军事青年运动也无影无踪。去年住棚节＇1＇ 遗留下来的破碎棚舍的旧框架立在前院。有时，几个头戴发套身穿黑衣的女人站在门口，见我看着她们便不再说话。她们没有再看我一眼。我走远后，她们又开始了交谈。
1933年父亲抵达耶路撒冷后，在守望山上的希伯来大学注册读硕士。起初他和父母一起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一带阿摩司街上的一套黯淡的房子里，离芬领事家大约有两百米。后来，他的父母搬到了另一套住房。一对姓扎黑的夫妻搬进了阿摩司街上的房子，可那个青年学生的父母对他寄予了厚望，继续支付房租，让他住在自己那可通过游廊单独出入的房间里。
凯里姆亚伯拉罕仍旧属于新区，多数街道未曾铺上柏油，令这一地区得名的葡萄园遗迹在新住宅花园里依稀可见，蔓藤和石榴丛，无花果和桑树一旦遇到微风便窃窃私语。夏初，打开窗子，青葱的草木味流泻到小房子里。从屋顶和弥漫着灰尘的街道尽头，你可以看到环绕耶路撒冷的小山。
普普通通方石砌成的房子一座接一座，两三层的楼房分隔成许多两间小房拥挤不堪的单位。花园和游廊上的铁栏杆很快便生锈了，锻铁门上焊接着大卫六角星或者是锡安字样。黑压压的松柏逐渐取代了石榴树和葡萄藤。到处是撒开欢儿生长的石榴，可孩子们在果实尚未成熟时就将其消灭了。有人在花园里荒疏的树木和亮晶晶的石头尖当中种上了欧洲夹竹桃或天竺葵花丛，但是花圃很快便被遗忘，上面横七竖八架起了晾衣绳，花圃被人踩来踩去，要么就满是荆棘和玻璃碴。倘若没渴死，欧洲夹竹桃和天竺葵花就会像灌木一样恣意生长。花园里营造了一个接一个的仓库、棚屋、瓦楞铁棚屋、用包装箱板临时搭起来的棚屋，居民们把自己的东西放到里面，仿佛模制出波兰、乌克兰、匈牙利或者立陶宛的犹太人小村。
有人在旗杆上放了个空橄榄罐子，做得像鸽房，等待鸽子来临……直到希望破灭。零零星星有人试图养几只鸡，另一些人照料小块菜地，种上萝卜、洋葱、花椰菜、欧芹。多数人梦想从这里出去，搬到某些更富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如热哈维亚、克里亚特施穆埃尔或者是贝特凯里姆。他们都竭力相信，最坏的时日将会过去，希伯来国家将会建立，一切均会有好转——可不是嘛，他们的苦杯已经盈满。施耐欧尔·扎尔曼·鲁巴绍夫，后更名为扎尔曼·夏扎尔＇2＇ 并当选为以色列总统，那时曾在报纸上写下这样的话：“当自由的希伯来国家终于建立后，任何事情都将不同于以往！就连爱情也不同从前！”
与此同时，凯里姆亚伯拉罕诞生了第一批孩子。几乎不可能向他们解释其父母是哪里人，为何来到此地，他们都在等待着什么。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人都是犹太代办处身份低微的小官员，或是老师、护士、作家、司机、速记员、世界改革者、翻译、售货员、理论家、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或是电影院的售票员、空想家、小店铺老板、靠微薄积蓄度日的孤独的老光棍。晚上七点，阳台上的护栏已经关闭，房间已经上锁，百叶窗已经插好，只有幽暗昏黄的街灯，洒向空荡荡街道的角落。夜晚，你能听见夜鸟声声凄厉，听到远方的犬吠，稀稀落落的枪声，果园中风吹树木的声音，因为夜晚，凯里姆亚伯拉罕重新成为一座葡萄园，无花果树、桑树，还有橄榄树、苹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在各自的花园里沙沙作响，石墙将月光反射到树的枝头，苍白，惨淡。
阿摩司大街，在我父亲相册里的一两张照片里，酷似一幅尚未完成的街道素描。方石楼房上装着焊铁百叶窗，游廊上带有防护栏。窗台上，零零散散摆放着腌黄瓜和腌辣椒罐，花盆里开着没精打采的天竺葵花。楼群中没有路，只有一个建筑工地，泥地上的脚印七零八落，与建筑材料，沙砾，一堆堆半加工的石头，一袋袋水泥，铁鼓，瓷砖，沙堆，修建围墙用的一盘盘线圈，一大堆搭脚手架的材料混杂在一起。一些多刺的木豆树还是在建筑材料里冒了出来，上面蒙上了一层发白的灰尘。石匠们坐在小道中央，打着赤脚，上身裸露，头上包着布，裤子破破烂烂，锤子打在凿子上以及石头沟槽上的声音在空中响起，与某种莫名其妙顽强的无调音乐交织在一起。街那头不时传来粗哑的叫喊，“爆破了，爆破了”，接着便是雷鸣般的碎石雨。
在另一张比较正式的照片里，好像是舞会之前拍的，一辆长方形酷似灵车的黑色汽车刚好停在阿摩司大街中央。是出租还是租来的车子？从照片上看不出来。那是20世纪20年代亮闪闪的抛光车，车轮轮胎像摩托车一样窄，金属辐条，铬合金的带子沿着引擎罩下来，引擎罩一侧有散热器，可使空气流进来，在车头翼梢，铬合金散热器帽像小脓包那样探出头去。前头两个圆圆的车灯垂在银把下，车前灯也是银色的，在阳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相机拍到了气派汽车旁边的亚历山大·克劳斯纳，总代理人，他喜气洋洋，身着一套米白色的热带西装，打着领带，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样子像某部关于欧洲飞行员在赤道非洲或是缅甸的电影中的埃罗尔·弗莱因。在他身边，站着比他强壮高大、威风凛凛、举止文雅的一个人物，那是施罗密特，他的夫人、表姐和女主人，一位贵妇人，像战舰一样壮观，身穿短袖夏季连衣裙，佩戴着项链和一顶豪华的浅顶软呢凉帽，平纹细布面纱恰到好处地放在她那无懈可击的发式上，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阳伞。他们的儿子罗尼亚，利欧尼赫卡，站在他们身边，犹如婚礼上神情紧张的新郎官。他的样子有点喜剧色彩，嘴微微张开，圆眼镜顺着鼻子滑落下来，几乎像风干的木乃伊一样囚禁在一套紧身西装里，一顶硬挺的黑帽似乎像被硬扣在了他的头上，帽子遮住了半个额头，像把蒸布丁的盆倒扣过来，好像只是他那双硕大无比的耳朵才阻止帽子滑到下巴上将整个面颊吞噬。
究竟是什么庄严的事件使三人身着盛装，并订了一辆特别的轿车？不得而知。通过相册同页的其他照片判断，时间是1934年，他们当时已经到了这个国家，仍然住在阿摩司大街扎黑家的小房子里。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弄清楚车牌号码，M1651。我父亲才二十四岁，在照片里却装扮成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年绅士，样子有五十岁。
最初从维尔纳到达这里时，三位克劳斯纳在阿摩司大街一套两间半的公寓里住了约莫一年之久。后来，奶奶和爷爷找了个小屋租下来，一个普通房间，外加用作爷爷“书斋”的小房间，爷爷在那里躲避夫人震怒，躲避大搞灭菌战役时的保健鞭挞。新房子就在以赛亚街和钱塞勒街（现命名为斯特劳斯街）之间的布拉格小巷里。
阿摩司大街那套旧住房的前屋，现在变成了我爸爸的卧室兼起居室。他在这里安放了第一个书架，装他随身带来的维尔纳学生时代的书籍，一张陈旧、桌脚细长的胶合板桌子立在那里做书桌，他在这里把衣服挂在帘后用作衣橱的包装箱上。在这里，他邀请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人生、文学、世界和当地政治。在一张照片里，我爸爸舒适地坐在书桌后面，他身材纤细，人年轻而且严肃，头发向后梳着，戴着那副威严的黑框眼镜，身穿白色长袖衬衫。他坐在桌子一角，姿势随意，双腿交叉，身后是双层窗户，半个窗子朝里开着，但百叶窗依然关着，于是，只有微弱的光线透过了百叶窗。照片中的父亲全神贯注，读放在面前的一本大书，书桌上另一本书敞开着，还有一件东西背对着相机，那是一个圆形的铁皮闹钟，腿是斜的。爸爸左边放着一个装满图书的小书架，在厚厚图书的重压下，躬下身子，显然，这些外国图书是从维尔纳运来的，在这里明显地感到更加拥挤、浮躁和不舒服。
书架上方挂着一张相框，相框中的约瑟夫伯伯显得专断而威严，稀疏的头发和雪白的山羊胡使他看上去更似先知，仿佛他正居高临下窥视着我的父亲，用富有洞察力的眼睛凝视他，以便确定他在专心读书，大概没有因学生生活中那无把握的快乐而分散注意力，大概没有忘记犹太民族的历史状况，不忘记几代人的希望，大概——但愿不会这样！——不要低估那些细微之处，毕竟是这些微小的细部组合成一幅伟大的作品。
约瑟夫伯伯照片下面的钉子上，挂着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募捐箱，上面画着一个醒目的大卫之星。我父亲显得轻松随意，对自己感到满意，但是像个僧侣一样严肃而坚定：他左手正拿着一本打开的书，而右手放在了他已经读过的页码上，从中可以推断出他正在读一本希伯来文书，从右到左阅读。从袖口处可看见自手肘到指关节覆盖着浓密的黑毛。
我父亲看上去像个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