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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本书。她给他们二人倒了一些酒，给我倒了有一滴，她甚至可能亲吻了他的额头，他则抚摸她的头发。
那天晚上，我妈妈在厨房的餐桌上铺上了一块白桌布，仿佛在过安息日或是节日，做了父亲最喜欢吃的饭菜，热气腾腾的甜菜汤，上面漂着一大块洁白的奶油。爷爷和奶奶也来和我们一起简单庆贺。奶奶对妈妈说，甜菜汤确实非常非常好，味道近乎鲜美，但是……上帝保佑她做些忠告，但是大家知道，每个小姑娘都知道，甚至连在犹太人家里做饭的异族女子都知道，罗宋汤应该是酸的，只有一点点甜，当然不是甜，只是略微发酸，波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得甜甜的，无缘无故，要是你不看着，他们会用糖来腌鲱鱼，甚至在辣根酱中放进果酱。
妈妈呢，则感谢奶奶与我们分享她的体验，许诺说将来只给她做适合她口味的苦酸食品。父亲则喜出望外，注意不到这些小事。他把一本书送给父母，另一本书送给约瑟夫伯伯，第三本书送给他亲爱的朋友埃斯特和以色列·扎黑，另外一本我不记得是送给谁了，最后一本他保存在自己图书室里的一个显眼的书架上，舒适地靠近他那位约瑟夫·克劳斯纳伯伯教授的著述。
父亲的幸福持续了三四天之久，之后脸便阴沉下来。正如他在包裹到来之前整天冲向邮局一样，现在他每天冲向乔治王街的阿西亚萨夫书店，那里陈列了三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等着出售。第二天三本书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一本也没有卖出去。第三天还是如此，接下来的日子依旧。
“你，”父亲脸上挂着凄然的微笑对朋友以色列·扎黑说，“每六个月写一部新长篇小说，所有漂亮姑娘立刻把你从书架上一把抓下来，径直拿到她们的床上；而我们这些学者，多年殚精竭虑，逐一核实细节，逐一查对引文，一个脚注都要花上一个星期，谁会劳神去读我们的东西呢？倘若幸运，我们这一领域的两三位难友会阅读我们的著作，之后将其驳得体无完肤。有时甚至连批驳都没有。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一星期过去了，阿西亚萨夫书店里的书还是没有卖出去。父亲不再诉说自己的悲哀，但是整个房子似乎充斥着一种味道。他刮脸刷碗时不再哼唱跑了调的小曲，他不再给我背诵吉尔伽美什事迹、《神秘岛》中的尼摩船长或是塞勒斯·史密斯工程师的历险记，而是愤然潜心于散落在书桌上的参考文献，他的第二本学术性著作将会由此诞生。
突然，过了两个星期后，他在星期五晚上喜气洋洋地赶回家中，浑身发抖，像小男孩当众被班上最漂亮的小女孩吻了一下。“它们都卖出去了！都卖出去了！一天之内都卖出去了！不是卖一本！不是卖两本！三本全卖了！全部！我的书卖出去了……沙科纳·阿西亚萨夫将从特拉维夫的查持克那儿再订几本！他已经订了！今天早晨！通过电话！订的不是三本，而是五本！他认为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我母亲再次离开房间，回来时拿着令人作呕的圣餐葡萄甜酒和三只小酒杯。不过此次，她没有劳神做上面漂着奶油的甜菜汤，也没有铺白桌布，而是建议他们二人明晚去爱迪生影院，看他们都崇拜的嘉宝领衔主演的名片首映。
我则被留给了小说家扎黑和他的夫人，在那里吃晚饭，规规矩矩地，直至他们在九点或九点半时归来。规矩点，听见了吗？不要让我们听到一丝一毫的不满！当他们布置桌子时，别忘了帮忙。晚饭后，但只有大家都起身后，把你的碟子清理干净，小心翼翼地放在沥水板上。小心点，听见了没有？不要把那里的东西打碎。像在家里一样拿块洗碟布，等桌子收拾干净后把桌布好好擦擦。只有别人对你说话时才开口讲话。要是扎黑先生在工作，你就自己找个玩具，或者找本书，像小老鼠似的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但愿不要这样，但要是扎黑太太又抱怨说头疼，千万别给她添任何麻烦。别添任何麻烦，听见了吗？
于是他们走了。扎黑太太大概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然就是去邻居家串门，扎黑先生建议我去他的书房，书房和我们家里的一样，也是卧室、客厅，什么都在一起。那曾经是我父亲学生时代的房间，也是我父母的房间，显然也是孕育我的地方，因为直到我出生前一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那里。
扎黑先生让我坐在沙发上，和我说了几句话，我不记得说些什么了，但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怎么突然注意到沙发旁边的小咖啡桌上不多不少四本一模一样的《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一本摞一本，像在书店一样，我知道有一本是父亲送给扎黑先生的，上面有父亲的签名，另外三本我无法理解，我话到嘴边正要问扎黑先生，但在最后一刻，我蓦然想起那三本是今天才买的。经过在阿西亚萨夫书店里漫长的等待。感激之情从我的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眼泪快要流下来了。扎黑先生看见我注意到了这几本书，他没有笑容，但微微眯着的眼睛斜觑了我一下，仿佛默默地接受我做他的同谋，他没说一句话，弯腰捡起咖啡桌上四本书里的三本，悄悄地放进书桌的抽屉里。我也秘而不宣，从未向他或我的父母提起此事，直至扎黑先生英年早逝，直至父亲离开人间，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过此事，直至多年以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女儿努里特·扎黑，她似乎并未对我所说的事情留下过多印象。
我数遍自己两三个最好的朋友，他们几十年来和我关系密切，友情深笃，然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为他们做扎黑为我父亲做过的事。谁能说这种慷慨的诡计会不会展现在我的脑际。毕竟，在那年月，他和其他人一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三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至少花去了他买亟需衣装的费用。
扎黑先生离开房间，回来时端了一杯不结皮的热可可，因为他到我们家做客时得知，我晚上要喝这个。我照父母吩咐的那样向他表示感谢，彬彬有礼，我真想再说点什么，但又无能为力，就一味坐在他房间的沙发上，一声不吭，不使他在工作中分心，然而他实际上那天晚上并没有工作，只是来回浏览报纸，直至我父母从电影院归来，他们向扎黑夫妇致谢，匆忙道晚安，带我回家，因为时间太晚了，我得刷牙，立即睡觉。
也一定是在同一个房间，若干年前，1936年的一个晚上，父亲第一次把某位矜持寡言非常漂亮的女学生带到家中，她橄榄色皮肤，眼睛乌黑，说话不多，但她的出现却引得男人滔滔不绝。
她几个月前离开了布拉格大学，来耶路撒冷守望山上的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我不知道阿里耶·克劳斯纳在何时何地如何与范妮娅·穆斯曼相识，她在这里注册时用的是希伯来文名字利夫卡，尽管有些文件称之为琪波拉，还有一处称之为菲佳，但是家人和朋友都叫她范妮娅。
他非常喜欢说话，解释，分析；她则知道如何倾听，甚至听出言外之意。他博学多才；她目光敏锐，能够看穿他人的心思。他心地坦率，为人正派，是个兢兢业业的完美主义者；而她总能理解为何有人尤为固执己见，为何强烈反对他的人感到有这个必要。她对衣服感兴趣，只是因为那是透视穿衣服者内在世界的一个窥孔。她坐在朋友家里时，经常用赞赏的眼光打量家具、装饰、窗、沙发、窗台上的礼品，以及书架上的小摆设，而其他的人则忙于说话，仿佛她肩负着间谍使命。人们的秘密总是令她着迷，但是每当传播流言蜚语时，她多数情况下总是在倾听中露出一丝微笑……那丝犹疑不定的微笑似乎表明它即将逝去，一句话也不说。她经常是沉默寡言。但不管什么时候，她打破沉默说上几句话，谈话就会大有改观。
当父亲对她说话时，有时声音中带有几分胆怯，并夹杂着距离、爱慕、尊敬和畏惧，仿佛他家里有个隐瞒了身份的算命先生，要么就是有个千里眼。
【注释】
＇1＇ 《托塞夫塔》，指犹太教经典《密西拿》的评注汇编。
＇2＇ 《密德拉西》，犹太拉比对《圣经》的解释汇编。
＇3＇ 我父亲的著作含有大量注释。而我，只在《天国的沉默：阿格农对上帝的恐惧》一书中把注释运用自如。我在那本书的希伯来文版第192页注释19中介绍了我父亲，也就是说，我向读者提及了他那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在他去世后近二十年，我写那则注释，希望给他些许快乐，与此同时，我又害怕他不高兴，反而朝我挥动训诫意味的小手指头。——原注＇4＇ 哈斯卡拉，即18世纪始于欧洲的犹太启蒙运动。
20
在我们铺有印花桌布的厨房餐桌周围，放着三只柳条编的圆凳。厨房本身很小，低矮而阴暗，地面有点凹陷，厨房的墙壁给烧煤油的炊具和普莱默斯便携式煤油炉上飘出的油烟熏得乌黑，一扇小窗子俯瞰着灰色混凝土围墙内的地下院落。有时当爸爸出去上班时，我习惯于坐在他的凳子上，和妈妈面对面坐着。她一边给我讲故事，一边削皮切菜，要么就是拣豆子，把黑豆拣出来，放进茶碟里。而后，我将用黑豆喂鸟。
母亲的故事颇为奇怪，和那时别人家里讲的故事都不一样，与我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的故事也不一样，而是有些扑朔迷离，仿佛它们并非始于开端，也并非结束于终了，而是从灌木林底下冒了出来，暴露一段时间，引起疏离和剧烈的恐惧，在我眼前活动几个瞬间，像墙上扭曲的影子，令我愕然，有时令我脊骨战栗，在我尚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森林。直至如今，我几乎可以一字不落地记住母亲的故事。比如，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个非常老的人阿莱路耶夫：从前，在高高的山峦那边，在深深的河流和不见人烟的平原那边，有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小茅屋摇摇欲坠。在村边漆黑的森林里，住着一个贫穷的聋哑人。他独自生活，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名叫阿莱路耶夫。老阿莱路耶夫比村里所有的老人年龄都大，比山谷里平原上的所有老人年龄都大。他不光年龄大，而且古老。他非常的老，驼背上开始长出苔藓。头上长的不是乌黑的头发，而是蘑菇，凹陷的面颊上覆盖了一层地衣。脚上开始钻出了棕色的根，亮晶晶的萤火虫落在他塌陷的眼窝里。这个老阿莱路耶夫比森林的年龄还大，比冰雪还老，比时间本身的年龄还大。一天，谣言传开了，说在他那间窗子紧闭的小屋里面，还住着另一个老人车尔尼霍尔钦，年龄比老阿莱路耶夫大得多得多，甚至比他更瞎，更穷，更沉默，更驼背，更聋，更不动弹，磨得像鞑靼人的硬币那样光滑。据说在村子里，在冬天漫漫长夜里，那位年老的阿莱路耶夫寻找着古老的车尔尼霍夫钦，为他清洗伤口，为他布置桌子，为他铺床，喂他吃从森林里采来又用井水或者融雪洗净的浆果。有时他在夜里唱歌给他听，像大人对婴儿那样：鲁拉，鲁拉，鲁拉，宝贝莫害怕，鲁拉，鲁拉，鲁拉，乖乖莫哆嗦啦。于是他们睡着了，两个人，相互偎依，老人和甚至更老的人，而外面只有风和雪。要是他们没有让狼给吃了，他们，那两个人，直到今日还会生活在那里，在他们一贫如洗的茅屋里，与此同时，狼在森林里嚎叫，风在烟囱里怒吼。
我在睡熟之前，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悄声说“年龄大”，“古老”，“比时间本身的年龄还大”。我闭上眼睛，怀着甜美的恐惧勾勒出这样一幅景象，苔藓怎样慢慢地爬上了老人的后背，黑油油的蘑菇和地衣，还有那些贪婪的像虫子一样的棕色的根怎样在黑暗中生长。我试图紧闭双眼想象出“像鞑靼人的硬币那样光滑”一话的意义。于是我迫使自己在烟囱里传出的呼啸风声和其他听不到的声音中睡去，那风从来不可能靠近我们家，那烟囱我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只是在小人书中看到每座房子都有墁瓦的屋顶和烟囱。
我没有兄弟姐妹，我父母几乎买不起玩具给我，电视机和电脑还没有出现。我在耶路撒冷的凯里姆亚伯拉罕度过了整个童年，但我没有生活在那里，我真正生活的地方，是妈妈故事中讲到的或是床头柜上那一摞图画书中描述的森林边，茅屋旁，平原，草地，冰雪上，我身在东方，却心系遥远的西方，或者是“遥远的北方”，就像那些书中所描绘的那样。我在想象中的森林中，在语词的森林中，在语词的茅屋里，在语词的草地上头晕目眩地行走。语词的现实把令人窒息的后院、石屋顶上铺着的瓦楞铁、堆放脸盆并拉满洗衣绳的阳台都挤到了一旁。我周围的这些都不算。由词语构成的才算数。
我们在阿摩司大街上有年纪比较大的邻居，可是当他们缓慢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