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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我永远不会那样离她而去。我有时会发脾气，也许甚至会一两天不和她说话，但是永远也不会抛弃她。永远不会。
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这是自然法则。连一只猫儿、一头山羊都是如此。连罪犯和刽子手的母亲都是如此。连纳粹分子们的妈妈都是如此。或者是弱智者的妈妈。甚至魔鬼的妈妈。只有我自己不能得到爱，我妈妈离我而去，这一事实表明我没有为人爱之处，我不值得爱。我有一些毛病，一些非常可怕，可憎，确实令人恐怖的东西，比某些生理或心理缺陷甚至疯癫更加令人生厌。我有某种无法补救的令人生厌之处，如此可怕，就连妈妈那样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可以把爱慷慨地施予一只鸟儿、一个乞丐或者是一条迷路的小狗，也无法再容忍我，躲我躲得越远越好。有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任何一只猴子在母亲眼里都是瞪羚。”只有我除外。
要是我也可爱，至少有一点点可爱，像世界上所有母亲眼中的孩子，甚至最丑、最淘气的孩子，甚至那些被逐出校门、有暴力倾向、心理不正常的孩子，甚至用把菜刀把爷爷捅了的恶小子，甚至性变态狂，有象皮病，在大街上拉开拉链，拿出自己的物件给姑娘们看……要是我听话，要是我按照她千叮咛万嘱咐的那样去做，该多好，可我像个傻瓜不听她的……要是在逾越节晚宴后，我不把那只从她曾祖母那里传下来的蓝碗打碎……要是我每天早晨好好刷牙，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包括每个角落，不耍花招……要是我不从她手袋里捏出半文钱，而后又撒谎说我没有拿……要是我止住那些邪念，夜里没有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睡衣最里面……要是我像所有人一样，也配有个妈妈就好了。
一两年过去后，我离家到基布兹胡尔达居住，渐渐地开始想她。在傍晚，上完学，干完活，冲过澡，当基布兹的所有孩子洗过澡，换上晚上穿的衣服，去和父母小聚，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形单影只，待在空空荡荡的儿童之家，我会独自坐到图书馆里的木凳上。
我会摸黑在那里坐上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一幅画面接一幅画面，构筑她人生的最后岁月。那时候，我已经努力猜测些微我们从未讲述过的事情，我和母亲之间没有讲过，我和父亲之间也没有讲过，似乎他们两个人之间也没有讲过。
我妈妈去世时三十八岁。当写此话时，她比我大女儿年轻，比我小女儿年长。在塔勒布特上完中学后的十年或二十年后，我妈妈、莉兰卡·卡利什，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在热浪袭人、贫穷、充满恶毒流言的耶路撒冷经历了一连串的生活打击，这些情感充沛的罗夫诺女学生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难以忍受的日常生活地段，那里有尿布、丈夫、偏头疼、排队，散发着樟脑球和厨房渗水槽的气味，显然罗夫诺20年代的学校课程设置对她们没有任何帮助，只会使事情更加糟糕。
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既不是拜伦式的，也不是肖邦式的，而是更接近于笼罩在契诃夫戏剧或格涅辛小说中那些含蓄端庄出身名门的年轻女子身上那层忧郁的孤独，某种童年时代确信的东西不可避免地遭到挫败，被践踏在脚下，甚至遭到单调乏味生活本身的嘲弄。我妈妈在带有朦胧美的纯洁精神氛围里长大，其护翼在耶路撒冷石头铺就的又热又脏的人行道上撞碎。她长成一个漂亮优雅的磨坊主的女儿，住在都宾斯卡大街的宅邸里，那里有果园，有厨师，有女佣，或许她们在那里把她养得酷似那个牧羊女，那个被美化了的双颊绯红、穿了三层衬裙的牧羊女，她憎恨那幅画面。
索妮娅姨妈七十年后突然记起，十六岁的范妮娅难得地勃然大怒，突然向那个神情迷离、身上有几层丝绸衬裙、温柔的牧羊女报以蔑视，甚至几近唾弃，大概是一种火花，我妈妈的生命力量正徒劳地试图摆脱已经开始裹挟它的黑暗。
拉着窗帘的窗子，将范妮娅·穆斯曼的童年保护得严严实实，就在这窗子背后，潘尼·波尔考夫尼克深夜把一颗子弹射进大腿，另一颗子弹射入头颅。拉夫佐娃公主往手上钉了一颗锈钉，体验救世主的某种疼痛，替他忍受。多拉，女佣女儿怀了母亲情人的孩子，酒鬼斯泰来斯基在打牌时输掉了自己的妻子，而她，他的妻子伊拉，在纵火焚烧英俊安东的空棚屋时最终把自己活活烧死。但是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双层玻璃的另一边，发生在塔勒布特那令人惬意、明朗知性的圈子之外。它们都无法进入我妈妈的童年，无法严重损害她童年的欢乐时光，当然我妈妈的童年也轻轻敷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它非但不会造成损害，而且还会赋予一层神采，使之更加甜美。
几年后，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在阿摩司大街，在狭窄潮湿的地下室，罗森多夫一家楼下，伦伯格一家旁边，周围是锌桶、腌小黄瓜，以及在一只锈渍斑斑的橄榄桶里渐渐死去的夹竹桃，终日受到卷心菜、洗衣房、煮鱼气味以及尿骚的侵袭，我妈妈开始枯萎。她或许能够咬紧牙关，忍受艰辛、失落、贫穷，或婚姻生活的残酷。但我觉得，她无法忍受庸俗。
到1943年或1944年，倘若不是比这更早的话，她已经知道所有人都在那里被杀，就在罗夫诺城外被杀。一定是有人来讲述德国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挎着冲锋枪招摇过市，把老老少少赶到索森基森林——人们在天气晴好的日子喜欢到那座森林旅行，玩捉迷藏，围坐在篝火旁边唱歌，在星光闪闪的夜空下，在小溪两旁，躺在睡袋里睡觉——在那里，就在粗大的树枝、飞鸟、蘑菇、茶藨子和草莓中间，德国人在一个个坑边上射击屠杀，两天内大概有两万五千人丧生。＇3＇ 我妈妈的所有同学几乎都消失了。还有他们的邻居，熟人，生意对手及敌人，有钱人和资产者，虔敬派人士，被同化了的人和受过洗礼的教徒，社区领袖，犹太会堂中的有关人士，小贩和抽水的，共产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乡间傻瓜，以及大约四千名婴幼儿。我妈妈的中学老师也死在了那里，校长伊撒哈尔·莱斯，他拥有迷人的仪表，令人着迷的双眼，那目光曾经令多少青春期的女学生魂牵梦萦，睡眼惺忪心不在焉的伊扎克·伯克维斯基，性子火爆讲授犹太文化的埃利泽·布斯里克，讲授地理、生物还有体育的范卡·宰德曼，以及她的画家哥哥施穆埃尔，以及迂腐而痛苦的摩西·伯格曼博士，他透过几乎紧闭的牙齿讲授通史和波兰历史。所有这些人。
不久以后的1948年，当阿拉伯军团炮轰耶路撒冷时，我妈妈的另一个朋友皮罗什卡，皮莉·颜乃，也被一发炮弹击中而死。她只是出去拿水桶和拖把。
也许，某种童年时代便已确信的东西，受到与死亡缪斯有关的某种浪漫的毒壳的浸染？是不是塔勒布特学校里过于纯化的课程中的某种东西？或是一种忧郁的斯拉夫中产阶级人士的特征，我在母亲去世几年后在契诃夫、屠格涅夫、格涅辛的创作，甚至拉海尔＇4＇ 的诗歌中再次与之相遇。它使我的妈妈在实现不了童年梦想之际，把死亡设想为某种令人激动且富有保护和抚慰的情人，最后的艺术家情人，最后能够治愈她孤独心灵的人。
许多年间我一直在追踪这个老杀手，这个狡诈而原始的引诱者，这个令人作呕的脏老头，因年事已高而脱形，但是不时地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年轻迷人的王子，这个猎取破碎心灵的狡猾猎手，这个吸血情人，声音又苦又甜，犹如孤寂夜晚的大提琴曲，这个诡秘柔和的江湖骗子，一位谋略大师，一位具有魔力的流浪艺人，把绝望与孤独引到斗篷的皱褶里。这个屠杀破碎灵魂的老连环杀手。
【注释】
＇1＇ 阿摩司·奥兹的中篇小说集，包括《直至死亡》（又译《十字军》）和《迟暮之爱》。
＇2＇ 美国作家詹姆斯·库柏（1789——1851）长篇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的人物。
＇3＇ 和我现在居住的阿拉德人口相当，超过一百年间和阿拉伯人交战中死去的犹太人数量。——原注＇4＇ 拉海尔（1890——1931），著名希伯来语女诗人，诗风多愁善感。
29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记事的？最初的记忆是鞋，一只散发着香气的棕色小新鞋，有柔软温暖的舌头。一定是一双鞋，可是从记忆中只打捞上一只。一只新的仍旧有点僵硬的鞋。它那新鲜、闪亮、有些类似真皮的可爱气味，浓烈而令人眩晕的糨糊味道令我如此心醉神迷，令我显然先要把新鞋穿到脸上，鼻子上，像套上了某种喷嘴。这样我便可以吮吸气味了。
我妈妈走进房间，后面跟着爸爸，还有叔叔、阿姨，也许只是熟人。我把小脸扎到鞋里时的样子一定很可爱，很好玩，因为他们放声大笑，朝我指指点点，有些人大声吼叫，双手拍打着膝盖，其他的人嘟哝着，粗声粗气地说，快点，快点，把相机拿来！
我们家没有相机，但我几乎仍然可以看见那个婴孩：大概有两岁或两岁半的样子，淡黄色的头发，两只大眼睛圆鼓鼓的，惊异万分。但眼睛下面不是鼻子、嘴巴和下巴，而是露出一只鞋跟，以及一只尚未被人穿过的亮晶晶的新鞋底。眼睛上面，是个苍白的婴儿，双颊下面看似大头鱼或某种远古时期大嗉囊的鸟儿。
婴孩是什么感觉？我可以精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继承了那个孩子那一刻的感觉：刺激的快感，野蛮而令人炫目的快感，油然而生，因为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为他吃惊，欣赏他，对他指指点点。与此同时，丝毫没有矛盾，婴儿也对他们大量的关注感到害怕和惊愕，他还太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关注，因为父母和陌生人以及所有的人都在冲他和他的喷嘴吼叫——大笑——指指点点，又是一阵大笑，边笑边互相嚷着，相机，快点，拿个相机来。
还有一点点失望，因为他们闯入时，他正在享受吸入皮子的新鲜气味和糨糊那令人晕眩的香气所带来的醉人的感官快感，他的内心在颤抖。
在下一幅画面里没有了观众。那是妈妈在给我穿袜子（因为屋里很冷），而后鼓励我，使劲，大点劲儿，再大点劲儿，好像她是个助产士，帮助我的小脚胎儿般踏进散发着香气的新鞋那初次分娩的运河。
直至今天，每当我把脚放进靴子或鞋子里，甚至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的皮肤再次体验到脚试探性地伸进那第一只鞋里时产生的快感，体验到脚平生第一次伸进这一宝洞的坚挺而柔软的墙壁并轻轻抚摸它时肌肉的颤抖。而当时，它一点一点地挤进去，妈妈耐心又轻柔的声音鼓励我说，使劲，再使点劲。
一只手轻轻地把我的脚一点点推进去，而另一只托着鞋跟的手轻轻地往回压，那显然是种方向相反的力量，但确实帮我一直把脚伸到里面，直至那甜美瞬间的来临，仿佛克服了最后的障碍，我的脚跟使出最后一把劲，伸了进去，于是脚把整个空间填满，现在你全在里面了，被裹住，被夹紧，被固定，妈妈已经开始拉鞋带，系紧，最后，像甜美的舔噬，温暖的鞋舌在鞋带和绳结下伸开，那种伸展总是让我的足背觉得痒痒的。我就在这里，在里面，被我的第一只鞋紧紧地愉快地拥抱。
那天夜里，我祈求穿鞋子睡觉。我并不希望到此为止，或至少允许我把新鞋放在头边枕头上，这样我就可以闻着皮子与糨糊的气味进入梦乡。只有经过涕泣涟涟的冗长谈判，他们才最终同意把鞋子放在床头的一把椅子上，条件是你在明天早晨之前不许乱摸，因为你已经洗过手了，你只能看，你只有时时刻刻偷偷看它们朝你微笑的两只黑口，把脸凑上去，吸进它们的气息，带着感官的快意在梦中微笑，就像在抚摸你。
记忆中的第三件事是我被锁在了狗窝里。
我三岁半快四岁时，他们每周把我托付给邻居——一个中年寡妇，照看几个小时。她自己没有孩子，身上散发出一股发霉羊毛的气味，还有淡淡的肥皂和油烟味。她叫盖特夫人，但我们总是叫她格里塔阿姨。我父亲除外，他偶尔用胳膊挽住她的肩膀，叫她格里塔辛，或叫格里特，他会根据自己的习惯用旧世界里一个男学生的方式编一些调笑句子：“和格里特聊天/喜无边！”（这显然是他自己向女人大献殷勤的方式。）格里塔阿姨的脸会发红，因为她为自己红脸而不好意思，她的脸会刹那间红得出血，近乎于发紫。
格里塔阿姨把一头金发梳成条粗大的辫子，盘在圆圆的头顶上。鬓角的头发已经发灰，仿佛长在金色田野边的灰‘藜。她丰满柔软的胳膊上长着一片片浅棕色的斑点。在她喜欢穿的土里土气的棉布裙下，是两条粗壮的大腿，像结实的拉车大马。她的嘴角经常露出不好意思充满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