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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怜巴巴的民族，挤成一团诵读经书的民族，一看见阴影就恐慌不已的脆弱飞蛾，死亡之子，而现在具有男子汉气概的犹太民族终于登上舞台，灿烂夺目的新希伯来青年的力量不可一世，任何人都要在他的怒吼前发抖，像群狮中的一头雄狮。
但是，我欣喜若狂，在阿爱莎和她小弟弟面前扮演的这头令人生畏的树上雄狮没有意识到厄运正在降临。他是一头又聋又瞎又蠢的狮子。他长着眼睛，但是看不见，他长着耳朵，可是听不着。他只是挥动着铁链，叉开双腿站在摇摆的树枝上，用他的铁苹果进行越来越强的旋转，划破长空，像在电影里看见的那些英勇无畏的牛仔用套索在空中绘出一道道圆弧。
他没有看见，没有听见，没有料想到，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热情的兄弟看管人，这头正在飞翔的雄狮，纵然复仇女神已经上路，一切准备就绪，等待恐惧降临。锈铁链终端的锈铁疙瘩在空中舞动，威胁着把他的胳膊扭得脱臼。他的妄自尊大，他的愚蠢，正在上扬的男子汉气概对他产生的毒害，陶醉于自负的沙文主义之中。那棵支撑他进行示威的树枝已在重压下呻吟。还有，那个眉毛浓密、清秀而沉于思考的阿拉伯女孩、女诗人，正露出遗憾的微笑抬头看着他，那微笑并非出于羡慕，或是出于对新希伯来人的敬畏，是微微带有几分蔑视、顽皮而宽容的微笑，仿佛在说，这算不了什么，你所有那些努力，丝毫不算什么，我们见得比这多得多，你别想打动我们，要是你真的想让我刮目相看，你还得加倍努力。
（他在某种黑漆漆的水井深处，也许刹那间隐约想起女人服装店里的浓密森林，他穿过这座原始森林，追寻一个小姑娘，当他最终追上她时，她化作了恐惧。）
她的小弟弟依旧在桑树下，已经用落叶圈起了标准而神秘的圆圈，现在蓬头垢面，认真，显得有责任感，非常可爱，他穿着短裤和一双红鞋在蹒跚追逐一只白蝴蝶，突然桑树梢上传来可怕的咆哮，阿瓦德，阿瓦德，快跑，他也许刚好来得及抬起头，两只圆圆的眼睛盯着树上，他也许刚好来得及看到生锈的铁苹果已经摆脱铁链，正像一颗炮弹越来越大越来越黑朝他冲了过来，径直飞到孩子的眼前，它肯定会砸烂他的颅骨，倘若不是险些避开孩子的头，飕飕闪过孩子的鼻子，砰的一声沉闷地落到了地上，隔着那双红色的小鞋砸伤了他那只小脚，玩偶般的鞋子突然染上一层鲜血，鲜血开始从鞋带孔汩汩涌出，又从布缝和鞋头喷出。接着树上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厉声长叫，之后你的整个身体像霜凌一样瑟瑟发抖，周围的一切立刻陷入了沉寂，你好像被关进了一座冰川。
我不记得孩子姐姐把昏厥的他抱走时他脸上的模样，我不记得她是否也发出尖叫，她是否喊人帮忙，她是否和我说话，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怎样从树上下来，还是同脚下折断的树枝一起摔下来，我不记得是谁为我包扎了下巴上的伤口，鲜血滴落在我最好的衬衣上（直到现在我的下巴上还有一块疤痕），不记得在受伤孩子发出一声惨叫和雪白的床单之间发生了什么，那天晚上我依然周身发抖，下巴上缝了几针，在斯塔施克叔叔和玛拉阿姨家的双人床上像个胎儿缩成一团。
但直到今天，我确实记得，两道浓密的黑眉连在一起，高耸眉峰下的那双眼睛，如同熊熊燃烧的两块燃煤，眼神里露出厌恶、绝望、恐惧和仇恨，在厌恶和仇恨之下，还有来自头脑的某种失望的首肯，好像同意自己的看法，好像在说我立刻就了如指掌，甚至在你还没开口时，我就应该注意到，我就应该严加防范，从远处当然就可以觉察得到。像股臭气。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个毛茸茸的矮个子男人，留着撮浓密的小胡子，宽大的手镯上镶了块金表，他或许是一位客人，要么就是主人的一个儿子，粗暴地把我从那里拉开，抓住我撕破了的衬衣，几乎是在奔跑。路上，我看见一个愤怒的男人，站在铺过地面的平台中央，在水井旁边，殴打阿爱莎，没有用拳头捶，没有扇耳光，而是用手掌重重地殴打她，一下接一下，速度很慢，出手凶狠，打她的头上、后背、肩膀，还有整个脸庞，不像是在惩罚孩子，而是像在朝马身上撒气，或是朝一头不听话的骆驼撒气。
当然，我父母，还有斯塔施克和玛拉，打算和那家人联系询问阿瓦德的情况，询问他的伤势。当然，他们打算找到某种方式表达他们的难过与羞愧。他们也可能考虑做某种适当补偿。也许，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让主人们亲眼看看我们这边也不是没受损伤，他的下巴划破了，缝了两三针。我父母和鲁德尼基夫妇甚至计划二访希尔瓦尼庄园，给受伤的孩子带些礼品，而我的任务则是匍匐在门槛，或者痛心疾首，表达一份谦恭的悔恨，向希尔瓦尼一家和整个阿拉伯民族证明，我们多么抱歉，多么惭愧，多么不好意思，但与此同时，过于宽宏大量地寻找借口，或者为具体情况进行辩解，足能承受所有的难堪、悔恨与愧疚。
但是，正当他们相互之间仍然在协商、争论具体的时间和方式时，或许建议斯塔施克先生去找老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让他代表我们前去进行非正式试探，弄清希尔瓦尼家族是否仍然义愤填膺，能否减轻他们的怒气，个人道歉是否有用，究竟采取何种态度才能使之接受我们提出的消除误会的建议，正当他们仍然制订计划探讨措施时，犹太人的重要节日到了。甚至此前，在1947年9月1日，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提出了两个方案。＇1＇
在耶路撒冷，即使尚未发生暴力，也让人感到，好像一块看不见的肌肉突然收缩，再去这些地方为不明智之举。
于是父亲勇敢地给玛丽女王大街的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办公室打电话，用英文和法文做自我介绍，用两种语言请求和阿里——希尔瓦尼老先生通话。一位年轻的男秘书报之以冷冰冰的礼貌，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请他善解人意等上一会儿，再说话时则说他可以给希尔瓦尼先生传话。于是父亲口授一封短信，直陈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悔恨，我们为那个可爱孩子的健康忧心忡忡，我们准备支付全部医疗费用，以及我们由衷希望近期约个时间见面澄清一切，纠正错误。（父亲讲英语和法语时均带有浓重的俄罗斯口音，在说定冠词时，前面好像加了个字母d，而说“lootive”却像说“lootsif”。）
我们并没有从希尔瓦尼家族得到回复，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通过斯塔施克·鲁德尼基的老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父亲试着从其他途径弄清小阿瓦德的伤情，阿爱莎说没有说过我？要是他真的设法弄清了事实真相，那么他就是对我只字未提。直到妈妈死去那天，以及后来他自己死去那天，父亲从未和我提起过那个星期六。甚至偶然说说都没有。甚至许多年后，“六日战争”过去已经五年，在祭奠玛拉·鲁德尼基时，可怜的斯塔施克在轮椅上说了大半夜，缅怀了所有的快乐时光与悲伤场景，他也没提希尔瓦尼庄园的那个周六。
1967年，在我们攻克东耶路撒冷后，有一次我独自去了那里，那是夏日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沿着以前那个星期六我们走过的同一条路。那座庄园已经安装了新铁门，一辆光亮耀眼的德国黑色轿车停在门前，车窗上拉着灰色窗帘。花园四周的墙壁上，插着碎玻璃，我不记得以前有这些。墙头上露出绿色树梢。屋顶上飘扬着某一重要领事馆的旗帜，在崭新的铁门旁边，挂着一块亮闪闪的黄铜牌，牌上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字母写着国家名，饰有国徽。一个便衣保安走过来，好奇地打量我，我嘴里嘟囔了些什么，走向守望山。
我下巴上的伤口几天后便痊愈了。阿摩司大街诊所的儿科专家霍兰德医生给那个星期六早晨在急救中心缝合的伤口拆线。
从拆线那天起，整个事件被遮盖起来。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也积极参加掩饰行动。只字不提。不提谢赫贾拉，不提阿拉伯小孩子，也不提铁链、果园和桑树，不提下巴上的伤疤。禁忌。未曾发生。只有妈妈，以她特有的方式，向审查制度的壁垒进行挑战。一次，在我和她的领地，在厨房餐桌旁，趁爸爸不在家、我和她独处之际，她给我讲了一个印度神话：从前，有两个僧侣，他们把所有的戒律与苦恼强加于自己头上，并且，决定徒步走过整个印度次大陆。他们还决定在整个旅途中保持绝对沉默。他们一个字也不说，就连睡觉时也这样。然而，有一次，他们走在河边，听到落水的女人呼喊救命。年轻的僧侣不言不语跳进水中，把女人背到岸上，一言不发把她放在沙滩上。两个苦行者继续默不作声地赶路。过了几个月，或者过了一年，年轻的僧侣突然问同伴：跟我说，你觉得我背那个女子是犯罪吗？朋友反问道：什么，你还背着她呢？
父亲呢，又回到他的研究中。那时，他深入钻研古代近东文学，苏美尔和阿卡德文明，巴比伦和亚述，特勒——埃尔——阿玛纳和哈图沙什早期档案馆里的发现，被希腊人叫作萨达那培拉斯的亚述巴尼拔王的传奇图书馆，吉尔伽美什的故事和阿达帕的短篇神话。书桌上一堆堆专著和参考文献，周围是一打打笔记和索引卡片。他试图用通常说的某个俏皮话逗我和妈妈发笑：剽窃一本书者为文抄公，剽窃五本书者为学者，剽窃五十本书者为大学者。
耶路撒冷皮肤下面那块看不见的肌肉日渐紧张起来。我们这个居住区谣言四起，有些令人毛骨悚然。有人说，伦敦英国政府就要决定撤军，使得阿拉伯联盟的正规军——他们不过是身穿沙漠长袍的英国军队，大败犹太人，征服土地，而后，犹太人前脚走，英国人从后门进。奥斯特先生杂货店里的一些战略学家认为，耶路撒冷很快会成为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的首都，会把我们这些犹太居民扔上大轮船，运到塞浦路斯的难民营，或者把我们疏散到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的失去家园者待的中转营。
另一些人毫不犹豫地声称，希伯来地下抵抗运动，伊尔贡、斯特恩帮＇2＇ 、哈加纳，通过一系列血淋淋的抗击英国人行动，尤其是引爆大卫王酒店里的英国总部，给我们带来灾祸。有史以来，任何帝王也不会对如此奇耻大辱的挑衅视而不见，英国人已经决定对我们进行残暴的血洗，以示惩罚。我们那些狂热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过于草率的暴行，令英国民众对我们恨得入骨，以至于伦敦做出决定，就让阿拉伯人把我们杀光。到目前为止，荷枪实弹的英国军队已经站在我们和阿拉伯民族亲手实行的集体屠杀之间，但是眼下他们要撤了，我们会头破血流。
有些人说，各种与显贵人物有关系的犹太人，热哈维亚的富豪，与英国人有关联的承包商和批发商，托管政府里的达官贵人，已经得到暗示，最好尽快到国外去，或至少把家人送到某种安全的避难所。他们提到，某某人家已经动身去了美国，许多家道殷实的商人一夜之间离开耶路撒冷，举家定居特拉维夫。他们定是知道其他人只能想象的事情，或者他们可以想象这只是我们的一场梦魇。
另一些人述说，一帮帮阿拉伯青年夜里在我们街上到处搜寻，手里拿着一罐罐油漆和刷子，事先在犹太人的房子上标上记号，并给他们分类。他们声称，武装起来的阿拉伯民众，执行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的命令，已经控制了城市周围的所有山峦，英国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说，外约旦阿拉伯军团，接到英国陆军军官约翰·格拉布，格拉布·帕夏的命令，在整个国家各主要位置部署兵力，甚至只要犹太人一有动静，便可将其摧毁。穆斯林兄弟会的战士们，经过英国人允许，从埃及携带武器而来，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上壁垒森严，挖好的掩体就隐蔽在基布兹拉马特拉海尔对面。有些人希望，英国人走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会顶住压力，迅速派兵，两艘巨大的美国航空母舰已经在西西里准备东进。杜鲁门总统当然不允许在使六百万人丧生的大屠杀发生后不到三年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第二次大屠杀。富有并具影响力的美国犹太人会给他施加压力。他们不会袖手旁观。
有些人相信，文明世界的良知，或进步的公众舆论，或国际劳动者阶级，或对犹太幸存者悲剧命运油然而生的普遍负疚之情，会采取行动摧毁“英阿毁灭我们的阴谋”。至少，我们的一些朋友和邻邦促使自己在那个威胁四起的奇怪秋天伊始，欣慰地想到，即使阿拉伯人不愿让我们留在此地，但欧洲人最最不愿意让我们回去再次涌入欧洲，因为欧洲人比阿拉伯人更强大有力，随之而来的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