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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先生抿了两小口水，仔细环顾一下听众，频频点了点头，仿佛对自己表示赞同，或者是为自己感到遗憾，他用一种刺耳、责难的声音，如同一个公诉人严厉地列举一系列无可辩驳的指控，开始了他的长篇激烈演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装备纳赛尔政权！”
“布尔加宁正在装备纳赛尔！”
“盖伊·摩勒和安东尼·艾登正在装备纳赛尔！”
“整个世界正在夜以继日装备我们的阿拉伯敌人！”
停顿。他声音里充满了愤懑与蔑视：
“可是谁来装备本——古里安政府呢？”
大厅沉浸在令人目瞪口呆的沉默中，但是贝京先生没有注意到。他提高声音，满怀胜利的喜悦欢呼：“如果今天我是总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会装备我们！所——有——的人！”
坐在前排的上年纪的阿什肯纳茨稀稀拉拉拍了几下手，但是大多数人犹豫不决，显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也许他们大为吃惊。在那令人难堪的寂静时分，只有一个民族主义者孩子，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他在政治上一直坚定到头发根，他是贝京忠实的信徒，身穿白衬衣，鞋子擦得锃亮，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大笑。
这个孩子竭尽全力试图控制住笑声，他真想当场含羞死去，但是他那畸形而歇斯底里的笑声却遏制不住，那笑声哽咽，近乎在流泪，粗嘎中夹杂着刺耳的叫喊，近乎呜咽与窒息。
恐惧和惊愕的目光从四面八方投来，集中在孩子身上。四面八方的数百只手放在嘴唇上，好像在向他发出嘘的声响，要他不要做声。奇耻大辱！真丢脸！周围要人怒气冲冲谴责恐惧不已的亚历山大爷爷。孩子似乎听到，远在大厅后面传来难以驾驭的大笑，在呼应他的笑声，接着又是一阵。但是那些笑声，即便存在，也是在民族外围的边缘地带，而他自己却夹在第三排当中纵声大笑，那里尽是贝塔老兵和以色列工会的显贵要人，均为大名鼎鼎令人尊敬之人。
现在，说话人注意到他了，停止了演说，他耐心地等待着，脸上挂着宽容、老练的微笑，而亚历山大爷爷满脸通红，震惊无比，内心极度恼怒，仿佛周围的世界已经崩塌。他一把抓住孩子的耳朵，气急败坏地把他提拉起来，当着整个第三排人的面，当着耶路撒冷一大批热爱故乡人们的面，揪着他的耳朵，把他拽出来，一边使劲儿地拖拉，一边不顾一切地咆哮。（也许爷爷自己当年让令人生畏的奶奶揪着耳朵，拽到纽约的拉比面前就是这副模样，爷爷当时已经和奶奶订了婚，但是在去往美国的船上，他突然爱上了另一位女士。）
恼羞成怒的拽人者，边呜咽抽泣边纵声大笑的被拽者，还有那只现已经红得像甜菜根一样的可怜耳朵，三者一起来到了爱迪生大厅外，爷爷举起右手，朝我右脸扇了一记耳光，接着又举起左手，带着他对左派的全部愤恨扇了我另半边脸，因为他是个极右分子，不愿意打了左边就完事，于是他又往我的右脸扇了一记耳光，不是给我一记带有可怜虫约瑟精神的、软弱无力卑躬屈膝的大流散耳光，而是一记大胆无畏“鹰派”爱国者的耳光，骄傲，壮观并愤然。
约塔帕塔、马萨达和围困中的贝塔已经失败，它们也许会在辉煌与力量中再度崛起，但是没有我。至于自由运动与利库德党派，他们那天上午失去了一个人，他也许有那么一天会成为一个小继承人，一个激烈雄辩的演说家，也许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国会议员，甚至一个不带公文包的副部长。
我再也不会高高兴兴地融入欣喜若狂的人群，或是成为巨型超人身体内一个盲目的分子，相反，我对人群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惧。“平静就是泥潭”一句话现在在我眼里意味着一种流传甚广的危险疾病。在“血与火”这一短语中，我能够品尝到血腥，闻到烧焦的人肉味。就好像“六日战争”期间在西奈北部平原，“赎罪日战争”期间在戈兰高地熊熊燃烧的坦克里。
我在撰写克劳斯纳家族历史时，从克劳斯纳教授、约瑟夫伯伯的自传中撷取了许多材料，那本自传题为《我通往复活与救赎之路》。在那个星期六，当心地善良的亚历山大爷爷、约瑟夫伯伯的弟弟揪着我耳朵，把我拽到外面，发出酷似恐惧与疯狂的呜咽的强烈噪音，我似乎就开始逃避复活与救赎。而今仍然在逃避。
但是，我不仅仅逃避复活与救赎。那个地下室里令人窒息的生活，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在他们二人和那堆书之间，还有野心、压抑、拒绝承认的对罗夫诺和维尔纳的怀念，对欧洲的怀念，具体表现为黑色茶具车、闪闪发光的白餐巾，人生在世不称意给他造成的压力，她的伤痛、失败，我默默地承担起适时将其转化为胜利的责任，凡此种种压迫着我，我想逃避它。在有些时候，年轻人离开父母的家，前去寻找自我——或者丧失自我——在埃拉特或者西奈沙漠，之后到纽约或者巴黎，再后来——到印度高僧的静修处或者南美丛林，或者在喜马拉雅山（在我的书《一样的海》中，独生子里库在母亲去世后去了喜马拉雅山）。但是，在50年代初期，反对家长压迫的极点是去往基布兹。基布兹，离耶路撒冷非常遥远，“在黑黝黝的山岭那边”，在加利利，在沙龙平原，在内盖夫或者山谷——于是我们那时在耶路撒冷想象——一个能够吃苦耐劳的新型拓荒者阶层正在形成，他们强壮、执着但并不复杂，说话简洁，能够保守秘密，既能在疯狂的舞蹈中忘乎所以，也能独处、沉思，适应田野劳作，睡帐篷：坚强的青年男女，准备迎接任何艰难困苦，然而却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与精神生活，情绪敏感而从容。我愿意像他们那样，而不愿意像我父母或者充满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些忧郁苦闷的逃难学者。过了一段时间，我报名参加童子军运动，那时的童子军成员打算从学校毕业后，在边境一带参加专门创建新基布兹的军事部队“纳哈尔”，从事“体力劳动，保护并居住在基布兹内”。我的父亲不太高兴，但是因为他向往成为一名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便心满意足地对我说：“童子军运动，好啊，行，加入吧。为什么不呢，但是基布兹？基布兹是给那些头脑简单、身强体壮的人建的，你既不简单，也不强壮。你是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一个个人主义者。你当然最好长大后用你的才华来建设我们亲爱的国家，而不是用你的肌肉。它并不那么发达。”
妈妈那时已经远离了我们。她已经背弃了我们。
我同意爸爸的说法。因此我强迫自己多吃一倍东西，通过跑步和锻炼来强健自己的体魄。
过了三四年，母亲去世、父亲再婚之后，我在胡尔达基布兹，在星期六早晨四点半钟，我把贝京和武器装备一事告诉了埃弗拉姆·阿弗耐里。我们早早起来是因为被分派去摘苹果。我那时十五六岁。埃弗拉姆·阿弗耐里像胡尔达的其他创建者一样，四十五岁左右，但是我们称他和他的朋友为“老伙计”，就连他们自己也彼此这么称呼。
埃弗拉姆听了这个故事后微微一笑，但是那一刻他似乎难以理解事情的关键所在，因为他也属于把“装备”理解为坦克和枪支的那类人。过了一会儿，他说：“啊，对了，我明白了。贝京说的是‘装备’武器，而你却从俚语方面来理解。确实挺好笑的。但是听我说，我年轻的朋友——”我们正站在一棵树两旁的梯子上，一边摘苹果，一边说话，但是中间有树叶挡着，因此看不到对方。“在我看来你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贝京和他那伙瞎吵吵的人的可笑之处，不在于他们使用‘装备’这个词，而在于他们用词的总体方式。他们把一切都划分成‘卑躬屈膝的大流散犹太人和‘有男子汉气概的希伯来人’。他们没有注意到，大流散犹太人也在划分自己。他们幼稚地迷恋军事检阅、空洞的大男子汉气概和武器，完全是受隔离区影响。”
接着令我大为吃惊的是，他又补充说：
“那个贝京基本上是好人。他是个蛊惑人心的政客，一点不假，但他不是法西斯分子，也不是战争贩子，绝对不是，相反，他是个相当温和的人。比本——古里安要温和上千倍。本——古里安如花岗岩一样坚硬，而贝京则是用薄纸板做的。贝京，那么因循守旧，那么不合时宜，某种离经叛道的经学院学生，他相信，如果我们犹太人开始扯着嗓门叫喊，我们就和过去的犹太人不一样，我们不是待宰的绵羊，我们不是苍白无力的弱小动物，而是与之相反，我们现在是危险分子了，我们现在是令人害怕的群狼了，而后，所有真正的狩猎者将会惧怕我们，我们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会让我们拥有整个领土，他们会让我们掌管整个圣地，吞并外约旦，并且让整个文明世界尊重并羡慕我们。他们，贝京及其好友，一天从早到晚谈论武力，但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什么是武力，武力是怎么构成的，武力的弱点何在。毕竟，武力对于那些操纵它的人来说，也有着可怕的危险成分。那个斯大林不是曾说过宗教是麻醉人们的鸦片吗？嗯，听听我这个小老头怎么说吧：我告诉你，武力是统治阶级的鸦片。不光是统治阶级，武力是整个人类的鸦片。如果我相信恶魔，我要说，武力对恶魔具有诱惑力。实际上，我真有点相信。呢（那）个，我们说到哪里了？”（埃弗拉姆和他的一些加利西亚老乡总是发不好这个音。）“我们正在谈论贝京，谈你笑个没完。那天你笑他的理由不对，我年轻的朋友。你笑他是因为‘装备’一词还有不同的用法。呢个，那也罢了。你知道你真正应该笑什么吧？笑到地板坍塌？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不应该笑‘装备’，因为显然梅纳赫姆·贝京确实相信，如果他当总理，所有人，整个世界，会立即抛弃阿拉伯一方，站到他这边来。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原因何在？因为他眼睛长得漂亮？因为他咬文嚼字？没准儿，是为了纪念杰伯廷斯基？你应该狂笑不已，因为那的确是政治，东欧犹太村落里那些游手好闲之徒颇为喜欢。他们习惯于终日坐在书房的火炉旁边，谈论那种政治。他们习惯于像塔木德老师那样挥动着大拇指：‘朽（首）先嘛，我们向沙皇尼古拉派一个代表团，一个重要的代表团，和他进行友好会晤，向沙皇承诺，为他安排俄国最最需要的地中海通道。’而后，我们请求沙皇作为交换，他该为我们向他的朋友威廉皇帝说句好话，于是我们的沙皇该让这个威廉皇帝转告他的好友——土耳其苏丹立即，无需争论，把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的整个巴勒斯坦全部交给犹太人。只有当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全部救赎问题之后，我们才能根据感觉决定法尼亚（我们是这么称呼沙皇尼古拉的）值不值得我们信守诺言，让他拥有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嗯，咱们去把篮子里的苹果倒进箱子里，挪到下一棵树前。路上，我们可以看看埃里克或埃里尤什卡记没记住拿一罐水来，还是我们得前去向沙皇尼古拉投诉。”
一两年后，我们班已经在胡尔达轮流值夜班了，我们在准军事培训中学会了使用手枪。正值1956年西奈战争爆发前，埃及游击队在那些夜晚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几乎每天夜里，埃及游击队都要袭击一个小村子，一个基布兹，或一个城市郊区，炸掉有人住的房屋，朝人们的窗子里投掷手雷，在他们身后布设地雷。
每隔十天，轮到我看守基布兹的篱笆墙，离以色列——约旦在拉通的休战线只有三里远。我每隔一个小时都要偷偷潜入空无一人的俱乐部会所，听收音机广播。这是违规的。在一个遭围困的社会里，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言论在那些广播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基布兹教育也是如此：称他们为“恐怖分子”、“阿拉伯突击队”、“敌人”或者是“渴望复仇的阿拉伯难民”。
一个冬天的晚上，碰巧我和埃弗拉姆·阿弗耐里一起执勤。我们脚蹬皮靴，身穿破旧的士兵工作服，头戴扎手的毛帽子。我们正踩着淤泥沿小卖部和牛棚后面的篱笆行走。发酵橘子皮被制成青贮饲料散发着臭气，与堆肥、烂草、羊圈里热气腾腾的气流、鸡笼里纷飞的鸡毛散发出的各种农业气息混杂在一起。我问埃弗拉姆他是否参加过“独立战争”，是否在30年代遇到过什么麻烦，是不是射杀过某个凶手。
我在暗中看不到埃弗拉姆的脸，但他沉吟片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