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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保欠裨�30年代遇到过什么麻烦，是不是射杀过某个凶手。
我在暗中看不到埃弗拉姆的脸，但他沉吟片刻后回答时，声音中含有某种颠覆性的反讽，一种奇怪而挖苦的忧伤。
“凶手？可你又能期待他怎么样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天外来客，在他们的领土上着陆，并擅自进入他们的领土，逐渐接管了其中一部分，而我们却向他们保证，我们来到这里向他们慷慨施与各种精华——为他们治疗癣病和沙眼，将他们从落后、愚昧和封建压迫下解救出来——我们巧取豪夺攫得了他们越来越多的土地。呢个，你是怎么想的呢？他们应该感谢我们？他们应该走出家门，敲锣打鼓来迎接我们？他们应该把整个土地的门户拱手让给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先祖曾经在这里居住过？他们拿起武器反对我们又有什么大惊小怪的？现在我们狠狠地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成千上万的人住在难民营——怎么，你希望他们和我们同庆，祝我们好运吗？”
我大吃一惊。即使我已经与“自由”派和克劳斯纳家族的辞令拉开了很大距离，但是我依然是犹太复国主义培育出来的温顺成果。在那年月，这种思想被视为大逆不道。我目瞪口呆，我含着挖苦的口吻问：“如果真是那样，你在这里拿枪又为哪桩？你干吗不移民出去？或者拿着你的枪到他们那边去打仗？”
我在黑暗中可以听见他悲戚的笑：
“他们那边？但是他们那边并不要我，在这个世界上哪儿也不要我们，任何人也不要我们。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似乎在哪个国家都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拿着一杆枪，因此他们不会像其他任何地方那样把我从这里赶走。但是你不会看到我用‘凶手’一词去形容失去村庄的阿拉伯人。至少，不太容易。对于纳粹，我会说。对于所有偷窃他人领土的人，也会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也是窃取别人的土地？但是我们不是两千多年前就住在这里吗？我们不是被武力驱逐到这里的吗？”
“是这样，”埃弗拉姆说，“真的非常简单。如果这里不是犹太人的土地，哪里还是呢？在大海下？在月球上？还是犹太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不值得拥有一小块自己土地的民族？”
“我们从他们那里拿了什么呢？”
“呢个，也许你碰巧忘了1948年他们试图把我们全部杀光？后来在1948年，发生了一场可怕的战争，他们自己为双方把问题简单化了，我们打赢了，从他们手中夺来了土地。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要是他们在1948年把我们给打败了，更没有值得炫耀之处，他们不会让一个犹太人活下来。确实没有一个犹太人如今生活在他们的辖地上。但关键在于：因为我们1948年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因为我们现在拥有了自己的一些东西，就什么也不能再从他们手中索取。就是这样。这就是我和你们贝京先生的整个区别：要是我们有朝一日从他们手里夺取更多，既然我们已经拥有，那就是极大的犯罪。”
“要是过一会儿，阿拉伯突击队员来了怎么办？”
“要是他们来，”埃弗拉姆叹了口气，“呢个，我们只能卧倒在泥水里射击。我们会尽最大努力比他们射得又快又好。但是我们开枪，不是因为他们是一个杀人的民族，而只是因为我们有权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只是他们。因为你，我现在觉得自己像本——古里安了。要是你能原谅，我想到牛棚里赶快抽支烟，我不在时，你在这里好好放哨。为我们二人放哨。”
【注释】
＇1＇ 贝塔是“特鲁姆佩尔道联盟”的缩写。原是纪念早期犹太军事指挥官特鲁姆佩尔道的团体，后发展为世界各地锡安主义修正派的青年组织，致力于文体活动和军事训练。杰伯廷斯基是该团体修正派主要领导人，《贝塔进行曲》的作者。
＇2＇ 在《圣经》中，亚玛力是以扫之孙，其后代便是亚玛力人（见《圣经·创世记》第36章第12节）。耶和华曾经对摩西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争战。”亚玛力人是以色列人最顽强、最冷酷无情的敌人。当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时，亚玛力人挡住他们的去路（见《圣经·出埃及记》第17章第8——16节）。
＇3＇ 语出《圣经·创世记》第49章第24节。
＇4＇ 贝京的演说按照记忆与体验重构。——原注52
这次夜间谈话过去了几年，梅纳赫姆·贝京及其党羽在爱迪生礼堂失去我已经七八年之久，我与大卫·本——古里安见了面。那些年里，他是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许多人把他视为“那个时代的伟人”，以色列国开国元勋，“独立战争”和“西奈战争”中的大赢家。敌人恨他，嘲弄围绕他所进行的个人崇拜，而崇拜者已经将其视为“民族之父”，是奇迹般地将大卫王、犹大·马加比、乔治·华盛顿、加里波第、犹太人中的丘吉尔乃至上帝的弥赛亚等云集一身的人物。
本——古里安不仅把自己当成政治家，而且，也许主要，当成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精神导师。他自学希腊语，为的是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涉猎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对佛教和远东思想感兴趣，深入研究斯宾诺莎学说，以至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已经当上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每逢横扫牛津那些不错的书店寻找哲学书时，都于让头脑敏锐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相伴。有一次伯林对我说：“本——古里安煞费苦心，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依据的是两个错误，他首先错误地相信海姆·魏兹曼是知识分子；其次，他还错误地相信杰伯廷斯基是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就是用这种方式，用一颗聪明的石子，无情地击中三只飞鸟。）
本——古里安总理时不时在《达瓦尔》周末增刊上就哲学问题发表冗长的理论性反思。1961年1月，有一次，他发表一篇评论，说明不可能实现人类平等，尽管他们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博爱。
鉴于我本人捍卫的是基布兹价值，我就给《达瓦尔》撰写了一个小小的回复，带着应有的谦恭与尊重，指出本——古里安先生大错特错了。＇1＇ 我的文章发表时，在基布兹胡尔达引发众怒。基布兹成员对我的出言不逊大光其火：“你胆敢不同意本——古里安的说法？”
然而，仅仅过了四天，天堂之门向我敞开：民族之父从高处下来，俯就发表一篇谦恭有礼洋洋洒洒的回复文章，占据了报纸的几个显著栏目，为“那个时代的伟人”进行辩护，抨击社会渣滓。＇2＇
同一拨基布兹人，就在两天前他们想送我去接受某种再教育，因为我出言不逊，现在却高兴得神采飞扬，忙不迭地和我握手，要么就拍拍我的后背：“呢个，你成了！你流芳百世了！你的英名有朝一日会出现在本——古里安文集的索引里！胡尔达基布兹的名字也会出现在那里，谢谢你！”
但是，奇迹时代刚刚拉开序幕。
一两天后，又打来了电话。
那电话没有打给我——我们的小房间尚无电话——电话打到了基布兹办公室。贝拉·皮，一个基布兹老成员那时碰巧在办公室，她跑来找我，苍白颤抖，就像一张纸，哆哆嗦嗦，就像刚刚看见众神的四轮马车被火舌包围，她告诉我，就像在颁布临终遗言：总——理和国防——部长召我明天早晨晋见，六点半整，在特拉维夫国防部长办公室，与总——理和国防——部长进行私人会晤，应本——古里安个人邀请。她在说总——理和国防——部长时，好像在说“当称颂的神”。
现在该轮到我苍白了。首先，我仍然穿着军装，我是一个正规军人，军队里的陆军上士，我险些害怕自己违反了某些规章制度，在报纸专栏上与我的最高统帅进行意识形态争论。其次，除笨重的铆钉军靴，我就没有一双鞋，我怎么去见总——理和国防——部长呢？穿拖鞋吗？再次，我根本就无法在早晨六点半赶到特拉维夫，胡尔达基布兹的头班车要等到七点钟才发车，直到八点半才能赶到中心汽车站。
于是我彻夜默默地祈祷降临灾难：战争、地震、心脏病发作——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关系。
四点半，我第三次擦拭我的铆钉军靴，穿上鞋子，牢牢系紧鞋带。我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便装，卡其布长裤，白衬衣，套头衫和风衣。我出门走上主路想搭车，竟然奇迹般地搭成了，晕晕乎乎，来到了国防部长办公室。它不在骇人听闻、天线林立的国防部大楼里，而是在背后的一个院落里，在一个风光迷人具有田园情调的巴伐利亚式两层小楼里，小楼红瓦墁顶，爬满了青藤，它由一个德国圣殿骑士在19世纪建成，那个圣殿骑士在雅法北部的沙地上建立起一个宁静的农业聚居区，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被英国人驱逐出境。
风度翩翩的秘书未曾注意到我的身子在抖动，嗓子眼卡住了；他简要向我布置任务，带着某种近乎亲切的热情，好像和我一起背着隔壁房间里的神明，在策划着什么。
“老人，”他开始使用充满深情的昵称，从本——古里安五十多岁起人们一般就这么称呼他，“你知道，怎么说呢，这些天热衷于长篇哲学对话。但是，他的时间，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如同金粉一样。他实际上还在自己处理所有的国事，从战争准备到与大国的关系再到邮局工人罢工。你呢，当然过二十分钟就要借故退出，这样我们可以抢救一下今天的日程安排。”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做的莫过于“巧妙退出”了，不是二十分钟以后，而是马上，立即。一想到上帝自己就在这里，是他本人，就在灰门后边，再过一分钟我就在他的掌控之下，敬畏与恐惧让我险些昏厥。
秘书真是别无选择，只得轻轻从身后把我推进最为神圣的所在。
身后的门关上了，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背靠着刚从那里走进来的那扇门，双膝发抖。大卫王的办公室非常普通，几乎没什么家具，比我们在基布兹住的简易房大不了多少，对面是个窗子，拉着有乡村气息的窗帘，给灯光补充了些许日光，窗子两旁分别放有金属文件柜。房间中央是一张玻璃面的大书桌，几乎占据了房间的四分之一。书桌上放有三四摞书、杂志和报纸，各式文件与文件夹，有的打开，有的合上。书桌两旁，放着两把带有官僚气的灰色金属椅，那些年你在任何管理部门或军事办公室都可以看到这种椅子，椅子下面始终刻有“以色列国有资产”的字样。房间里再没有别的椅子。一张囊括整个地中海流域和中东地区、从直布罗陀海峡到波斯湾的巨幅地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从上到下，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只有邮票般大小的以色列下面，画了一条粗线。另一面墙放着三个书架，满满当当排着书，好像有人会突然在这里患上急性读书狂热症，刻不容缓。
在这间斯巴达式的屋子里，一个人迈着小碎步迅速踱来踱去，他双手背在身后，眼睛盯着地板，大脑袋前伸，仿佛要撞什么东西似的。这个人看上去和本——古里安一模一样，但是又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本——古里安。那时，以色列的每个孩子，即使是幼儿园小孩在睡梦中都知道本——古里安的样子，但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显然在我看来，民族之父该是个头顶云天的巨人，可是这位冒名顶替者又矮又胖，身高不到五英尺三。
我大惊失色，几乎有些不快。
然而，在让人感到宛如无穷无尽的两三分钟持续不断的沉默里，我还是诚惶诚恐地背靠着门，尽情饱览这一身材壮实有力的小个子男人那怪异、易受催眠的仪表，介于坚韧不拔的山村老爷爷和精力旺盛的古代侏儒，他躁动不安、倒背着手不住地来回走动，脑袋前伸，像个攻城槌，陷入沉思，孤高超然，并不劳神做出一丝暗示，说明他意识到某人，某物，一粒浮尘，突然降临到他的办公室。大卫·本——古里安那时大约七十五岁，我只有二十岁。
在他圆形露天竞技场般的秃顶周围，散落着先知般乱蓬蓬的银发，巨大的额头下面是两道乱蓬蓬的灰色浓眉，浓眉下是一双敏锐的灰蓝色眼睛，明察秋毫。他长着宽大粗糙的鼻子，一个不知羞耻的丑陋鼻子，一个色迷迷的鼻子，似反犹主义漫画中的形象。他的嘴唇薄而冷漠，而下巴却像一个古代水手那样突出而桀骜不逊。他的皮肤如同生肉一般粗糙红润，短脖子下的肩膀宽大有力，胸脯宽阔，敞开的衬衣领口上露出手掌宽的毛茸茸前胸。他恬不知耻凸出的肚子，像海豚的隆峰，似乎显得很坚硬，仿佛混凝土垒就，但令我困惑的是，所有这些奇景竟以两条侏儒般的粗腿作结，如果不是亵渎上帝，可以说那双腿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