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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家德裔犹太人开的咖啡馆里坐了约莫半个小时，等雨停下来。咖啡馆坐落在热哈维亚入口，在JNF大街，对面是犹太代办处大楼，总理办公室那时也在那里。与此同时，妈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粉饼盒、一把梳子，梳头补妆。我的感情颇为复杂：为她的容颜自豪，为她身体好转快乐，并且有责任保护她免遭某种阴影的伤害，我只是通过猜测知道存在着阴影。实际上，我不是猜测，而只是似是而非，在我皮肤上感受到些微莫名其妙的不安。孩子有时就是这样，捕捉到，又没有真正捕捉到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意识到这种东西，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恐：“你没事吧，妈妈？”
她自己点了味道浓烈的清咖啡，给我点了牛奶咖啡，纵然从来也不允许我喝咖啡，说是少儿不宜喝咖啡，还给我点了巧克力冰激凌，纵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冰激凌会让你嗓子疼，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而且就要吃午饭了。责任感驱使我只吃了两三勺冰激凌，便问妈妈她坐在这里冷不冷，她觉不觉得累，或者是头晕。毕竟，她大病初愈。妈妈，你上厕所时小心点，那里黑，有两级台阶。骄傲、热诚与理解充盈了我的心房，仿佛只要我们二人坐在罗什热哈维亚咖啡馆，她的角色就是一个无助的小姑娘，需要一位慷慨帮助的朋友，而我则是她的骑士，或者也许是她的父亲：“你没事吧，妈妈？”
我们来到塔拉桑塔楼，“独立战争”时期，通往守望山校园的公路遭到封锁，希伯来大学的几个系重新搬到这里，我们打听报刊部在什么地方，顺着楼梯走上二楼。（也就是在类似的一个冬日，《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就在这些台阶上跌倒，大概扭伤了脚踝，学生米海尔·戈嫩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冷不丁地说他喜欢“脚脖子”一词。妈妈和我也许与米海尔和汉娜擦肩而过，没有在意他们。我和母亲在塔拉桑塔楼的冬日，与我开始撰写《我的米海尔》那个冬日，中间相隔了十三年。）
我们走进报刊部时，迎面看到和蔼、善良的主任普费弗曼博士，他从摊在书桌上的一堆报纸里抬起头，冲我们微笑，双手示意让我们进去。我们也看到了父亲，是背影。很长一阵我们才认出他，因为他身穿一件灰色的图书馆管理员工作服，免得让自己的衣服沾上灰尘。他正站在一个小梯凳上，背对着我们，注意力集中在正从高处架子上拿下来的一大盒卷宗上，翻看后又放回架子上，又把另一个盒子拿下来，接着又是一个，因为他显然没有找到所要寻找的东西。
善良的普费弗曼博士始终没有出声，而是悠然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和蔼地微笑，笑得越来越厉害，乐不可支，两三个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又看到父亲的背影，停住手里的工作傻笑，什么话也没说，好像正和普费弗曼博士一起做小游戏，满怀乐趣，好奇地观望那个人何时才能注意到他的客人，他们正耐心地站在门口，注视着他的背影，漂亮女人把手放在小男孩的肩膀上。
爸爸站在梯凳顶层，朝部门领导转过身子说：“对不起，普费弗曼博士，相信有些东西——”突然注意到主任咧嘴微笑，他一定很惊愕，因为他无法理解主任为什么微笑，普费弗曼博士用眼睛引导戴眼镜的父亲把目光从书桌转向门口。当他看到我们时，我相信他脸色煞白。他把双手举着的大盒子放回到它原来待的顶层架子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梯子，环顾四周，看见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微笑，他好像别无选择，也想起了微笑，他对我们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他轻声询问，一切是否都好，是否出什么事了。
他面部表情僵硬，焦虑不安，就像一个小男孩正在聚会上和班里的孩子们玩接吻游戏，抬头突然看见父母正板着脸站在门口，天晓得他们在那里站了多久，默默地观看，天晓得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先是和颜悦色，用两只手把我们赶到门外走廊里，回头对整个部门，尤其是对普费弗曼博士说：“对不起，耽误几分钟。”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改变主意，不再挤我们出去，而是把我们拉到里面，拉进主任办公室，开始引见我们，后来想起了什么，说：“普费弗曼博士，你已经认识我太太和儿子了。”他边说，边拉我们转过身，正式把我们介绍给报刊部的其他工作人员，用的词语是：“请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太太范妮娅，这是我儿子阿摩司，学生，十二岁半了。”
当我们三人来到走廊时，父亲略带责备，焦虑地问：“出什么事了吗？我父母好吧？你父母呢？大家都好吗？”
妈妈让他冷静，但是下馆子的想法令他恐惧，毕竟今天又不是什么人的生日。他踟躇不决，开始说些什么，改变主意，片刻过后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干吗不。我们去庆贺你身体康复了，范妮娅，或庆贺不管怎么说你身体一下子明显好转了，对，我们一定要庆贺。”
然而，他在说话时，脸上挂着忧虑，而不是快乐。
但后来，父亲突然兴高采烈起来，充满激情，双手搂住我们的肩膀，向略带责备神情的博士请假早点下班，向同事说再见，脱下沾满灰尘的工作服，招待我们把图书馆几个部门走了一遍，地下室、特藏部，他甚至带我们看新复印机，讲解怎么使用，每碰到人，就自豪地把我们介绍给大家，那激动的神态，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把赫赫有名的父母介绍给学校里的教员。
餐馆是个惬意的地方，几乎没有顾客，而且是在本——古里安大街和沙麦或希勒里大街之间的一条小路上。我们刚到这里，又开始下雨，爸爸把此当作好兆头，好像雨一直在等待我们走进餐馆，好像上天今日正向我们绽开笑脸。
他立刻纠正自己：
“我是说，如果我相信征兆，如果我相信上天关心我们的话，我会这么讲。但是上天冷淡漠然。除人类外，整个宇宙都冷淡漠然。实际上大多数人也冷淡漠然。我相信，在整个现实世界里，冷淡漠然这一特征最为突出、最为显著。”
他再次纠正自己：
“不管怎么样，当天空如此黑沉，大雨滂沱，我岂能说上天正向我们绽开笑脸呢？”
妈妈说：
“不，你们两个先点，因为今天我请客。若是你们挑选菜单上最贵的菜，我会非常高兴。”
但是菜单很简朴，顺应的是那个匮乏节俭的年代。爸爸和我点了蔬菜汤、鸡肉饼和土豆泥。我玩弄阴谋，忍住不告诉爸爸，在去塔拉桑塔的路上，妈妈已经允许我平生第一次品尝咖啡的味道，午饭前还吃了巧克力冰激凌，尽管是在冬天。
妈妈久久地注视菜单，而后把它面朝下放在桌面上，直到爸爸再次提醒她，她最终点了一碗白米饭。爸爸和颜悦色，向女服务员表示歉意，含糊地解释说妈妈尚未完全康复。当我和爸爸津津有味大吃大嚼时，妈妈勉强小口吃了一点米饭，仿佛正在强迫自己，而后她停下来，点了一杯不加牛奶的浓咖啡。
“你没事吧，妈妈？”
女服务员给我妈妈端回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给爸爸端来一杯茶，在我面前放了一碗颤动的黄果冻。爸爸立刻焦躁地从夹克内兜拿出钱包，但是妈妈坚持自己的权利：请把钱包收回去，今天，你们俩都是我的客人。爸爸先是说了个很是牵强的笑话，说她显然继承了一口油井，因此才成为新富，才这么奢侈，便没有和她再争。我们等候雨停下来。我父亲和我面对厨房坐在那里，妈妈坐在对面，正透过我们的肩膀，看临街窗外顽固执拗的雨。不记得我们说了什么，但大概是父亲驱除了沉寂。他可能向我们说起基督教会和犹太人的关系，要么就是向我们全面描述历史上爆发的一场激烈争端，18世纪中叶，雅各·埃姆丹拉比与沙巴特·茨维的追随者，特别被怀疑持沙巴特学说的约拿单·阿伊巴舒茨拉比争论得不亦乐乎。＇1＇
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午饭时分，除我们外，饭馆里只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正在用非常典雅的德文小声而彬彬有礼地交谈。她们长得很像，铁灰色的头发，脸型像鸟，突出的喉结更加强化了这种特征。上了年纪的一位好像有八十多岁了，我看了她们两眼，便假定她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我认定母女二人都是寡妇，她们相依为命，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她们再没有别的亲人。我在意念里称她们为格特鲁德夫人和马格达夫人，我试图想象她们住在整洁干净的小房子里，大概就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大约在艾登酒店的对面。
突然，马格达夫人，二人中年纪较轻的一位，抬高声音向对面的老太太气势汹汹地说了一个德文单词。她说这个词时，满怀怨恨，义愤填膺，像兀鹫猛扑向捕获物，接着她把杯子扔到墙上。
泪水开始顺着镌刻在我称之为格特鲁德老夫人双颊上的深深皱纹流淌。她无声地啜泣，面孔没有抽搐。她垂着脸哭泣，女服务员弯腰默默地捡起碎玻璃离去。叫喊之后没说一个字。两个女人继续面对面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她们都形销骨立，都是一头拳曲的灰发，头发长得非常靠后，离额头很远，像男人脱发后的发际线。年长的寡妇仍然无声地流泪，脸没有抽搐，泪水流到她突起的下颚，又滴落到胸脯上，如同山洞里的钟乳石。她没有控制哭泣或擦干眼泪的企图，尽管她表情残酷的女儿默默地递过一块熨烫得整整齐齐的白手帕，如果那真是她女儿的话。她把手伸到面前的桌子上，托着那块熨烫得平平整整的手帕，没有缩回。整幅画面凝固了良久，仿佛母女只是某个沾满灰尘的相册里的一张褪色的深褐色旧照片。我冷不丁地问：“妈妈，你没事吧？”
那是因为我妈妈忘了礼数，稍微歪过凳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女人。那一刻，我印象中妈妈再次变得苍白起来，像她一直在病中那样。过了一小会儿，她说她非常抱歉，她感觉有点累，想回家躺躺。爸爸点头称是，起身问女服务员附近哪里有电话亭，去打电话叫出租。我们离开饭馆时，妈妈不得不倚住父亲的胳膊和肩膀，我给他们开门，告诉他们小心台阶。我们把妈妈安顿在后排座位上，爸爸回饭馆付账，她直挺挺地坐在出租车里，深褐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太大了。
那天晚上，请来了一位新大夫，他走后，爸爸把原来的大夫也请来了。他们二人没有异议，两位大夫都建议好好休息。因此爸爸把妈妈安顿到我的床上，那床已经成了她的，给她端来一杯热乎乎的蜂蜜牛奶，求她就着新开的安眠药喝几口，还问她留几个灯。一刻钟以后，我被派去隔着门缝侦察，我看到她睡着了。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再度醒来时，她帮我和爸爸做各种早上的杂务。她给我们煎鸡蛋，我布置桌子，爸爸把各种蔬菜切得非常精细做色拉。就要出门时，爸爸去塔拉桑塔楼，我去塔赫凯莫尼学校，妈妈突然决定也要出去，和我一起走到学校，因为她的好朋友莉兰卡，莉莉亚·巴——萨姆哈，住在塔赫凯莫尼附近。
后来，我们发现莉兰卡不在家，她便去看另一个朋友范妮娅·魏茨曼，她在罗夫诺塔勒布特高级中学与妈妈是同学。将近中午，妈妈从范妮娅·魏茨曼家里走到海法路中央的埃格德中心汽车站，登上开往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去探望她的姐妹，或打算在特拉维夫换车到海法和克里亚特莫兹金，光顾父母的棚屋。但是，当妈妈抵达特拉维夫中心汽车站时，她显然改变了主意，她在一家咖啡馆喝清咖啡，天黑之前赶回了耶路撒冷。
到家后，她抱怨说非常疲倦。她又吃了两三片新安眠药。也许这次她试着再吃原来的安眠药。但是那天夜里她睡不着觉，又犯了偏头疼，她和衣坐在窗前。凌晨两点钟，我母亲决定熨些衣物。她打开我房间里的电灯，现在那个房间成她的了，她支上烫衣板，灌瓶水洒在衣服上，一连熨了几个小时，直到天将破晓。她把衣服熨光后，便从衣柜里拿出床单和枕套，把它们又熨了一遍。这些东西熨完后，她甚至连我的床罩也熨了，但是她太累，或者太疲倦了，把床罩给烧糊了，焦煳味把父亲唤醒，他把我也叫醒，我们二人惊愕地发现，妈妈把家里所有的袜子、手帕、餐巾和桌布都熨了个遍。我们冲过去，把燃烧的床罩拿到卫生间熄灭，而后我们把妈妈按在椅子上，跪下来给她脱鞋，爸爸脱一只，我脱一只。而后爸爸让我出去一会儿，在我出门后和蔼地把门关上。我关上门，但是这一次，我紧紧地贴在门上，因为我想听。他们用俄语交谈了大约半小时，而后爸爸让我照顾一会儿妈妈，他到药店买些药或者糖浆，在药店打电话给在雅法茨阿哈龙医院办公室里的茨维姨父，还打电话给在特拉维夫扎蒙豪夫诊所上班的布玛姨父。打完这些电话后，爸爸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