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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这些年月给了我父亲处理社区问题的机会，等他成人之后，很自然地就能领导社区了。他真是生逢其时，因为那个时候，阿富汗刚刚开始了民主化进程。1965年，国王决定组建民主国会，允许人民投票选举地方代表，赋予他们从事国家决策的权利。
巴达赫尚省的人们此前一直觉得被中央政府忽视了，此刻突然得知自己的呼声能够得到中央的回应，非常激动。在选举中，我父亲被选为新的议会成员，是达尔瓦兹历史上第一个进入议会的人，他代表的人们不仅仅是阿富汗最穷的，也是世界上最穷的。
巴达赫尚人虽然贫穷，但非常自豪，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不动摇。他们像多变的高山气候一样狂野暴怒，也会像长在河岸上花岗岩丛中的野花那般娇柔坚韧。
阿卜杜勒 · 拉赫曼就是其中的一员，所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当地居民。他一走上新岗位就全力以赴。
那个时候，巴达赫尚省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方式是通过收音机。父亲从爷爷那里继承了村里唯一的一台收音机。那是一台笨重的俄国产木质无线电收音机，上面有个黄铜按钮。我父亲第一次在喀布尔国会发言的那天，所有村民都聚集到我们家来收听广播。
没有一个村民会开机、调音，除了我哥哥贾迈勒沙哈。因为丈夫当上了国会议员，我母亲满心自豪。她打开呼利大宅的大门，让村民到家中听他演讲，还打算叫贾迈勒沙哈为她打开收音机。
可是，我哥哥那天刚好不在家。惊慌失措的母亲跑遍村子去找他，就是找不到。父亲的讲话马上要开始了，呼利大宅里人越聚越多，表兄弟、表姐妹、村里的长者、妇女、孩子都来了。有些人甚至还从来没听说过收音机，所有人都想听听新代表在国会上的发言。母亲知道自己不能让父亲失望，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弄那个新发明的玩意儿。
她朝收音机走去，试了一下所有的按钮，但是没成功。聚集起来的人们都看着她，满怀期待，她内心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竟至于要哭了。她想，丈夫的脸都要被自己丢尽了，要是贾迈勒沙哈在就好了。这孩子去哪儿了呢？绝望之际，她举起拳头猛地朝收音机上面砸了一下。神奇的是，收音机居然传来了断断续续的说话声。
她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不过，由于音量太小，没有人能听清里面在讲什么。她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朋友，也就是我父亲的第四个老婆，建议拿一个扩音器来。女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用，只见过男人们曾经用过那玩意儿。他们搬来了扩音器，放到收音机旁，想尽了一切办法，把两个机器连接起来。最后居然成功了。整个村子的人都听到了我父亲在国会上的现场发言。母亲满心欢喜，甚是满足，她成功地经受住了父亲的种种苛刻要求。后来，她对我说，那一天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
很快，我父亲赢得了国会里最辛勤的议员的名声。巴达赫尚省依然穷得可怜，但是，那段时期却是阿富汗难得的好日子。国家安全，经济、社会总体上比较稳定，但这样的稳定局面却是我们的邻国不愿意接受的。阿富汗位于欧洲大国、中国、伊朗、俄罗斯之间，有人说，这样的地理位置对阿富汗自身来说是悲，对世界来说是喜。这话非常在理。只要问问玩过里斯克征服世界游戏的人，他就会告诉你，如果你赢了阿富汗，你就赢得了通往全球其他地方的通道。此话千真万确。那个时候正值冷战高潮时期，阿富汗的战略地位和地理位置已经预示了它日后的悲惨命运。
我父亲直言不讳、勤勤恳恳、慷慨大方、诚实守信，恪守伊斯兰教价值观，不仅在巴达赫尚省，就连在整个阿富汗都受人尊敬。当然，因为拒绝向权贵行磕头礼，又不喜欢像同侪那样玩弄权术，他在宫廷里招致个别人的反感。不过，最重要的是，他虽然是个守旧的政治家，却笃信担任公职和帮助穷苦的人们是崇高的事业。
他长年累月在喀布尔，主张修路、建医院、建学校，并成功争取到资金，完成部分工程，尽管某些工程一直没能争取到。居住在喀布尔的统治者们没把我们的省份当回事，所以父亲很难争取到中央的资助，这让他极为恼火。
据母亲回忆，在父亲每年国会休会回家前的一个月她就开始准备迎接了——为他准备好各种甜食和干果、打扫房子、派仆人到山上捡足够柴火供父亲回家后做饭烧菜用。每到傍晚，一头头驴排成一排，背上驮着柴火，走进呼利大宅的大门，母亲会在那里指引它们把柴火运到花园角落里的一个木柴仓库。母亲做事自有一套风格，但她跟父亲一样拼命，只要还有一丝可以改进的空间，她都不会放过，总是追求完美。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因此而感激她。在家里，他有时就是个暴君，母亲身上的淤青就是拜他所赐。
父亲的七个老婆中有六个是出于政治目的而娶的。通过迎娶临近部落领导或有权势的长老的爱女，父亲巧妙地巩固了他势力范围内的权力基地。我姥爷是临近区的一位显赫长老。之前这个区还跟我父亲的村子打了一仗。父亲迎娶母亲之后，最终与那个区订立了一项和平协定。
少数几个老婆是他真正爱的，有两个被他休了，大多数都受他冷落。他一生中娶过七个老婆，毫无疑问，我母亲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她身材娇小，长着一张俊俏的椭圆形脸，有一双褐色的眼睛，一头长发乌黑发亮，两道眉毛整整齐齐，皮肤白皙光洁。
我母亲最得父亲的信任，也是她掌管着保险箱和食品储藏室的钥匙，父亲政界朋友来访时的饮食都是她全权负责。她带领仆人和其他妻子，在呼利大宅的厨房里烹制出一道道喷香的烩肉饭、古斯特咖喱肉①、热腾腾的圆盘烤饼。
仆人和我的兄弟们站成一排，将滚烫的食物从厨房传到隔壁的会客厅入口，父亲就在里边招待客人。妇女是不允许进入这一男人专属的领地的。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个已婚妇女是不能够被亲戚之外的其他男人看的，因此，在这种场合下，我那些从来不需要做家务的兄弟们也只好帮忙了。
每当举行这样的招待会时，父亲总会要求一切都办得尽善尽美。米饭要煮得松软，饭粒与饭粒要分开，不能粘在一起。如果达到这个标准了，他会露出满意的微笑，为自己的好运气、有眼光挑选了最优秀的老婆而自豪。如果发现有几粒米饭粘在一起，他就会沉下脸，客气地向客人打个招呼，然后走进厨房，不由分说，一把抓起我母亲的头发，从她手里夺过金属长柄勺，朝她头顶击下去。母亲飞快地往头上举起手，试图保护自己。那双手就这样不知被打过多少次，伤痕累累的。有时她被打昏过去，等苏醒过来后，不顾仆人惊恐的眼神，抓一把热的柴火灰压在头顶止血，然后又开始干活，确保下一次的米饭粒粒分开。
她默默地忍受着这样的暴打，因为在她的世界里，毒打意味着爱。她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男人不打他的老婆，那就表示他不爱她了。他对我有期望，只有我令他失望时才打我。”在现在的人们看来，这话听上去怪怪的，可她就是这么想的。这是她生存下去的信念。
母亲决心满足父亲的期望，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或因为恐惧，其实也是出于对他的爱。她是真心实意地崇拜我父亲。
正因如此，那天，当她看到父亲的第七个妻子的迎亲队伍从村子里蜿蜒走来的时候，她非常伤心。她站在台阶上，边上的一个女仆正拿着杵在一个大石臼里磨粉。她竭力不让眼泪流出来，接着突然夺过杵，在石臼里疯狂地磨起粉来。身为家中的女主人，她通常是不干这样的粗活的。
但即使是自怜，在今天这样的大喜日子里也是不允许的。她要负责这次婚宴的餐饮，并且确保新娘在阿卜杜勒 · 拉赫曼家吃的第一顿囊括了最佳美味和最优招待，这才能与父亲的身份相符合。如果她未能为自己的新情敌准备一场最丰盛的宴会，她的丈夫一定会生她的气。
婚礼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为我母亲而设的。身为众多妻子中的头儿，她要去迎接新娘的队伍，然后把拳头紧紧地放在新娘头上，以显示自己的权力比新娘大，身份比新娘高，今后对方要听从她的命令。她抬头一看，新娘、新娘母亲和妹妹三人一进了呼利大宅的大门，就有仆人帮她们下马。她们脱掉了长袍，两个年轻的便在众人面前展现她们的美貌。两人都长着齐腰的乌黑头发，其中一个有一双绿色的眼睛，以自信的眼神直盯着我母亲，撅着嘴唇。我母亲不慌不忙，把拳头牢牢地放到她头上。那女子大为吃惊。我父亲咳嗽了一声，又马上笑开了。另一个女子满脸涨得通红。原来，我母亲认错了新娘，她把拳头放到新娘妹妹的头上去了。母亲惊讶地迅速缩回了双手，但已经太迟了，婚礼的队伍已经进屋准备吃喜酒了。她唯一的一次公开展示管家权力的机会就这么溜走了。
13个月之后，我母亲来到一座偏僻小山上，在一间简易的木棚里生孩子。此时的她已经失去了最心爱的男人的宠爱，孤独可怜。三个月前，父亲新娶的年轻妻子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恩内亚特，有一张红扑扑的脸蛋和一双巧克力般的大眼睛，活蹦乱跳的。我母亲生完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再生。她怀孕期间，浑身难受、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正因为生了太多的孩子，她的身体也垮了。恩内亚特的母亲则完全不同：因为是第一次怀孩子，她胸部坚挺，脸颊红润，闪烁着幸福的光芒，看上去越发漂亮。
虽然我母亲怀有6个月的身孕，但她还是坚持着为产妇接生。就在恩内亚特呱呱坠地，呼吸生平第一口气的时候，贝比简抓起他的小手贴近自己的肚皮，轻声祷告自己也能生这么个男孩，然后赢回丈夫的宠爱。在我们的文化里，女孩被视为一无用处。即使在今天，妇女仍然祷告生男孩，因为只有男孩才让她们有身份，令她们的丈夫欢喜。
母亲生我的时候，疼痛持续了30个小时。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呈半昏迷状态，听到我是女孩时，她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去流露那种失望的神情。我被抱到她跟前时，她竟然转过脸去，抱都不要抱。我身子小小的，皮肤乌青——我本来应该像恩内亚特一样健康可爱的。生下我之后，母亲处于生死边缘，没有人在意我是死是活，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怎么拯救我母亲身上了，我被裹进一个棉布襁褓里，放到屋外炽热的太阳底下烘烤。
我差不多在太阳底下躺了整整一天，把嗓子都哭哑了，还是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他们完全是顺其自然，让我自生自灭。我的脸被太阳灼伤得那么严重，以至于青春期的时候，脸颊上的疤痕都还没褪去。
等到他们开始怜悯我，把我抱回屋内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好多了。见我还活着，喜出望外，而看到我脸上的晒伤，又非常担忧，一改最初的冷淡，转而迸发出母爱的本能来。她把我抱在怀里，紧紧地搂着。等我终于停止哭泣了，她倒默默地抽泣起来，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让我受一点点伤害。她似乎明白了：真主让我活着一定有他的理由，她应该好好爱我。
我不知道那天真主为什么饶我一命，也不知道为什么从那时起他在多个场合拯救我，但我知道一定有他的道理。我也知道，真主是真诚地祝福我，让我从此成为贝比简最宠爱的孩子，并在我们母女之间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感情纽带。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你们还小的时候，我就深切体会到在阿富汗做个女孩子真难。一个新生的女孩听到的第一句话往往是接生现场的人们对她母亲说的安慰话：“是个女儿。可怜的女儿。”这句话怎么听都不像是一句迎接新生儿的欢迎词。
然后，等女孩到了上学的年龄，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否被允许上学。送她去上学？她的家庭够勇敢够富有吗？当她的兄弟长大了，他就能代表整个家庭，挣的薪水也可以帮助维持一个家，所以人人都希望让儿子接受教育，而在我们的社会里，女孩子唯一的前途就是嫁人。她们在经济上对家庭没什么贡献，所以，在很多人眼里，根本没必要让她们接受教育。
等女孩子到了十二岁，亲戚和邻居开始在背后议论为什么她还没嫁人。“有人向她求婚了吗？”“有谁准备娶她了吗？”如果没有人向她提亲，饶舌的人就会说她是个坏女孩。
如果家庭成员不理会这种闲言碎语，等女孩子长到十六岁，也就是法定结婚年龄，还没给她找到一个婆家；如果让她自由恋爱嫁给某人，或者允许她不听从父母的安排（这是极罕见的），那么她或许还有一丝找到自己幸福的希望。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