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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嫂子实在怕得不行了，也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哈米德跟我结婚日子不长，本来应该好好享受新婚生活，但是，家里的事情那么多，我们几乎没多少时间可以安静地在一起。我想，在这个星球上，没有哪一对新婚夫妇不会不对步入婚姻生活的头几个月怀有美好的期盼吧，然而，无论对我自己还是对于千千万万个其他女人，成人世界的现实很快取代了少女时代期待的新婚欢乐。起初，我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所遭遇的突然苦难愤愤不平，但这样的心情没过多久就被责任感所取代。再者，我要帮的人是我哥哥，是我如此心爱的一个人。我深深记得，小时候他是多么疼我，他对我的整个人生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我为自己那些自私的想法感到愧疚，难道如今不该轮到我照顾他和他家人吗？换成是他，无论有多么危险、多么艰难，他一样会为我这么做的。
米尔沙卡伊下定决心逃离阿富汗，这是保障自身安全的唯一方法，尽管也意味着从此过上流亡国外的不稳定生活。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不剃胡子，任其生长，长得又浓又黑。过不了多久我们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我们祈祷塔利班也认不出来。
我们的计划是坐出租车前往与巴基斯坦交界的最繁华的城镇多尔汗。小镇靠近著名的开伯尔山口，位于巴基斯坦的联邦直辖部落地区边上。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由部落长老统治，伊斯兰堡政府方面几乎没有实际控制权。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这一边境地带从来没有获得阿富汗方面的正式认可，是众所周知的杜兰德线。即使在今天也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政府紧张关系的最大源头。阿富汗拒不承认这条线。美国和其他反恐的北约国家声称这条边境线是基地武装组织的老巢。巴基斯坦否认这一点，但是在控制该地区的原教旨主义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当地的社交礼法相当严格。美国的轰炸机曾经对该地区狂轰滥炸，地面部队也来搜捕本 · 拉登及其支持者，但村民就是拒不透露他们的行踪，任凭轰炸像暴雨一样落到屋顶。置身该地区你就会感觉仿佛回到了五百年前，明白了这一点你才能够理解这个地方。如果不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会像那么多政府和国外势力一样，都将以失败告终。
与今天不同的是，1997年，当我们计划哥哥的逃亡时，阿富汗人无需签证即可越过边境十字路口进入巴基斯坦。卡车、商贩和旅行者源源不断地前往多尔汗，我哥哥希望趁着这样的嘈杂来个浑水摸鱼，偷偷地溜过边界。
米尔沙卡伊安排了一辆出租车，让它第二天早上来接人。我四处奔走，为他的逃亡做准备——购买途中所需的食物，诸如几个圆盘烤饼和水煮鸡蛋，他的妻子为他收拾行李。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我还没停下来仔细想想就把门打开，以为司机到了。然而，站在门厅里的是两个黑乎乎的裹着头巾的塔利班。他们径直闯入公寓，手里挥舞着枪。所有人都站着一动不动，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也没地方躲藏。大家面面相觑，心想：这下完了，我们被抓了。
两个塔利班分子一把抓住我哥哥，强行将其按倒在地，面露得意的神色。两人都才二十出头的模样，其中大一点儿的那个抬起膝盖用力撞了一下我哥哥的腰部，疼得他大声直叫。另一个也丝毫不掩饰鄙夷的神情，抓住哈米德的脖子，用力将其往客厅地板上撞，好像他就是个布娃娃。他们一边嘲笑嫂子和我，一边将我们的丈夫推出客厅，带上皮卡。就在他们离去的时候，我哥哥大声对我说，不要跟着他们，好好待在家里。即使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下，他仍然不愿放下男人的自尊让一个女人到监狱去营救。
到了警局之后，我哥哥劝服一个警卫，让他捎一张字条到家里。字条上说让我们去找他的一个老同事，他现在为塔利班政府效劳。当年他曾做到将军的位置，如今是一名塔利班高级军事顾问。我哥哥希望这个老同事能够托关系将他和哈米德救出。字条上还给出了一个地址，是机场附近的一栋住宅。
这将是又一次漫长而残酷的等待，我一度没有一丝力气，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在挫败感和恐惧的双重打击下，几乎陷于瘫痪。哈米德又被带走了，只是，这一次，留下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我们未出生的孩子。
三天前我得知自己怀孕了。和许多初孕的年轻妈妈一样，好几个早晨我都有恶心和呕吐，这才知道自己怀上了。哈米德和我当然是喜出望外。但是，这样的兴奋很快就被生活中的动乱浇灭了，或许没有什么比在战争时期怀孕更令人揪心的了。战争年代，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战争，只有最坚强的人才能幸存。把一个无助的婴儿生下来，带到这样的地狱里合适吗？或许真的不合适。
但我也明白，无论是枪林还是弹雨，生活总归要继续。在某种程度上，无论环境有多艰难，庆祝新生命的强烈愿望永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质特征。是的，我害怕过，可我认为，生个宝贝小孩便多了一份积极的力量，也多了个关注对象，这样也很好。
高兴归高兴，但话又说回来，战争时期怀孕保胎谈何容易。阿富汗是世界上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医疗资源匮乏，再加上文化保守，大家都不愿意公开谈论妇科和儿科医疗，导致医生非常难找，而仅有的几个医生往往又没受过多少正规训练。一般家庭不愿意给妇女找医生，除非实在是别无他法，或者是不医治必死无疑了。但每每这个时候，无论是救母亲还是救孩子，都已经为时已晚。当一名医生，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真的需要高超的技术、坚韧的耐心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在以前，阿富汗最好的医生都是女医生。我敢肯定，无论在哪里，当遇到需要亲密接触才能治疗的健康问题时，女性在接受同性医生的治疗时总会更自在些。好长一段时间我想让自己成为一名医生，加入她们的行列。
但是，塔利班禁止妇女从医，这条法令给阿富汗医疗队伍以致命的打击。接着，还出台了一条又残忍又变态的规定，男医生不准给女病人看病。男医生甚至不能给患普通感冒的女病人开阿司匹林。结果呢？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成千上万的妇女死于流感、细菌感染、血液中毒、发烧、骨折、怀孕，而这些病本来完全可以得到医治。她们的死纯粹是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残酷男人认为她们的命与苍蝇一样低贱。这些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真主之子的人竟然对真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 ——女人，丝毫没有怜悯之心。
我晨吐得厉害，还不仅限于每天早上的那几个小时。现在我可以自我解嘲了，但是，那个时候，想憋住呕吐，避免弄脏蒙面长袍的面纱可真不是说笑的。我想，没有哪个母亲需要像我一样，不得不拿起头巾，把头向前倾，对着两腿之间的空地，抑制住本能，以免吐到膝盖上。
我几乎吃什么吐什么，这真是个大麻烦，尤其是我拿到哥哥的字条的那一天。拿到之后我按照上面的说明立马动身去找他老旧同事的家。我哥哥知道，找这个老同事帮忙肯定要费很大的劲儿，但再怎么费劲也得一试。
一进入屋子我就感到浑身不自在，但当我把目光投向阴暗处，我意识到心里仍然涌起无限的感激之情。尽管大多数阿富汗人十分贫穷，但他们依然很自豪。他们为自己的家庭自豪，无论这个家有多简陋，他们总会给客人沏茶、端食物、拿糖果。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被客厅里的可怕景象所震惊。客厅地板污秽不堪，显然好久没有打扫清洗了。我真想把地毯拿到屋外，好好掸一下灰尘。墙壁也好久没擦拭了，我也很想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进来，让新鲜空气透进来，驱散满屋子的发霉气味。
迎接我的是女主人。这时我才发现，她是个很淳朴的妇女，应该从来没受过任何教育，她迎接客人的方式、走路的仪态都显得相当拘谨笨拙。环顾一下房间，我看到她有一排的孩子，脸上脏兮兮的，还有大家庭里的其他成员，一个比一个肮脏。于是，我明白房间里的气味是怎么来的了。
我找不到一处干净的地方，所以只好在一处略微不那么脏的地方蹲下来，心里恶心得不得了。尽管我已经在屋内了，而且还打算耐心等待好长一会儿，但我不打算把蒙面长袍脱掉。我渐渐地习惯了怎么对付塔利班了，第一条原则就是有耐心。我被告知，20分钟后可以见我哥哥的老同事了，但我心想，如果有必要，就算等上一天也不要紧。这时我已经不再那么担心哈米德了，如今回过头来想想觉得当时的自己真是奇怪。哈米德有我哥哥在牢中和他作伴，这于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们俩一定能够从彼此身上获得慰藉，无论敌人对他们施加怎样的折磨。
我坐下来等着，无聊地看着女主人将其中一个儿子那又黑又绿的鼻涕拭去。我想跟她寒暄，但不是很顺利。我突然发现，在一间脏兮兮的屋子里，在一个脏兮兮的房间里，等待一个脏兮兮的男子，是很难做到文明的。而就是这么个脏兮兮的男人竟然是政府的国防顾问，就连自己的家都这么污秽，老婆和孩子无人照料，你还能指望这样的官员整出怎样的国家来？如果阿富汗都是这帮文盲执政，那还能有什么希望？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联想到，如果连塔利班的高级顾问家的客厅都如此破旧，那么塔利班的监狱要糟糕到何等程度？后来，男主人终于出现了，跟其他人一样粗俗，一样的不修边幅，和我预料中的当权者大相径庭。我对他说，哈米德和我哥哥被关进监狱了。他听了，一点儿也没有觉得烦，还说他还牢牢记得我哥哥。他耐心地听我讲述事情的经过，并向我保证一定让他们得以释放。他说去打几个私人电话，让我先等着，然后就走开了。我又坐回到脏兮兮的地板上去，尽量调整心态去适应这肮脏的环境，然后耐心等待。房间里的臭味没有了，应该是我的鼻子习惯了的缘故吧。
过了好久，男主人终于再次出现，但带来的消息不是那么令人振奋。他叹了口气，看着脏兮兮的双手，告诉我说释放他们需要时间。他保证密切关注事态的进展，一有消息就跟我联络。从他的语气可以听出那不是百分之百的真诚，好像是一副迫不得已才出手相救的姿态，很明显他不会花大力气去做。我听了有点担心，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哈米德因为上次的监禁，身子才刚刚开始恢复，现在仍然很虚弱。这时的空气开始变得寒冷干燥起来，时值深秋，冬雪开始在城市远处的山上降落。很快，喀布尔也将被积雪覆盖，气温会降低至零下15摄氏度。我能想象得到，哈米德和我哥哥在冰冷的监狱院子里互相依偎着取暖，身上穿的还是被捕时的衣服。没有暖和的夹克，没有马夹，没有羊毛袜子。一想到哈米德的脚指头冻得发紫我就紧紧咬住嘴唇，竭力忍住了泪水。我不知道丈夫孱弱的身子还能撑多久，他的脑袋是智慧和力量的堡垒，无论受到怎样的折磨都能够默默忍受。但是，每一个人都有生理上的临界点。夜间，在凛冽的寒风中，连呼吸一下都会很痛。我知道，哈米德的临界点快要到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是老样子——弯着腰，站在厕所旁，拼命狂吐。但这天的晨吐多了个理由。前一天晚上下过雪，就在从卧室匆匆跑到浴室的途中，我看到，窗外的屋顶覆盖了一层白皑皑的雪毯。哈米德和我哥哥整夜都站在雪地里吗？监狱的院子里会不会多了两具尸体，被一层冰紧紧地冻在一起？我穿上衣服，赶紧朝塔利布的屋子跑去，这次叫上了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冰雪覆盖的街道已然成了溜冰场，表面坚固，实则薄脆，一路上我们走得跌跌撞撞。蒙面长袍给我增加了层保暖，但同时也使我看不清路面，降低了灵活性，我的脚伸向哪里就朝哪里走去，一只手臂伸出来保持平衡，另一只放在腰间保护还未出生的宝宝，以防跌倒时有个保护。
到了我哥哥的老同事家，我发现有什么东西变了。臭气还在，只是这次有人在用力地打扫房间，孩子们的脸上留下用布擦过的污痕，但没擦干净。男主人也变了，他热情地朝我微笑，露出一排黑黑的牙齿。
“我想让你教我孩子英语。”他说。他这话不像是命令，倒更像是个请求，一个我无法拒绝的请求。“当然可以，”我马上答应了下来，“或许他们来我家更好。那里有地方供他们玩耍，而且我教的效果也会好一些。”谢天谢地，听了这话之后他似乎很高兴。除非迫不得已，不然我真的不愿在那样的房子里多待一秒钟。我要取悦他，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