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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都到情报处办公室，每天都被冷嘲热讽的门卫挡了回来，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我终于获允入内探望丈夫。他身子本来就瘦弱，这下更是瘦骨嶙峋，背也弯了。整天遭到狱卒的毒打，疼得他直不起身来。发黑的面容在苍白肤色的衬托下越发明显：眼窝凹陷，颧骨凸出。
我们在一张粗糙的木桌边坐了下来，低声聊了一会儿。我多么渴望能抱一抱他，但是，塔利班的监狱不是卿卿我我之地，即使夫妻之间也不行。他跟我说，塔利班让他整夜站在雪地里，白天不停地拷问他，鞭打他。他们问：“你为什么去看拉巴尼？你们那次会面的目的是什么？你跟拉巴尼什么关系？”保卫拉巴尼总统的是来自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特工，长期以来就有人怀疑许多特工与塔利班沆瀣一气，果不其然。巴基斯坦特工很显然向塔利班透露了拉巴尼见过的人，包括哈米德，当然也很可能包括我哥哥。
离开监狱的时候，一名年长的塔利布过来问我：“如果我们释放你丈夫，你愿意出多少钱？2500美金？5000美金？”很明显，他们已经得知哈米德不是名政治犯。他们会整日整夜地拷问他，而他却什么都不会说，因为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但对他的羁押给他们制造了创收的机会。如果有钱我真的想给他们，但我实在没有。我们没那么富有，至少在金钱方面我们实实在在是贫穷的。即使能够通过我哥哥从巴基斯坦汇钱过来也不大现实，塔利班已经破坏了银行系统，汇款或者借出大笔现金已经不可能了。我就是付不起赎人费，这也是令我愧疚一辈子的痛。
遭受那么多的虐待之后，哈米德病得更加厉害了。他被饿得半死，冻得要命，冷气进入肺部，越来越严重，加上日渐衰退的免疫力，与患重病的囚犯密切接触，没地方洗澡，他不幸患上了肺结核。
我拟了一封信，准备递给情报处的执行委员会，恳求他们释放哈米德。在信中，我写道，哈米德是无辜的，他现在身患传染疾病，对其他囚犯的健康构成很大威胁。我亲自将信送至一名狱卒的办公室。他不是个塔利布，而是个戴眼镜的普通工作人员，好像对新上司的许多做法困惑不解。从他的年龄判断，我猜测应该先后效劳过三代主子——苏联人、游击队员和如今的塔利班。
等他从我手中接过信件，我马上讲起哈米德的故事，讲到他的疾病和我们的婚姻。我想博取他的同情，以期他能尽快将信交给委员会。我站在隔板的另一侧，身上穿了蒙面长袍，看着他透过厚厚的镜片读着那封信。读完了，他问：“妹子，这封信谁给你写的？”“我自己，”我回答说，“我曾经是名医学系毕业生。我只想将生病的丈夫从监狱里救出来。”“你丈夫真幸运，有个这么爱他的妻子，还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妹子，如果他们将我关了起来怎么办？谁来救我呢？我的妻子目不识丁，谁来给我写陈情信呢？”说完，他发出一声长长的奇怪的叹息，然后把信压到一堆信件底下。毫无疑问，那些信件也是其他救人心切的囚犯们的亲人写的。“请回吧，妹子。我不敢保证，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信交给执行委员会的。”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哈米德的性命和自由就全靠那上百封信件之下的那一封了。我知道，戴眼镜的狱卒转交这封信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我冒着雪走回家。爬楼梯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丈夫的家就像我那空空如也的胃。脚一迈进公寓，哈米德的姐姐赫蒂彻马上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哈米德获释的消息。我没能给她一个答案，只管朝卧室走去，往床上躺下来，强忍住泪水。打了好几个瞌睡之后，我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我被毛拉喊“一福塔”（开斋后的晚餐）的声音吵醒。 我饥肠辘辘，便起床到另一个房间去，以为赫蒂彻和孩子们已经在那里吃了，却发现她跟我一样没精神，睡过头了。没一个人做饭，我心里一阵愧疚。这是哈米德的家，我是他妻子，他不在，家里的大小事务就该由我来操持。再说，毕竟是因为我家人的缘故才导致他入狱。于是，我出去买了些大米，肉，拿回来准备煮着吃。赫蒂彻来到厨房，说我有孕在身，不要忙活了，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她从我手中拿走菜刀，切起了洋葱。我陪着她，默默地准备饭菜。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喀布尔的雪下得很大，城市在恐惧和百无聊赖中出奇的死寂。
我噙着泪水，转身对赫蒂彻说：“对不起，亲爱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给你家添麻烦。真希望哈米德没有娶我，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痛苦。”她放下刀，拭去因洋葱刺激而流出的泪水，然后抓住我的手说：“好啦，法齐娅，他是个坚强的男子汉，监狱生活只会让他的性格越来越坚强。你不要难过，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才是。他是一名政治犯，不是一名刑事罪犯。”这是我们第一次谈到哈米德入狱的原因，我惊讶地发现，面对当时的环境赫蒂彻竟然能如此平静，丝毫不慌乱。她本来完全可以对我和我家人怀恨在心，可是她没有。她一直是我崇拜的一个女人，那么坚强、聪明、理智。我被她的话语深深地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继续搅拌着米罐子，以默默的眼神表达我对她的感激之情。
她抱了抱我，然后劝我到餐厅找颗枣子或者水果开斋，说我应该把婴儿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我来到了餐厅，独自一个人坐了下来，童年的记忆刹那间浮现在了脑海。长期没去回忆，那童年的一幕幕此刻在我忧郁的情绪中渐渐清晰。我想到了父亲还健在时在呼利大宅开斋的日子，那几天，我们会拿一块桌布大小的传统小方布铺到房间正中央的地板上。
小方布是当地农村妇女一针一线精心编织的，上面染了红色和橙色，鲜艳活泼，相当漂亮。这些自然色都采自山上的植物。我们还会在小方布的周围摆上床垫和小垫子，大家盘腿坐在垫子上吃东西。
小方布上堆满了营养美味的开斋食品，像蔬菜馅薄脆饼、洋葱酸奶肉馅包、葡萄干扁豆萝卜什锦饭。我的姐姐们都会去帮忙做这顿饭，往往在斋戒结束之前几分钟就准备妥当，等着饿得发慌的大家庭成员下楼来吃。
父亲要么出差在外，要么就是在会见客人。除了他之外，所有的家人都坐下来聚在一起——他所有的妻子，我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我们坐着吃，有说有笑。那时我还很小，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团聚时刻。每每这样的场合，大家都很放松，聊着当天发生的琐事。每当想到战前幸福美满的大家庭，我的心就像在滴血。我是多么想念母亲、兄弟姐妹们呀！真想回到彼时彼地，再做一回天真无邪的乡村儿童，无忧无虑，整天想着偷偷拿几颗巧克力或者一些调料放到一双木鞋里。
赫蒂彻端上来一份热气腾腾的烩肉饭，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朝她感激地笑了笑。有了她，我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现在，哈米德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了。这时，赫蒂彻的孩子们也跑进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看着大家吃得那么开心，我的心里也亮堂了许多。
每天我都会去探望哈米德，但并非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会露出一副勇敢的面孔，装作受到良好对待的样子。他不想让我担心，可是我发现，他的手开始不由自主地抖动，日渐瘦削的脸上还多了许多淤青。我也假装相信，尽量表现得像个尽责的妻子，因为我知道，如果拿淤青反驳他，只会令他更难受。他在怀孕的年轻妻子面前掩饰狱中所受的折磨有助于强化他坚忍的力量，因此，我们就抓住短短的几分钟宝贵时间，聊日常家庭琐事，就像当天他刚参加商务会议回来或者刚逛过菜市场，或者其他平淡无奇的场合，总之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家常事。能这么做对我们来说轻松多了——就像怪异、恐怖、不正常的事都没发生过。有些人会说，拒绝承认现实是不对的，或许是吧，但是，当你处于汹涌澎湃的绝望之海，拒绝承认现实就成了你的救命木筏，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你的救命稻草。
我决定再次试着去劝说那个在普勒恰尔希监狱工作的巴达赫尚省老乡。经过一番漫长的走路，我终于抵达那里。这一次，我终于舒了一口气，因为他邀请我进入办公室。我告诉他，哈米德没有犯任何政治罪，却受尽了折磨，如果再不释放就要活活被折磨死。尽管费尽了唇舌，可依旧无济于事。他说，他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急得哭了。他见了，发出一声长叹，接着很不情愿地答应我说，他会试着向看守哈米德监牢的狱卒说情。
星期五的下午，我通常可以见到哈米德。那天，赫蒂彻穿上了蓝色羽毛球状蒙面长袍，我穿了阿拉伯风格的遮蔽面纱，一同向监狱走去。
我们在门口等候，门卫进去叫哈米德。他进去后，门没有关，我刚好看到了里面的大楼。这时，我看到了另一个门卫，20岁都还不到的模样，正在里面洗手洗脚，显然是在斋戒沐浴，为伊斯兰祷告仪式做准备。进去的那个门卫走上前去禀报，他则用普什图语反问：“什么？”进去的门卫说：“哈米德的妻子来了。”那男子放下水壶，朝我们走来。我立刻转过身，他们没发现我在看他们。还有几个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我听到他们说的是乌尔都语，也就是巴基斯坦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他们不是囚犯，我推测应该是支持塔利班的巴基斯坦人，在这个监狱工作的。我握紧赫蒂彻的手，希望这位年轻人能够过来对我们说，哈米德可以回家了。他径直朝我们走来，问：“谁是哈米德的妻子？”我走上前去，用左手撩开面纱，回答说：“我是。”那人一言不发，弯下腰，捡起一块石头，朝我头上扔了过来。我一惊，赶忙往后退缩。“你这娘们，竟敢在你的巴达赫尚省老乡面前告我们的状？你以为你是谁？滚，赶紧离开这里，你这娘们。”足足好几秒，我震惊得动弹不得。我赶紧向他解释说只想让我无辜的丈夫重获自由。但他仍然不由分说，捡起另一块石头扔了过来。石头没打中我，而且，就在他投掷石头的时候，我举起一只手做出保护性动作，没想到这么一来，倒让他瞥见了我的指甲油。
他嘲笑我，还往地上吐了口痰。“看看你的指甲！还说自己是穆斯林，手指涂得像个妓女。”我一听，火冒三丈，涨红了脸。我真想说，他没资格对别人的老婆说三道四。我是个穆斯林，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没权利对我评头论足。他才是个穆斯林坏蛋，而我不是。
赫蒂彻看出了我的心思，赶紧上前制止了我。那人又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来。“滚开，你这臭娘们。”赫蒂彻抓住我，半走半跑地回到大门口。我眼看着到了安全范围，就故意大声对她说，好让他们都能听到。“这帮人不是穆斯林，他们连人都算不上。”那人恶狠狠地再扔了我一块石头，然后转身进去了，嘴里骂个不停。那些词那么难听，我从来还没见哪个穆斯林用过。
就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现实：我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而且我找那个巴达赫尚省老乡的负面影响很大，把情况弄得很糟糕，反而对哈米德更不利。
我浑身发抖，在面纱里面大哭，赫蒂彻也哭了。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一辆出租车，司机不顾塔利班禁止搭载非血缘关系女乘客的规定，答应送我们回家。我知道自己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由于愤怒、恐惧、羞辱，我已经颤抖得厉害。一到家，我马上就倒在床上号啕大哭。
那一晚，我和赫蒂彻一致决定，近期还是不去看哈米德比较安全。我们都担心，去见他反而会害了他，他们会打他打得更厉害。狱卒已经断定哈米德的妻子是个蛮横的妓女，不但抗议丈夫被监禁，而且手上还涂了指甲油。我恨死了巴达赫尚省来的那个老乡，甚至怀疑他非但没有帮我们，还有可能故意给我们制造麻烦。事实上，我连情况都没有跟他说，只说了哈米德的病情和他的无辜。
那一夜，我对哈米德获释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整整两个星期，我都不敢去看望哈米德，不想再次蒙受那些狱卒的攻击和羞辱，甚至还担心，即便他们允许我见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