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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赢得人们的选票。
当我接到赢得选举的正式消息时，便意识到政治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从此我不再有隐私。上门拜访的人络绎不绝，要求我帮这帮那，从就业问题到看病问题，无所不有，压力还真不小。
没有丈夫可以依靠，这样的生活真的很辛苦。大多数男性议员有个贤内助可以帮忙处理日常事务，应对客人，大多数女议员都像我一样不是未婚就是守寡。可悲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偶然——很少有阿富汗男人允许，或者说支持自己的妻子担任这么高的政治职位。
我真的很荣幸有这么一个支持我的丈夫。如果哈米德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会为我做任何事情，会帮助我做好议员角色。他是个少有的好丈夫。既然他不在了，我只好自己处理一切。孩子们不怎么高兴，因为现在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每晚都安顿她们上床睡觉。我深感自责，内心伤痛，时常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就像全世界其他上班的母亲一样，我也怀疑把自己的政治野心排在孩子们之前是否太自私。而每每这个时候，我就回想起了父亲。他难道就不一样吗？为了工作，他抛下一群妻子和孩子，连续好几个星期不在家，难道就不会愧疚吗？这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我们真的是在为人民服务。只要一想到这么辛苦是为了让女儿们将来成长的国家变得更好，我的心里就会有莫大的安慰。
但谣言和诽谤很快满天飞。我这才意识到，一个女人在男人世界里竞争是多么艰难！我的竞争对手败给了我，心里不服气，抛出了一连串的诽谤，说我有个做生意的男朋友在迪拜资助我竞选，还说我在简历上夸大了成就，等等。但最令人心寒的是居然声称我为了选举，跟哈米德离了婚，向外界撒谎说他死了。根据这一恶毒的谣言，哈米德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正生活在一个山村里。
这时的我还没有从丧夫之痛中走出，却不料有人竟至于这样攻击我，我听了气得发抖。这些人怎么敢传播如此恶毒的流言？难道还有比这更恶心的吗？不幸的是，遭到诽谤的不止我一个，大多数女政治家都遭受过类似的恶意造谣。这样的流言不止是伤害一个人的感情，而且还相当危险。在阿富汗，一个女人的名声和名誉相当于她的一切，我的竞争对手显然明白这一点，他们才不管谣言是否真的会要我的命——我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散布流言蜚语的人怎么就意识不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呢？我认为，任意散播流言或者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就对人说三道四既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也是一种罪，行如此不义之事的人终将受到审判。
竞选刚结束的几个星期里是我疯狂调节的阶段。有些天里，我一天要接待500多人。好几次，一些人不得不坐到走廊上，因为房间里实在是人满为患。他们都想知道我的政见，想知道我打算怎样施行这些政见。我只能坐下来，耐心地一个个给他们解释，重复一遍又一遍。很显然，我不能一直都这么下去。因此，几个星期后，我做事变得有条理了许多，还雇了助手负责预约。
2005年，新的民主议会在经历了30多年的冲突之后终于再次启动。开幕式那天，我兴奋得不能自已。街上禁止一切交通，以防自杀炸弹破坏会议的正常进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涌到街上去，挥舞着国旗，跳起了民族舞蹈。
一辆大巴过来接送全体女议员前往议会大厦，经过跳舞的市民身边时，我内心无比高兴。当看到卡尔扎伊总统和马苏德的海报时，我不禁哭了，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是新阿富汗的一分子。这个国家终于平息了暴力，迎来了和平。无论我现在付出多大的个人牺牲都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实现了和平。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自豪和成熟，也体味到了能够改变国家的喜悦。我有能力也有权力为改变这个国家尽一分力。我从来没有如此高兴过，但我还是止不住地哭了。自从哈米德死后，我很少哭。这一路走来一路磨难：父亲遭到暗杀，兄长遇害，母亲去世，丈夫病死，房子遭洗劫。这么多年来，我流了那么多的泪水，以至于这些天来已没泪水可流了。但就在议会开幕式当天，我足足哭了一整天，只不过，这次流的是幸福的泪水。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议会大厦。一想到将来要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我激动得无法言语。根据战后的阿富汗治理制度，国民议会是全国的立法机关，实行两院制，分别由下议院（即人民院）和上议院（即长老院）构成。我既是下议院68名女议院的一分子，也是上议院23名女议员中的一分子。下议院共有250名议员，直接由人民选举，任期五年，人数与各省人口成比例；为了保证妇女能够当选，实行每省两名女议员的配额制度。在上议院里，三分之一的议员由省理事会选举，任期四年；另外三分之一由各省的区理事会选举，任期三年，剩下的三分之一由总统任命。这里也有配额制度保证妇女的席位。最后还有高等法院，是阿富汗司法系统中的最高机关。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均由总统亲自任命，经议会批准，任期10年。法官必须年满40岁，且必须持有法律学位或者伊斯兰法理学学位，还必须为非任何政党人士。
我环顾了一下议会大厅，发现许多议员是前总统、前部长、省长、位高权重的游击队指挥官等，此刻和我这样的女议员同坐一室。前国王查希尔也在场，他曾在多年前承诺推行民主，我父亲还曾为之效劳过。如今他年事已高，流亡在欧洲，但在这么重要的历史时刻，他还是回国一趟。
会上还奏起了国歌，全体人员起立。我看了看新当选的其他议员，通过他们我仿佛可以看到所有阿富汗人的面貌。他们当中有裹着大头巾、穿着长袍的男士，有穿着光鲜西装、打了领带的知识分子，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妇女，还有各个民族的代表。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民主：拥有不同观点、文化信仰和人生经历的人们齐聚一堂，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经历了多少流血牺牲，流过多少痛苦的泪水之后，看到这样的景象真是美好，而让我感到分外美好的便是成为这其中的一员。
国歌奏完之后又播放了好几首民歌，包括一首《这片土地是我的祖先》。那是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恰如其分地总结了我对祖国的感觉。歌词大意如下：这是我们美丽的土地这是我们热爱的土地这片土地是我们的生命这土地就是阿富汗这国家是我们的生命这国家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孩子还在地上爬时就会这么说这片土地是我们的爷爷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奶奶这片土地于我们弥足珍贵这土地就是阿富汗为了河流，我愿意牺牲自己为了沙漠，我愿意牺牲自己为了小溪，我愿意牺牲自己这是我们熟知的土地它照亮了我们的心这土地就是阿富汗它照亮了我们的心这是我们美丽的土地这是我们热爱的土地这土地是我们的生命这土地就是阿富汗庄严的音乐和开幕仪式一结束，我们就进入了工作状态。我暗自发誓不能被人小看成“仅仅是个女人”，所以从第一天开始我就一些话题发表己见，很快为自己赢得了直言不讳和真才实干的好名声。我心里很明确，工作要做得专业，要跟每一个人都好好合作。许多男议员与女议员针锋相对，千方百计恫吓我们。每每我们发言时，他们嚷着叫着，对我们百般阻挠，甚至有想人干脆走出会堂以示抗议。他们还鄙视那些支持我们的男议员。有一名男议员在一场关于教育的讨论中支持一名女议员的观点，后来就遭到他们的大声反驳。其他男议员也开始质问他，取笑他是个“女权主义者”——对一个阿富汗男人来说，这是一项奇耻大辱。
我对这样的情形已经见怪不怪了。阿富汗议会的气氛很嘈杂，有时候近乎于暴力。用力拽胡须这个动作表示对方冒犯了你，这种表达方式由来已久。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拽胡须。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你采取敌对态度或者大声回击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我常常试着去营造一种互相尊重的氛围。我会礼貌地倾听反对的观点，只要有可能就寻找共同点。民主就是为你自己的信念而斗争，但也包括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到妥协或坚决反对。
有时，我暗自发誓，千万不能丧失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念。如果你总是随波逐流，那你会迷失，会忽略你自己的信念。我的价值观包括促进人权发展和性别平等，消除贫困，创造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我会永远坚持自己的这些信条。不幸的是，一些女议员根本适应不了烦琐的程序。我发现，直到今天还有一些女议员从来没在议会上说过一句话，这让我很痛心。
但有一些女议员却直率得过了头。有一个名叫玛拉莱 · 乔娅的年轻女议员在2007年的时候被停了职，在接受国家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她将议会里的某些成员比喻为动物园里的动物或者棚屋里的牲畜。议员们纷纷投票，指责她违反了议会规定，侮辱议员同事，于是就将她投票出局。我欣赏玛拉莱的雄心和热情，但为她被停职出局而深感惋惜，我想大多数女议员也跟我一样为之惋惜。她的错误或许在于她性情暴躁，仅仅大声喊叫是不能在立法方面做出成就来的。政治是一种长跑游戏，聪明的政治家必须在这个游戏的规则内出牌。合作，偶尔让步，永远努力寻找共同点有时候是推进立法变革的唯一途径。
议会组建的当天，所有新议员必须把手放在《古兰经》上，宣誓效忠国家。我们发誓忠于阿富汗，忠于人民。当我手按《古兰经》发誓的时候，深感作为一名议员所肩负的巨大责任。
虽然说出来很痛苦，但不得不说的是，现在阿富汗的腐败非常猖獗，如此看来，那天我的许多同事并非真心发誓。
第二天，领导职位选举辩论开始。这些职位包括议长、副议长、秘书，均为议会中非常重要的高级职位。我与很多其他议员结成了好朋友，比如塞布丽娜 · 萨基卜，她很幸运地成了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我告诉她说我有意竞选副议长职位，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没任何风险，而且，即使竞选失败了，有了这个参选过程也足以保证让最高立法机构的人听到女议员的心声。塞布丽娜大力支持，说如果我参加竞选，对所有的女议员都有好处，但她也提醒我，不一定会赢，而且还会遭到许多男议员的反对。她还担心我知名度不够，也还没有其他名人议员的支持。
我把参选副议长的想法跟家里人商量，他们也都劝我小心。纳迪尔在巴达赫尚省的库夫区当地区管理官员，曾经也想参加全国大选，他坚决反对我参选副议长。他说：“法齐娅，一个女人当上议员已经够了，你野心不要太大。竞选副议长你必输无疑，这对我们家族的政治声誉不好。政治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法齐娅，它关系到整个家族的政治传统。”这些话像针一样刺耳，但我能理解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在阿富汗，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就是赢得一场战争或者夺取权力，根本不是普通人借以表达诉求的手段。在过去，如果一个政治家庭的成员在竞选中失败，就会影响到这个家庭的声誉。可我就是想冒这个险。这对我来说是更大的挑战，是为了服务阿富汗人民而必须取胜的一场战斗。
最后，我把自己的想法跟舒拉和莎哈扎德商量，只有她们俩给了我最满意的答案。舒拉当时才6岁，莎哈扎德才7岁。舒拉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真正的政治才能，也很有竞选头脑。她说：“我去学校召集100个学生，给他们发小国旗，然后我们去议会大厦让议员投你的票。”我亲吻了她，以表谢意。真奇怪，一个才六岁大的孩子竟然这么老练，她能有这么厉害的想法让我倍感自豪。
莎哈扎德性格温和，思考周密，一看到这孩子就让我想起她的父亲。她抓住我的手，一脸认真地盯着我看了很久，说：“妈妈，一定要有个女的在议会中担任高级职位。这个人非你莫属，因为在我眼里你是最棒的。我也知道，这样你陪我们的时间就更少了，工作也会更辛苦，但我们不介意。”我感动得想哭，哈米德如果还在世一定也会这么说。
我最终决定参加竞选。
议会大厦的走廊里，人们谈论的话题只有一个——究竟谁会参加副议长职位的选举。我的候选资格对许多议员来说就像个大笑话，尤其是那些在战争中或者非法勾当中获取暴利的议员，他们的冷嘲热讽只会更加坚定我赢取副议长职位的信念。稍微有些钱的议员开始拉选票了，在家里或者喀布尔最豪华的酒店举办晚会，邀请潜在的支持者参加。我没有闲钱用来搞这些活动，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组织拉票活动的候选人。投票的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