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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说（正确地或错误地），犹太人的头脑没有创造最小的花和小草的力量，他们仅从他人的思想土壤上将生长的花和草拔出来，移植于综合图案中。我们这样说话，不是指出什么谬误。只要所做的事情十分清楚，那一切就是对的。只有犹太人的工作的本质与非犹太人的工作的本质相混淆时，才会有危险，尤其当犹太人作者自己陷入混乱时，更是如此，因为他容易陷入混乱。（他是否看上去神气十足，好象他自己生产了牛奶似的呢？）
犹太人的头脑特别对于他人的作品比对于自己的作品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当我精心地镶嵌一幅画或者把它挂在适宜的环境时，我经常自豪地感觉到这幅画是我画的。这不十分正确：不是“自豪地感觉到它是我画的”，而是自豪地感觉到我协助完戒了它，似乎我画了一小部分。这就象一个天资过人的植物管理员一样，他最后竟认为自己至少创造了一根草。可是，他应该明白，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工作。他甚至对最微不足道的小草的生长过程也全然无知，完全不懂。
一幅画着一株完整的苹果树的画无论多么逼真，在某种意义上不比一株小雏菊更象树。同样，布鲁克讷的交响曲不比马勒尔的交响曲更无比接近英雄时代的交响曲。如果马勒尔的交响曲是艺术品的话，那它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可是这实际上是施本格勒式观察。）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我在挪威曾偶然地得到某些我自己的思想，或者说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有这样酌印象，我给生命带来了新的思维运动（不过我也许错了）。我现在似乎仅在运用旧的思维运动。
卢梭的性格中有犹太人的因素。
有时听说一个人的哲学是一个气质问题，其中含有某些因素。可以称明喻的选择为气质问题，而且这种选择远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加强调不同意见。
“将这块肿瘤看成你的身体的完全正常的一部分吧！”有人能够如此俯首听命吗？我有随意决定获得或不获得关于我的身体的理想观念的力量吗？”
在欧洲人的历史上，犹太人的历史没有按照他们对欧洲事务进行干预的实际成就被详细记载，因为在这种历史上，犹太人被看作一种疾病、一种畸形物。没有人愿意把疾病和正常的生命置于同等地位＇没有人想说疾病和健康的身体（甚至痛苦的身体）有同等权利＇。
我们可以说：如果人们身体的整个感觉改变了（如果身体的整个自然感觉改变了），他们就只能把这块肿瘤看成身体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否则，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容忍这块肿瘤。
可以期望单个人表现出这种宽容或者漠视肿瘤这类东西；但是不能期望一个民族这样做，因为准确地说，对这类东西的漠视并不能造就一个民族。比如，期望某人既保留以前的对于身体的审美感，又要使肿瘤受欢迎，这两者是矛盾的。
权力和占有不是一回事，尽管占有也给我们带来权力。如果说犹太人没有任何贫穷感，这种说法就与他们追求富裕的欲望相吻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是一种特权，贫穷却不是。（例如，我不希望我的人民变穷，因为我希望他们有一定的权力。当然，我也希望他们恰当地运用权力。）
勃拉姆斯和门德尔松之间肯定有其种亲缘关系，但这不是说，勃拉姆斯的作品的章节模仿了门德尔松的作品的章节。——这样说可以更好地表达我所说的亲缘关系：勃拉姆斯具有完整的严密性，门德尔松却只有一半的严密性。或者，勃拉姆斯经常是无缺陷的门德尔松。
这一定是我不熟悉的一个主题的结尾。今天，当我考虑哲学问题并自言自语地说“我毁灭，我毁灭，我毁灭”的时候，它钻进了我的脑子。
有时听人说，犹太人的诡秘狡诈的本性是长期遭受迫害的结果。这种说法肯定不真实。然而，也可以肯定，正是因为他们有诡秘的本能，他们才不顾迫害地继续生存着。可以说，这种或那种野兽之所以能幸免灭绝，是因为它们具有躲藏的本领和能力。当然，我并不以此作为称赞这种能力的理由，绝对不。
布鲁克讷的音乐中没有留下内斯特曼伊、格里尔柏尔策尔、海顿等人的修长、苗条（日耳曼民族的？）的形象；它的形象完全是匀称和丰满的（阿尔卑斯山区人的？）甚至比舒伯特的形象更加单一。
有力量的语言必须使一切事物看上去是一样的，这在字典中最显而易见，并且使时间的拟人化成为可能：其重要性不亚于使逻辑常数神化的某种事物。
一件漂亮的外套会变成（仿佛凝结成）蠕虫和毒蛇，假若穿衣者在镜子中显得舒适自如的话。
我的思想的欢乐是我自己的奇特生活的欢乐。这是生活的乐趣吗？
文化和价值：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二年
哲学家们说：“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后开始；”或者：“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时开始。”他们忽视了“之后”，“之时”，“开始”等词的暂时意义。暂时性蕴藏于他们的文法之中。
大约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
牢记好的建筑物给人造成的印象，因为它表达了一种思想，它使人想以某种姿态作出反应。
不要玩弄深埋在他人心底的东西。
面容是躯体的灵魂。
从外表评价一个人自己的性格就象评价一个人自己的笔迹一样是不可能的。我和我的笔迹有单方面联系，这种联系阻碍我从同样的角度看待我的笔迹和他人的书写，阻碍我对这两者加以比较。
在艺术上，说这样的话是困难的：什么都别说。
象所有人的一样，我的思想上粘贴着我过去的（凋零酌）思想的萎缩残留物。
勃拉姆斯的音乐中思想的力量。
各种植物的人性 玫瑰、常春藤、草，栎树、苹果树、王米，棕榈。比较言词的不同特性。
欲刻划门德尔松的本质特征，可以做到的事是说，门德尔松大概没有写任何难懂的乐曲。
每个艺术家都受到他人的影响，他的作品显现了这种影响的痕迹。然而，他的重要性在于个性、即他的个性。他从别人那里继承的只是蛋壳。我们会迷恋他们的存在，但是他们不会给我们提供精神粮食。
我有时似乎在推究无牙齿龈的哲理，似乎我不用牙就能正确地、适宜地说话。我从克劳斯身上察觉到相似之处。与我所承认的那种老朽的看法相反。
一九三三年
假如某人说，我们设想“甲的眼睛比乙的眼睛更含有美丽的神情”。那末，他根本不是在用“美丽”一词去形容通常意义上的美好事物。相反，他是在狭窄的意义上玩弄文字游戏。不过怎样证明这点呢？我对“美丽”一词是否有特定的、严格的解释呢？当然没有。——可是，也许我喜欢对眼睛的情美和鼻子的形美相比较。
因此，可以说：如果有一种两个词的语言使我在类似情况下不能参照普通事物的话，我在使用这两个特殊词中的一个时就不会有麻烦，而且我的意思也不会受到削弱。
如果我说甲的眼睛很美丽，有人会问：你看出他的眼睛美在何处？我可能回答：杏仁形、长睫毛，柔嫩的眼睑。这双眼睛与我所发现的美丽的哥特式建筑有何共同之处呢？它们使我产生了相同的印象吗？可以说在两种情况下我的手都企图拽住它们吗？无论如何，这是对美丽一词的狭窄定义。
通常可以说：去探讨你所称谓的善的、美丽的事物的原因，然后，在这个例子中“善”一词的奇怪文法就会一目了然。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
我认为，我的话总结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哲学确实只应该作为诗文来写。似乎对我来说，不管我的思想属于现在、将来或者过去，如此获得哲学是一定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我就能揭示我自己，而不象有的人不能随意地尽其所能去活动。
假如你运用逻辑的骗术，除了骗你自己之外你还能骗谁呢？
作者的姓名。我们有时把酝酿方式看成既定的。例如，我们问：什么姓名适合于这个人的性格？然而，我们有时又使性格适合于姓名，把它也看成既定的。我们据此得到的印象是，著名大师的姓名仅适合于他们的事业。
一九三四年
当某人预言下一代人将接过这些问题、并着手加以解决时，这通常是一种渴望的思想，是一种谅解自己未能完成所应该完成的工作的方式。父亲希望儿子在他未能成功的领域里取得成功，从而使他留下的问题能最终得到解决。可是，他的儿子将面临新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希望任务能够完成的愿望披上了预言下一代人将取得进展的假象。
勃拉姆斯的势不可挡的能力。
假如某个坐在小轿车里的人有急事，他就会主动地加速。即使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加速。
我在艺术活动中的确只表现了良好风度。
一九三六年
哲学研究（大概特别在数学上）和美学研究之间存在奇怪的相似之处。 （例如，这件外套哪点不好，怎么成这样，等等。）
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七年
在无声电影时代，除了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作品外，所有的古典作品都作为伴奏曲演奏。
没有勃拉姆斯。这是因为他太抽象。我可以想象出由贝多芬或舒伯特的乐曲伴奏的电影中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并可以对电影的音乐获得某种了解。然而，这不能帮助我理解勃拉姆斯的乐曲。另一方面，布鲁克纳却和电影同步。
一九三七年
如果你奉献了一件祭品后对此感到得意的话，你和你的祭品都会受到诅咒。
你的傲慢大厦必须拆毁，这是件艰难无比的事情。
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地狱的恐怖。时间足够了。
能够流畅地加以阅读的手稿与能够写但是不容易加以解释的手稿的效力大不一样。
对象的更大“纯洁性”不影响理性、例数。
明亮的工作棚是一盏美丽的灯，可是它只有在另一盏灯的照耀下才放射出美丽的光芒。
“对，是这样的”，你说，“因为它一定是这样的！”（叔本华：人的真实寿命是一百岁。）
“当然，它一定是这样的！”似乎你已经领会了创造者的意图。你已经掌握了该体系。
你没有问“人实际上活多久呢？”这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个肤浅的问题，而你已经懂得更深刻的东西。
防止我们的主张被曲解——或避免我们的主张流于空泛——的唯一途径，是明确阐述我们关于什么是理想的比较对象——好象是一种标准——的看法，以取代对于这种主张的偏见；，即一切事物都必须与这种主张相适应。这是产生教条主义的途径，而哲学在其中容易堕落。
可是，类似施本格勒的观点是怎样和我的观点相联系的呢？对施本格勒的曲解：如果理想作为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形式的原则被提出的话，它不丧失任何尊严。一种可靠的衡量。
麦考莱的论文中含有许多卓越的见解，可是他对于人的价值判断却冗闷累赘。人们想对他说：不要装腔作势！只说出你必须说的话。
据说从前的物理学家突然发现他们自己极端缺乏与物理有关的数学知识。今天的青年人几乎完全一样，据说他们正处在普通常识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奇怪要求的境况中。一切事情都变得这样的复杂，以至于把握它们需要特殊的才智。由于玩游戏的技巧已经不够了，因此一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是：现在还能玩这种游戏吗？什么是适宜的游戏呢？
解决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途径，是以促使疑难问题消失的方式去生活。
生活难以应付这个事实说明，你的生活方式不适合生活的模式，所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适应生活的模式，疑难问题就随之消失。
可是，难道我们没有感觉到，看不到生活中的问题的人对于重要事情、甚至对最重要的事情都视而不见吗？能否说这种人只是毫无目的地生活呢——盲目的，如鼹鼠一样？如果他看得见，他会看到问题吗？
我不应该这样说吗：正确地生活的人遇到问题时不感到遗憾，所以对于他来说，问题不是问题，而是欢乐。换句话说，问题对于他来说是环绕他的生活的一道明亮的晕圈，不是含混暧昧的背景。
有时，思想也在未成熟之前就从树上掉下来。
我发现，在探究哲理时不断变化姿势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一只脚因站立太久而僵硬。
这就象攀登高山的人为了恢复体力而后退一会儿，伸张不同部位的肌肉。
基督教不是一种学说，我是说，它不是一种对人的灵魂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理论，它是对于人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由于“悔罪”是一种真实的事件，因而绝望和诉诸宗教信仰的拯救也同样是真实的。议论这些事件的人（如班扬）仅仅是在描述对于他们发生的事情，而不管人们可能想给这类事件抹上什么光泽。
我每天经常地构思一首乐曲，这时我总是有节奏地摩擦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