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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层，动物的数目都随之递减。因此，每只食肉动物都要有下一层的数百只动物作为捕食对象，这些被捕食的动物又要有数千只可供其捕食的动物，数百万只昆虫，直至无数的植物来维持生存。生物系统的金字塔形式反映了从顶层到底层生物数量的递增规律。人类和熊、浣熊、松鼠同属中间层，既吃肉，也吃植物。
不同层级的物种之间互为食物的依存状态被称为“食物链”。“土壤—橡树—鹿—印第安人”这条食物链，现在基本已转变成“土壤—玉米—牛—农场主”的食物链。每个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众多食物链上的一环。除了橡树，鹿还会吃上百种其他植物，除了玉米，牛还会吃上百种其他植物，所以两者都是数百条食物链中的一环。金字塔便是由这复杂而看似无序的食物链构成的。其整体的稳定性证明，这是个高度复杂而有组织的结构，其运作依赖各个部分的互相合作与竞争。
最初，生命的金字塔是低且矮的，食物链短而简单。随着物种的进化，金字塔层层增高，环环加长。在增加金字塔高度和复杂性的万千物种当中，人类也是其中之一。科学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疑问，但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生物进化的趋势就是生物群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金字塔理论同样可以解释，土地不仅是土壤，也是在土壤、植物和动物中循环流动的能量来源。食物链是向上传递能量的活的通道，死亡和腐烂让能量回归土壤。而这个循环路线不是封闭的，一些能量在腐烂过程中被消耗掉，一些能量从空气中吸收进来，还有一些能量储存在土壤中、泥炭和历史悠久的森林里。循环路线是可持续的，就像慢慢增加的生命储备金一样。流向下坡的水总会导致能量流失，但损失极小，且可以从受侵蚀的岩石那里得到弥补。流失的能量储存在海洋之中，在一定的地质时期出现，形成新的土地和新的生命金字塔。
同树液流动依靠树木复杂的细胞组织一样，能量循环流动的速度和特质取决于动植物群的复杂性。如果没有这种复杂性，即使是最普通的循环可能都不会发生。所谓“结构”是指各物种成员的特定数量、种类和作用。土地作为能量单位如果要顺利发挥作用，就离不开本身结构的复杂性，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土地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循环体系的某一部分出现变化，那么体系中的其他很多部分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变化不一定会阻碍或改变能量流动。生物进化本身就是一系列漫长而自发的变化，最终结果是使能量的流动机制更加复杂，或循环路线更长。不过，自然进化带来的变化通常是缓慢的、局部的。而那些迅猛、广泛、前所未有的改变，则是由人类发明工具带来的结果。
改变之一是动植物群的成员组成。大型食肉动物从金字塔的顶端被剔除；食物链历史上第一次缩短而非加长。野生物种被外来的驯化物种取代，被迫迁移至新的栖息地。在动植物群世界范围的整合中，一些物种因为越界而成了有害生物，另一些物种则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消灭。这一切的结果往往难以预料，其中无法预知而且常常难以追踪的主要就是体系结构的再调整。农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新害虫与控制害虫的新技术之间的竞赛。
另一种变化涉及能量经过植物、动物最后回归土地的过程。土壤具有吸收、储存和释放能量的能力，即“肥力”。如果农业发展透支了土壤的能力，过多地以驯养物种替代原有物种，可能会破坏能量流动的秩序，或者耗尽贮存的能量。能量或维系土壤的有机物耗尽后，土壤流失的速度会比形成的速度快，这就是土壤侵蚀。
水和土壤一样，是能量循环的组成部分。工业生产造成的水污染或者筑坝拦水，都可能会排除那些维持能量循环所需的动植物。
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给生物群带来了另一种根本的变化。在某一地区生长的动植物如今会在另一个地区被消费，并回归到另一个地区的土壤中。运输工具提取一个地区岩石和空气中储存的能量，然后把这些能量带去别的地方使用。同样的例子，海鸟从赤道另一边大海里的鱼身上提取了氮元素，而我们却用这些鸟产出的粪肥给菜园施肥。以往的能量循环是区域性的、自给自足的，如今已经拓展至世界规模。
金字塔中贮存的能量会在人类改造它的过程中释放出来。在拓荒时期，这种能量释放往往造成假象，似乎不论是野生动植物还是驯养的动物、栽培的植物都生机盎然，欣欣向荣。这种生物资本的释放，会在短时间内掩盖或延缓因迅猛改变而招致的大自然的惩罚。
对土地作为能量循环的简要介绍表达了三个基本观念：
（1）土地不仅是土壤；
（2）本土的动植物能使当地能量的循环保持顺畅、生生不息。外来的动植物未必能做到这点；
（3）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改变与自然进化本身带来的改变不同，其影响更加深远，远远超出了预期。
这些观念引发了两个根本问题：土地能对自身进行调节以便适应人类带来的变化吗？我们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吗？
不同的生物群落所承受剧烈转变的能力不尽相同。比如说，西欧的生物能量金字塔已和恺撒当年在那里发现的金字塔大不相同了。大型动物在生物群中消失；湿润的森林变成草地或耕地；很多新的动植物被引进，其中有些流散成为有害生物；存活下来的当地动植物在分布和数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那里的土壤仍在，并无流失。外来的肥料使土壤仍然保持肥沃；水在正常流动；新的金字塔结构似乎在发挥作用，并未造成能量循环系统的紊乱。
因此，西欧的生物群落是具有抵抗力的。它的内部运行秩序强健而富有韧性，而且抗压能力很强。至今为止，不论改变有多么猛烈，那里的金字塔都能调节出某种新的妥善方式，从而使西欧适合人类及当地的其他大部分动植物生存。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那里的生态秩序似乎也没有因为激烈的转变而瓦解。
其他文明地区大都呈现出能量结构瓦解的情况，具体表现为从早期征兆到后期的恶性耗损的各种情况，一些几乎未受文明影响的地区也是如此。小亚细亚和北非的情况因气候变化而显得紊乱，气候变化可能是能量结构耗损的原因，也可能是结果。在美国，各地区的结构瓦解程度都不同，最严重的是西南部、奥扎克山脉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地区最轻微。在情况不太严重的地区，如果对土地进行合理使用的话，是可以抑制能量结构瓦解的。在墨西哥、南美洲、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激烈迅猛的能量损耗正在展开，但我无法预料其前景。
这种几乎遍及世界的土地生态机能紊乱状况与动物肌体患病类似，只不过前者不会像动物那样将彻底解体或死亡作为终结。土地可以自我恢复，然而土地机能的复杂性会减弱，它对人和动植物的承载能力也会降低。许多目前被视为“具有蓬勃生机”的生物区，比如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是在依靠剥削性的农业来生存了，或者说，那里的土地承载量已经超过了极限。
在干旱地区，我们试图通过垦荒来抵消土地能量耗损的过程。但明显，垦荒工程的预期寿命往往不会很长。在美国西部，最长的垦荒过程可能也维持不了百年。
历史演变和生态学数据似乎可以共同支持一个普遍性的推论：人类对自然改变的程度越是低，金字塔结构的重新调整就越有可能成功。人口密度不同，改造活动的强烈程度也就不同。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改造活动就越猛烈。因此，如果北美能设法限制人口密度，就应该比欧洲更易于维系金字塔能量结构的稳定。
这一推论与我们的现行观点背道而驰。最常见的观点认为，人口密度小幅提高，就会让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因此人口密度的无限提高会使人类生活变得无限丰富。生态学认为，人口密度和人类生活的正比关系是有限的，人口密度提高的所有收益都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
不论人类和土地的关系方程式是什么，我们目前都还无法知道与方程式有关的所有参数。最近在矿物质和维生素方面的发现，揭示了在能量自下而上的循环中存在一些人们预想之外的依赖关系：一些极其微量的物质决定了土壤对于植物以及植物对于动物的价值。那么自上而下的循环呢？那些正在消失的物种，被我们视为美学享受而加以保护的物种呢？它们曾帮助培育了土壤，对土壤的维持又有哪些我们想不到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呢？韦弗教授建议我们利用草原野花，去重建干旱尘暴区遭到破坏的土地。但有谁会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利用鹤、秃鹫、水獭和灰熊呢？
土地的健康和有关分歧
因此，土地伦理反映出的是生态意识，而生态意识则反映出一种承担个人责任保护土地健康的信念。土地的健康指土地自我更新恢复的能力，自然资源保护则是我们对它的认知理解以及为保护它所做出的努力。
众所周知，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从表面上看，这让人困惑，但在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在许多专门领域中都存在着对同一问题的分歧。我们将分歧分为A组与B组。A组的人认为土地就是土壤，其功用就是生产商品；B组的人认为土地是生物体系，有更广泛的功用，但是广泛到什么程度，没人能说得清楚。
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林业，其中A组的人认为种树就要像种卷心菜一样，因为木纤维是林业的基本产品。他们并不反对对自然的掠夺式的改造，他们对土地的改造意识是种植式的。B组的人则认为，林业和农业具有根本差异，因为林业利用的是自然物种，是管理这个自然环境而非人工创造环境。B组的人原则上倾向于自然地再生产，由于生物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他们既担心栗树等物种的消失，也担心北美乔松可能灭绝。让他们担忧的还有所有次生林的功能，包括野生动植物、休闲娱乐、湿地、荒野地区。我个人认为，B组已有了生态意识。
在野生动物保护的领域里也有类似分歧。A组的人认为，动物的基本功能是为人们提供娱乐和肉食，评价标准是雉鸡和鳟鱼的捕获数量。如果单位成本允许，人工繁殖就是目前乃至永久的可行手段。而B组的人则担心生物体系中的所有附加值问题：那就是在生产猎物时，食肉动物方面会付出什么代价？我们是否应该依靠外来的物种？山林管理怎样才能恢复日趋减少的物种群，例如几乎没有希望再捕到的草原榛鸡？如何保护生存受到威胁的禽类，例如濒临消亡的黑嘴天鹅和美洲鹤？管理办法能否扩大到野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与林业的情况一样，野生动物的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分歧。
在范围更广的农业领域，我没有发言权，但在这个领域里似乎也存在类似的分歧。在生态学诞生之前，科学耕作就已开始发展，因此可以预见，生态学观念深入人心大概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外，由于农业技术的生产特性，农场主改造生物体系的活动必然比林业人员或野生动植物管理者要更彻底。不过农业界也存在对现状的不满，这些不满似乎会带来“生态耕作”的新的农业发展理念。
在这些现象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一种新证据的出现：农作物的产量并非衡量农产品营养价值的标准，肥沃土壤上的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可能更优良。在耗尽肥力的土壤中，我们可以通过施肥来增加农产量，但是不一定能增加作物的营养价值。这种观念可能会引来诸多质疑，因此我把解释工作留给更有能力说明的人。
不满农业现状的人竭力推崇“有机耕作”，虽然存在对有机产品的盲目崇拜，但是他们强调土壤对动植物群的重要意义，在理念上是符合生态学的。
和土地利用的其他领域一样，人们对农业的生态基础了解少之又少。就连受过教育的人也几乎不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里，技术上所取得的惊人进步仅仅是在改善抽水设备上的成就，而不是在保护水源生态方面。这些技术仅能勉强抵消每一英亩土壤中肥力的下降。
在上述所有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到若干对基本矛盾反复出现：作为征服者的人类与作为生物群的人类；用来磨砺人类武器的科学与用来探索宇宙的科学；以及作为奴仆的土地与作为有机整体的土地。在这个时候，罗宾孙＇3＇对特里斯特拉姆的告诫恰好适用于地质时期的物种之一——智人的身上：
不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