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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宗教方生之初，聪明而博学的人们往往觉得那事无关重要，不值得注意。可是到了后来，他们纵然愿意揭穿骗术，以提醒受骗的群众，但是时机已经过去了，而且能揭露此事的那些记载和证据已经消灭了，不可挽回了。
因此，要想揭穿这类事情的虚妄，我们并没有别的方法，只能根据报告者的证据本身所推求出的那种方法；这些方法对聪明而有学识的人虽是很充足的，但是它们是过于精致，不容易被俗人所了解的。
总括起来看，我们可以说，任何神迹的证据从来连“可然性”的地步也达不到，至于证明的地步，那更是达不到的。我们纵然假设它可以成为证明，但是它仍然会被另一个证明所反对；那另一个证据正是由它所努力确立的那种事实的本性中推出来的。使人类证据得到权威的，只有经验，但是同一经验又使我们相信自然法则。因此，这两种经验如果相反起来，那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只能由这一个经验中减去另一个经验，而且我们不论接受那一面意见，我们的确信程度也只能同所余的力量相应。但是按照我们在这里所解释的原则说来，在通俗的宗教方面，两相抵消之后，就等于它完全消灭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确立一个公理说，任何人类的证据都没有充分的力量来证明一个神迹，使它成为任何宗教体系的一个正当基础。
但是我虽然说，我们并不能证明一个神迹，使它成为任何宗教体系的基础，不过我这个话也有一层限制。因为我承认，在别的情形下，也竟可以有神迹，也竟可以破坏自然的寻常途径，而且它们也竟可以被人类的证据所证明，——虽然我们在全世界的史书中或者找不到这样一回事。假定方言不同的各国的一切作者都一致记载说，在1600年1月1日以后，全地球上有8天整个是黑暗的；又假定这个奇事的传说在民间还是很有势力，家喻户晓；假定由外国归来的一切旅客都给我们带来同样传说，而并无丝毫的差异或矛盾，——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现在的哲学家不但不应怀疑此事，而且应该认它是真实的，应该来考察这件事情所以发生的原因。自然的衰落、损坏和解体这件事，我们很可以借许多类似情节来证明它是可然的，所以任何现象只要有趋于此种灾祸的倾向，都是人类的证据可以证明的——如果那个证据是普遍的而且一律的。
但是我们如果假定，一切历史家在写英国史时都一致记载说，在1600年1月1日，伊丽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死了；而且在她死前和死后都曾被医生和廷臣所见（这种情形，在像她这类身分的人，是一件寻常事），而且她的继承人也被国会承认了，正式宣布了；可是她在葬埋了一个月以后，忽然又出现了，复了位，并且又统治了英国3年之久——如果他们这样记载，那我可以自白说，我所惊异的只是：那么多的奇特情节如何会凑合在一块，可是我一定没有丝毫倾向来相信这样神奇的一件事。我对于人所说的她的死亡和与此相伴的许多公共情节，也并不怀疑，不过我要确说，她的死是假的，那种死在实际上既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你或者会反对我说，这事情也太难做假，而且在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方面来欺骗世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或者还会说，那个著名的女王是有智慧的，是有坚强判断力的，而且她也不能由这样可怜的一个伎俩得到任何利益。这些情节自然都可以使我惊异，但是你这种反驳仍然无效。我仍然可以答复说，人类的欺诈和愚痴乃是一种寻常的现象，所以我宁愿相信这些最奇特的事情只是起于他们的共同作伪，而不承认自然法则会这样显著地被破坏了。
但是你如果把这种神迹归于任何一个新的宗教体系，那我们也可以说，人类在一切时代既然都常被那类可笑的故事所欺骗，所以单单这种情节就足以充分证明其欺骗，而且这种情节不只可以使一般有见识的人来排斥此种事实，并且还可以使他们不经考察就来排斥此种事实。在这里，人们虽把那个神迹归之于神明，而且那个神明在这种情形下是全能的，但是这种事情却不能因此成为有几分可然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知道这样一个神明的各种属性或动作，我们只能借我们在自然途径中所经验到的“他”的那些产品，来知道他的属性或动作。这又使我们复返于过去的观察，使我们不得不比较研究，看看还是人类的证据常常违反事理呢，还是神迹常常破坏自然法则呢？并且看看那一种例子是较为可能的，较为可然的呢？在宗教神迹的证据方面，比在别的事实的证据方面，违反真相的事情既然是较常见的，这种情节就大可以减弱前一种证据的权威，并且使我们下一次总的决心，不再来注意它——不论它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饰词。
培根勋爵（LordBacon）似乎奉行过同样的推论原则。他说：“对于自然中一切妖异，一切怪胎或怪物以及一切新奇反常的事物，我们都应加以搜集，给它们做成一部特殊的记载。不过我们在作此工作时，必须有极其严格的考察，免得离了真相。最重要的是，凡和宗教稍有关系的一切叙述，我们都可以认为是可疑的，就如李维（Livy）所记载的那些怪诞的事情。就是在自然幻术或炼金术一类的作者方面，或在一切爱造谣爱作伪的一切作者方面我们对于他们的记载也应一样怀疑。”（见《新工具》2卷，箴言29）。
这里所述的这种推论方法，我是很喜欢的，这种方法正可以驳倒基督教的那些危险的朋友或乔装的仇敌，因为他们正想借人类理性的原则来拥护基督教。我们的最神圣的宗教是在信条上建立着的，并非是在理性上建立着的。我们如果使基督教来经受它所经不起的试验，那正足以揭露它的弱点。为阐明这一点起见，我们可以考察圣经上所叙述的那些神迹。为使我们不至迷失于太广的范围内起见，我们可只就摩西五经所记载的那些神迹说。我们可以按照这些自命的基督教徒的原则，来考察这些记载，我们可以认它们不是上帝自己的语言或证据，只认它们是世俗作家和历史家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这部书是由一个野蛮而无知的民族提供给我们的，它是在他们更野蛮的时候写的，而且写的时候多半是在所叙述的事实发生了好久以后，而且所记载的事实又不曾被一致的证据所证实，而且它们只仿佛是各民族记载其起源时所述的那些荒诞的事实。其次，在读了这部书以后，我们又看到其中充满了许多怪异和神迹。它记载着完全同现在不一样的世界状况和人类状况；它记载着人类由这种状况降落下来的事实；他记载着将近千岁的人类的年龄；它记载着洪水毁灭了世界的那种事实；它记载着上帝曾经任意选了一个他所钟爱的民族；它记载着与作者同国的那些人民；它记载着他们曾借最惊人的神迹使他们脱出羁绊。我希望任何一个人把他的手置在他的胸前，并且在认真地思维之后来公开宣称，他是否以为这样一个证据所支持的这样一部书，是假造的，而且此书之为假造是否比它所叙述的一切神迹还要奇特，还要神异。我们如果想按照上述的可然性的尺度来信受它，那此书之为假造必须比其所叙述的神迹还不可想像，才能被我们所信奉。
在神迹方面所说的那些话，也可以完全照原样，把它们实用在先知的预言方面。实在说来，一切预言都是真正的神迹，而且人们所以能认预言是任何默示的证明，也只是因为它们是神迹。预言未来如果不是人性的能力所不能及的一件事，而人们如用任何先知预言来证明来自上天的神圣使命或权威，那就很荒谬了。因此，总括起来，我们可以断言说，基督教不只在一开始是带有许多神迹的，而且即在现在任何有理性的人离了神迹也不能相信它。只有理性并不足以使我们相信基督教的真实；任何人如果受了“信条”的鼓励来相信基督教，那他一定会亲身体验到有一个继续不断的神迹，这个神迹会推翻他的理解中的一切原则，并且使他来决心相信最与习惯和经验相反的事情。
第十一章 特殊的天意和来世的状况
我近来同爱好怀疑主义僻论的一个朋友谈过一次话。谈话时，他所提出的许多原则虽是我所绝不同意的，但是它们既然似乎很奇怪，且和我在此书中的全部推理连锁有关，所以我要在这里尽记忆所能及的范围把它们照原样抄录下来，以求读者的判断。
在我们谈话之初，我就对于哲学所特享的好运气很表示羡慕。哲学之需要完全的自由甚于它需要别的特权，而且它所以能够繁荣，多半是因各种意见和辩论可以互相自由反对。恰好它的出生正在于爱自由尚容让的一个国家，一个时代；而且它的最狂妄的原则也不曾受过任何教条、任何官许、任何刑法的限制。因为除了普洛泰高洛斯（Protagoras）的放逐和苏格拉底的毒死而外（后边这件事实还有别的动机），我们在古代历史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一种顽固妒忌事例，如现在世人到处所传染的那样。伊壁鸠鲁安静地和平地在雅典活到高龄，至于伊壁鸠鲁派还又得到祭司的身分，在雅典人那个久已确立的宗教中最神圣的祭礼时，他们还可以在祭坛上来行祭典①。至于罗马皇帝中最聪明者②还对各派哲学家，平均给以年金或薪俸，以收公家提倡之效。我们很容易想到，在哲学的幼小时期，这种照顾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一反省就可以看到，即在现在，人们虽认它已是结实的、健壮的，可是它还很难经受起险恶的天气和向它吹来的毁谤和杀戮的暴风。
①见Luciani：《对话集》（Symp）和《拉比泰人》（aiLapitai）。
②见Luciani：《太监论》（Eununchs），又见Diogenes：《哲学家传记集》。
我的朋友说，你所羡慕的哲学的这种好运气，似乎是自然的结果，而且在各时各地都是不可免的。你所抱怨的并且以为有害于哲学的这种顽强的偏执，实在是哲学的子嗣，它和迷信结盟以后，就完全不顾它母亲的利益，变成了她的最难化解的仇敌和杀戮者。在世界的初期，人们想像不到现在引起狂烈争辩的宗教中那些思辩的教义。那时候的人民因为完全不识文字，所以他们的宗教观念也只适合于他们的微弱的理解，而且他们的神圣教条也多半成立于传统信仰的战事，而不成立于争论和辩难。至于哲学家的新的怪论和原则，一开始它们虽然也使人感到惊慌，可是这种惊慌过去以后，古代这些教师们似乎一向和确立的迷信处于极其谐和之中，而且他们和迷信平均领有了人类；哲学家领有了博学而聪明的人们，迷信则领有一切俗人和文盲。
于是我就说道，你似乎完全忽略了政治而不谈它，而且你似乎从未假设，一个聪明的官吏可以合理地戒备某些哲学的教条——如伊壁鸠鲁的那些教条。我所以说伊壁鸠鲁的教条是应当戒备的，乃是因为它否认有神圣的存在，因而否认有天意和来世，因而使道德的维系力大为涣散，因而又使人们假设它们是有害于文明社会的平安的。
他答复说，我知道，事实上，这些杀戮在任何时代，都不曾起于平静的理性，也不是因为人们经验过哲学的有害的影响；它们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情感和偏见。但是我或者可以进一步说，那时的进谗者如果在人民面前把伊壁鸠鲁控告了，他或者容易为他自己辩护，或者可以证明，他的哲学原则和其反对者的原则是一样有益的，——虽然那些反对者以极大热忱，把他暴露在公众的憎恶和妒忌之前。假如我能这样说，那又该怎样办呢？
我答复，如果是这样，那我希望你在这样一个特别的题目上把你的辩才逞露出来，发表一篇拥护伊壁鸠鲁的演说。这样，你的演说纵然不能说服雅典的暴民（如果你承认那个文明古城中也有暴民），或者可以说服那些较富有哲学思想，并估计可以了解他的论证的听众。
他又答复说，在这些条件之下，这件事不难做到。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可以暂时把我当做一个伊壁鸠鲁，把你当做雅典人民，并且向你发表一篇雄辩。我相信我的雄辩足以使全体人民投我的票，而不至有一人投反对票来满足我的仇敌的恶意。（原作人民一定会用白大豆装满了缶，而不留一个黑大豆来满足我的仇敌的恶意——按希腊人古时是用大豆投票的，如毕达哥拉斯劝其门徒免用大豆，就是诫其勿参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