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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沉浸在他的高尚趣味而混沌欲开之时，他忽然又苦笑回头对我说——当然，你还小，还不必要在意我说的这些。我这是一种甘居平庸的活法，你还是要做个有理想的人，还是要争取出类拔萃。
但是，他已经为我隐约打开了人生的另一门径，似乎再也难以合拢了。若干年过去之后，我才明白，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讨论，使我从此根深蒂固地染上了一种莫名的颓废情绪；在面对一些事功的选择时，总是抱持着一些古旧的态度，因而也总是显得与世相违。
九
回头我必须要说说他三哥的故事——一个太戏剧化的家庭，一个世纪中国的悲欢缩影。
他的三哥早在燕京大学的时候，就离奇地叛逆了他们的家世，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1949年国民党败退即将撤往台湾之际，三哥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的一个上校，他唯一的单线上级命令他随军前往台湾，作为解放军的特工计划长期潜伏，配合攻打台湾。
尽管一个特殊组织有它极为严格的纪律，但是任何个人都会在剧变的历史面前考虑自身前途和命运。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三哥在临上船的那一刻究竟是怎样考虑的了，也许是担心一去难返，也许是害怕身份暴露，也许是想享受打下江山的胜绩，总之，他在那一刻，竟然自作主张地选择了退却。但是他在战乱中无法联系上他的上级，只好自顾自地脱下军服，私自开溜跑回了利川。他也许只想等待天下底定后，再出来找到组织。
但是，历史真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他很快被解放利川的解放军当做国民党的逃亡军官抓获，相传要判处死刑。这个高才生在临刑之际，坦露了自己的秘密身份，并要求政府去寻找他的上级某某证实。好在那时此类现象很多，利川政府还是慎重地通过中央找到了那位仍然领导隐秘战线的上级，那个上级一听三哥违令没去台湾，不禁大怒，总算还念旧日私情，通知地方刀下留人，但要作为自动退党人员处理。
可怜这个老地下党员，精通几国语言的高级特工，就被安置在利川县城的红星餐馆，开始了他烧锅炉的生涯。1977年恢复高考时，利川外语教师缺乏，民间才想起这个燕京大学的高才生，纷纷把他请来帮忙辅导孩子，而我也曾是他短暂的私淑弟子。
他到底是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知道各种平反的消息，立马开始了他的秘密上诉。所幸他的老上级还劫后余生，在经历了各种“极左”运动折磨之后，也开始理解了他当年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侄儿——原重庆号的舰长牟秉钊——那时正好当上了台湾海军的总司令。大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国家终于想起了这个奇人，立刻来人把他安排到了香港。
他有两个儿子，应他之求，国家同意带走一个，于是他的长子至今仍然留在利川。但是台胞和港侨的身份，已经足以改变三哥一家的全部政治经济生活了。
幺叔三哥的传奇，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
十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委宣传部奉命下乡，终于回到阔别许久的汪营。
我在变迁的坊肆之间，寻找我童年的老屋，我看见我家那临街的木壁被拆开成了一个柜台，里面赫然坐着我久违了的幺叔。
幺叔并未重操旧业，而是零售着乡村社会必需的针头线脑肥皂火纸，生意清淡得恍如隔壁的花圈铺。幺叔拉我进去喝茶，他说终于落实政策，将这栋祖宅发还给了他。我在那些烟熏火燎的墙壁上，还能依稀发现我童年的手迹和贴糊的报纸。
那时，幺娘已经谢世；艺华哥举家去了宜昌，亚华姐在平原，只有幺叔像个孤老，还在这个他经历喜怒悲欢和爱恨情仇的小镇，平静地生活着。
他依旧家无长物，衣饰朴素而整洁。他拿出许多家族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三哥转来的。其中有侄儿牟秉钊以及他的孩子们，在加拿大和台湾的豪华别墅前的许多合影。我看着那些依旧荣华富贵气宇轩昂的人们，再转顾落寞清贫的幺叔，怎么也无法想象这是同一个家族的传人。
牟司令给他的信，仍然恭敬地称呼幺爸。两岸的隔离和沧桑，对幺叔而言，又岂止是恍同隔世。幺叔平淡地说，他现在衣食无忧，也无须他们的资助，只是喜欢看看那些侄孙的照片，看看牟家熬过一个世纪之后，依旧没有衰落，内心就非常幸福了。他还指着那老屋说，都快朽了，梁柱都被蛀空了，他就要把它卖了，去和宜昌的艺华哥一起生活。
我突然看见他卧室的床头，还挂着那把我熟悉的二胡。我充满怀旧地取下在手中摩挲，但是琴弦已断，蛇皮已破，满身覆遍了时间的灰尘，再也无法发出呜咽的声音了。
薄暮时分，幺叔送我于古镇小街，默默无言地静观着这正一点一点消逝的古老街景。相去40年的生命，相同背景下成长的少年，各怀一份感伤，揖别着那些隐痛的往事。而这，竟是我和他——一个似同血缘的幺叔——的最后一面。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祖居地，死在了异乡。而汪营的牟家，再也没有高升堂的这一支人了。一个家族的荣耀与悲辛，必将风化在历史隐蔽的书缝中。
2007年初秋于大理茶隐村舍
5．别梦依稀咒逝川——悼故友如波
一
死亡，在许多时候，真是一件近乎日常的琐事。你买菜的路上，邂逅车轮下的一摊血；你拎着一堆肉食回来，看见邻居的一张讣告——在你行经的地方，人们竞相奔赴道路的尽头。你才发现，生命竟然确实薄如蝉翼。
当“访旧半为鬼”时，当“故人日以稀”时，当在暮烟的幻象中遥见你曾朝夕与共甚或唇齿相依的大队面容时，你何曾有一丝幸存者的窃喜。就像此夜，当我枯坐于天涯客馆，燃一炬烟，吞吐几十年的往事时，我恍若一个同谋共犯——他们去了，我却苟活于斯——我怎堪独自直面这残酷的余生。
二
1978年对于今天的多数年轻人而言，只是一个过往的年份。半年前，首批恢复高考后的新生刚刚入学，我们这批78级新生跟着又来了。而在我们的师兄中，还有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等待毕业。
那时的湖北民院叫华师恩施分院，在我们去之前大约三四年，它还是一个中师。这个奇怪的大学在迎来78级这批学生后，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那一年，整个恩施的文科生考出大巴山的不足30人，余下的上线生则全部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78级1班。于是一大群工人、农民、知青、民办教师、干部和应届高中生走来了，老的35岁，小的15岁，总共81人。其中当父亲的十几位，其中有5个孩子的两位，其中一位还带着女儿来上附小。还有一位教高中的老师，与自己的学生同时高考，然后同时录到一个班成为同学。
那时，国家对师范生尚有照顾——伙食费每月18元，助学金1至4元不等。如果无此条，估计还要减少二三十人。刚结束的浩劫，在大多数人的满脸菜色中犹存余痕。男生30个一堆住了两间屋，余下年纪大的10位，还另挤了一个小屋。那时，已婚同学允许请“例假”——每月可回家圆房。多么人道的措施啊！
还有一些同学，是什么“烽火战团”、“东方红公社”的总司令，老三届又十年摸爬滚打，都是人精了。还有一些公社书记、学校校长，三山五岳，来的都是恩施当年的各路人物啊。
三
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概述，我实在无法从那些混乱的生活中，真正凸现出老李——如波兄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并让今人和后世有所理解。
多数人能叫出全班同学的名字，大抵在一年之后。而在一大群灰头土脸的“老”同学中，除了班干部，大约首先多是记住“李如波”这个名字的——因为各科老师刚开始都爱问：李如波，哪个是李如波？你为何不交作业？
老李一般则都站起来，徐徐答曰不想做，然后自行坐下。他永远显得似笑非笑，不卑不亢。老师有的比他还年轻，反而有些尴尬，以后习惯了，便再也不问。
而全体深化对这一怪人的认识，是另一突发事件——那天，大家都在教室自习。快过建军节了，校办来了一位女干部，找老李这个唯一的复员军人填表，大约是拟慰问一下。老李填表已有几分不悦，该女士拿到表还不走，当场读完，然后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未婚呀？老李答嗯。又问你怎么未结婚呢？只听一声巨响，老李拍案而起，疾声斥曰：你一个大姑娘，你凭什么问这个问题？然后拂袖而去，该女士则确确乎呆若木鸡。
那时，这个国家尚无“私生活”、“隐私权”这些概念，但老李，李如波，却让每个师生都记住了——他与所有人皆有距离。
四
朋友龙涛写过一篇《一个书生的背影》的文章，这句话总让我想起老李。记忆中，他总是理着一个“五四”时代的学生头，头发三七开，一边显右倾，而两鬓辄是齐刷刷地露着青皮。他身高1米73左右，用古话说，确实“骨相清奇，形貌高古”。那年他28岁，但一脸老相。嘴形似乎天生有点歪，看上去总像乜斜着这个世界，一副讽世的样子。
他的衣服总是打了补丁的，总共也就一两套，洗白了的清蓝布。夏天午休，他回到寝室，马上脱下衬衣洗净晒干，下午还得继续穿。入冬换棉裤前——那还是复员时的棉裤——永远只有一条单裤，从无一件过季的衣衫。某日，我塞了一条父亲厂里发的劳保裤到他床头，他静静地还回。后来实习前，秋风萧瑟，我悄悄地塞进他的行装，以后他便穿上了，彼此亦无一声言语。
只有他床头那每天叠得整整齐齐的暗黄军被，可以让人相信他曾是一名军人。除此之外，他实在太像一个胸怀利器的落魄“右派”了。
五
这个世界有多数“怪人”，总不免让人歧视。只有少数，即使难以亲近，却总能令人心存敬畏。老李，许是后者之一。
他多数时候在看书，发呆，独自漫步，即使坐在课堂上，课则几乎是不听的。有时会突然放声大笑，周围人不解相望，但终是仍不解他在笑什么，自然也不知他在想什么。他似乎永远行走在世界的边上，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
那时，我们这批应届的愣头青，喜欢作弄“老”同学，对老李，则向来唯肃然。后来读书，知道有一种法相庄严，而有些人，则是与生俱来的。大约半年后，几乎三分之一的同学，便尊称他“李老师”了，听起来，比叫其他真正的老师要顺口和真诚。
但他确实是不与人群的。某次学校要搞什么队列体操赛，全班集合训练一二一，班干部硬拉他去，他走了一圈，突然从队列中高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然后扬长而去，全班哗然望着他瘦削的背影。他太反感这些曾经伤害他的“集体主义”了。我们似乎打小就反叛，我们却永远留在某个队伍中，我也永远只能心怀惭愧地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
六
这样看来，老李仿佛是一个生硬的人，不苟言笑。但错了，老李的幽默感一如迅翁，一种独耐回味的冷嘲，历久弥新的哑笑。
他向来不主动与女生说话，尤其官宦子弟。一日恰好这样一位小姐真诚地向他请教——李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又是何意啊？——她指着书上的“鸨”字。
李老师没办法向这个清教徒时代过来的小女生讲清，他只能严肃地答曰：读“保”，就是古代的“妇联主任”。
那时，学校早餐尚无粥，五分钱一碗青菜汤。一日汤上竟漂满了蚂蚁，学生自然大闹，校长亲自来安抚，须知那时学潮多是从伙食开始的。校长解释完，老李在一边冷冷自言自语——我还以为是学校发的什么预防药呢，抢着喝了几口！
七
那时的学生长短不齐，凑在一起就爱打赌争问题，或争一些野史知识的记忆力。至于仲裁或答案嘛，就找老李，反正他是一个长期失眠者。我则从他身上，懂得什么叫渊博。
比如大家争“左派右派”到底谁是自由主义谁是保守主义，这种分法从何而来，何以一回儿反“左”，一回儿又反“右”。不可开交时，便听老李讲西方的圆桌会议，讲法国大革命，讲国际共运史。我至那时，总算才明白我“右派”母亲的来历是何含义。
又比如当局批爱情文学为扫黄，为什么命色情为黄色而不是绿色或其他什么色。老师也不懂这些鸡毛问题，老李就会告诉你——以前英国有个企鹅出版社，出了一批低俗小说，封面全用黄色，于是媒体攻之，遂有“黄色读物”一说。
学问好，不听课，不交作业，但考试还是必需的。写作课老师终于有一天决定，他这次考试就交一篇散文，而且不命题了。于是，老李交了第一篇作文，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