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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的一个睁眼瞎，每天却拒绝策杖；他独自像明眼人一样横行于闹市通衢，而且总要高唱着自己所谱的歌曲，旁若无人地行走在他的江湖生涯中。
二
1977年我还在利川高中读书时，便认识了老刘。但是那时他不认识我，那时他在广场的戏台上被反绑着示众，然后我们这些集合去参会的学生，惊骇地看着他被宣判为“现行反革命”，被判刑8年，然后被恐怖呼啸的刑车带到了省城监狱。
1981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小城，浮躁孟浪地成为一个薄有姓名的诗人。一日，我和文化局长刘湘松在书店闲转，正在翻看新到的《中国古典十大悲剧》。忽然一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中年男人急匆匆闯来，近乎无礼地直接从我们手中夺过该书开始翻阅。他一边看目录，一边嘀咕——牡丹亭怎么也收进了悲剧？
刘湘松是儒雅富学的人，便搭腔道——这个在学界也有争议，可算悲喜剧吧。他一听我们的议论接近内行，立马回眸打量问道——两位高姓大名啊？我们眼见此人古怪，寒暄着自报家门；他突然双手各自紧拽我俩，高声笑道——神交已久，缘悭一面。未曾想今日邂逅，请两位务必到寒舍小坐。
我们赶紧模拟他的古旧声腔，回问阁下怎么称呼；他爽朗答曰在下刘镇西便是。我们都记起了这个小城著名的政治犯，想到初识不便登门，便委婉客气曰改日拜访云云。哪知他完全不由分说，直接强拉着我们跟他进入一个歪斜的木楼。
上得楼来，他家却柴门深锁，我们又急忙托故说下次下次。他哪里肯听，直接将我们按进邻居的椅子，说他去去便来。只听他在院子里喊了几声老妻，便去敲隔壁一家的门借斧头。我们像遇见强人打劫一般，急忙出去拉住他说，千万别如此，我们改日一定再来。他已然利器在手，口中念念有词曰——幸有嘉宾至，何妨破门入。手起刀落，门锁已被他砍成两截。就这样，我们在他不足十平方米的暗室，杯茶订交，成了今生头颅相许的朋友。
三
老刘似乎是一个始终活在古代的人。他无论言谈举止，处处都透着古风。上面那些对话，外人以为我乃虚构明清小说的口吻，殊不知利川的百姓，但凡接近过老刘的人，皆知我所言非虚。
那时的他约略40多岁，皮肤黝黑，额上皱纹深刻如横写的川字。浓密的眉毛几乎要连接在一起，下面是一副宽边的高度近视眼镜。他自嘲说根据古代相术，他就是天生的苦相。我看他的形貌，不需要懂麻衣柳庄，那也是绝对可以看得出的悲苦。
那时他刚刚平反提前出狱，原本没有工作，故而也不存在补偿工资一说，三年多的深牢大狱那算是白坐了。问起案由，则才知道其中的荒诞。原来他早在1958年，就因同情“右派”乱说反动言论，曾经被劳教过三年。“两劳”人员在当时的中国，属于“地富反坏右”之中的坏分子一角，属于要永远监督惩罚的对象。
但凡国家有大事，基层政权都要集中这些“五类分子”学习训话，观察反应。1976年的打倒“四人帮”，自然是审看这些所谓反动派的最好时机。他被叫到了城关镇政府，问他对这一事件的看法。老刘一生耿介磊落，反问主官是要听真话还是假话。主官一向反感其桀骜不驯，自然窃喜说要听真话。他说——那你等我回去把后事安排一下，马上就来回答。
老刘回家收拾一床薄被（那时坐牢是要自带被子的），妻问他干吗，他说明缘由——要去镇上讲真话，肯定就会坐牢。他把妻女托付给一家朋友看顾，妻是文盲，抱着他的腿哭泣不放，哀求他不要去管什么国家的闲事。他是那种绝不屈服和畏惧的人，还是悲风扑面地走向了衙门。
他对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说——“四人帮”固然是“极左”，但华国锋也是“极左”出身。但凡了解他在湘潭地委书记任上的作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断定……
此番高论在当时自然石破天惊，很快便获刑8年。求仁得仁，于他而言不过是换一个碗吃饭。但是历史却很快证明了他的预言，于是他得以提前解脱桎梏。此后，他重操旧业，靠在搪瓷碗盆上烧字养活妻女。
四
烧字这一手艺，在今天已然绝迹。那时各个单位学校食堂，多是使用统一的搪瓷碗盆，为了防止被人偷窃，往往便要烧上某某食堂几个字做记号。学校毕业生或军队转业者，也都喜欢发一个某某纪念的碗盆。于是，操此手艺者就能勉强求食。
烧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种红色的瓷粉矿物质，在器皿上书法，然后再用高压煤油喷灯，像氧焊一样把那些字融进器皿，冷却之后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个单位烧过了，基本永远不会再有需要。也因此这一手艺者，注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认识老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背着一个简单的木头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几个省的无数县镇。
他和那些江湖手艺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放着《楚辞》。那些异乡的青灯雨夜，屈子的颍骋恢卑樗孀潘淖晕曳胖稹Ｃ挥腥讼嘈耪飧鲆律缆渫氐目嗝耍谷皇恰冻恰返暮崃鞯贡痴撸腋浅枪旁虾兔锏拿窦溲芯空摺�
他的生涯便是这样越走越远的，赚来一点钱，路上便邮寄给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车票。每半年左右回来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游归来，首先便要到我处小坐，谈谈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见闻的国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几岁，萧条异代，我们却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时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盖。他在许多个夜晚踏雪而来，在我的斗室围炉长话；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江湖老男人，读完我的《致毛泽东》而掩面恸哭。他的青春在毛时代毁灭殆尽，内心的苦楚无人可诉，我则是他唯一信托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围棋迷，在我们那边远小城，那时熟稔这种玩意儿的不多几人。因此全县的棋赛，他也往往可以入围前三。有次我去，看见他正和一位老师手谈。他的妻子一会儿过来对他耳语——中午没米下锅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入棋正深，挥手不语。妻子眼看断炊，又来高声催促，希望对手封盘，下午再战。对手尴尬起身，却被老刘一把按住，只好接着迎战。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盘；老刘恼羞成怒，几乎要动手，终也还是被我劝住。我才知道他家的日子，竟然窘迫至此。
次日，老刘来我这羞涩地借钱，他说只要五块钱，够他上路的车票即可。我要多给，他却坚持不要。我只好将吃不完的粮票塞给了他，看他摸索着远行他乡。
五
老刘的妻子叫桂枝，我们没大没小地也就直叫老嫂子。嫂子也是那种苦相的人，没有工作，独自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女儿，每天依门守候着老刘的挂号信——那是他们母女赖以存活的唯一指望。
偶尔我会看见嫂子在街边嗑瓜子，年轻的我好恶分明，想到老刘终年流浪的辛苦和谋生的艰难，便有些郁郁不乐，觉得她不该这样好吃零食。
一次老刘归来，沉重地找我诉说——想要离婚。说这个女人太不理解他了，唯一的一点读书下棋爱好都要被剥夺。那时的我真是不谙世事，立马就表示支持，而且说这个女人太拖累他，希望他早日解脱。
老刘似乎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动力，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出门而去。几天之后，他又颓丧地来了，我以为他已经办完手续。哪知他沉痛地对我说——我不离了。我询之，他这才告诉我，关于他的婚姻与爱情——
老刘十几岁就被劳教，出来之后戴着“坏分子”的帽子，自然没有人敢嫁他。那时的他靠当泥瓦工在建筑队糊口，整个青春期完全与女人无缘。到了1975年左右，终于有媒人说合，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媒人只说是乡下农妇，守寡带着一个女孩，且女孩还是婆家在喂养。老刘正当年，却又寒促逼人，如何可以挑剔对方的条件，两人很快就结合了。
婚后未几，妻子告诉他自己已经结扎，再也不能生育。女儿是送给别家的，病了需要救治。老刘虽然有些憋屈，但立刻就答应把女儿接回来喂养。就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被老刘抚育到那时。
老刘泪眼蒙眬地对我说——我不能离，离了后这个孩子就失去了生活，肯定不是死就是被卖出去。她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孩子，可是我把她养大，就是养个猫狗，那也养出了感情。再说这孩子心地善良，对我如亲父，我岂能看着她被遗弃啊。
当我知道这一深层原因之后，顿觉脸红；在老刘的善良高尚面前，我愧觉了自己的少不更事。他们夫妻此后再也没有什么纷争了，但是哀伤的故事却远远不只这一些。
六
我在这个国家，见过无数悲苦的女人。但是像老刘妻子这样的悲剧人物，我还真没见过超乎其上的苦命。有时不免想，这是怎样的一种因缘啊，天地之间竟然把这样两个极端苦难的男女组合在一起。
老刘新婚未久，某天回家，突然看见高矮一顺溜多出了另外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样子，惊恐地看着他。妻子正在打骂那些孩子，看见他出现也一时手足无措，紧张地不知如何说起，只知道泪流满面。他把妻子拉到一边细问，这才捅开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桂枝在嫁给他以前，已经有过三次婚史和四个儿女。前面的三个男人，一个病逝，一个坐牢离婚，一个车祸身亡。她一个无助的女人，怎么也无法独自抚养四个孩子，况乎还在那样一个农村极端贫苦的年代。因此，寻求再嫁一个城里人，找一份供应粮，是她唯一求生的可能。于是，她把那几个稍大一点的孩子，各自托付给他们不同的爷爷奶奶家，自己则在媒婆的隐瞒下，找到了老刘这样一个忠厚人。
那个年代到处打零工的老刘，无论怎样善良，实际上都无法养活老婆和四个孩子。桂枝也深知这一点，不愿太拖累他，只敢带回最小的女儿，而继续隐瞒着前面的婚事和孩子。哪知道十多岁的大儿子，听说母亲嫁到了城里，知道弟妹们在各家都挨饿，便相约一起进城寻母，只为要吃一顿饱饭。
这群半大不小的孩子自个儿打听，竟然饥肠辘辘地找到了母亲。贫穷的母亲看着瘦骨嶙峋的孩子们，垂泪不已，但是她实在没有能力和勇气抚养他们，也不敢让老刘知道她还有如此沉重的负担和卑微的历史，只好赶紧让他们吃一顿饱饭之后，催促他们回去。孩子们也渴望母爱，恋恋不舍磨蹭着想留下，想和小妹妹一样有人疼爱。母亲万般无奈流泪打骂他们，要他们赶紧趁天黑之前回家。这时，老刘疲惫地回来了。
突然知道这些情况，我想对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毕竟一个女人似乎隐瞒了太多的往事，且无端添出了这么多的责任。老刘听罢妻子哭诉，二话不说，带着这群孩子就进了一个餐馆，他将当天收入的钱全部拿出，为孩子们点了一大盆红烧肉，看着他们饱餐。然后对他们说，他实在养不活全家，甚至唯一的一间房也住不下大家。孩子们还是得回到各自的爷爷奶奶家去，但是每月可以进城来打一顿牙祭。
七
我在80年代与老刘时相过往之时，他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养女已经在小学。他一直是利川的文化人之一，爱写诗歌，新旧体都写，与我也不时唱和。他还爱谱曲，偶尔发表在一些基层刊物上，便也其乐陶陶。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一直在默默地研究楚辞的古韵和名物。他的足迹主要活动在古代的楚文化地域，因此他有心在各地方言中去求证古音韵的残留现象，以及楚辞中的大量植物名称与现在楚地的存活植物的对应关系。
音韵学一直是中文系称为“绝学”的学问，我在第一个大学时，古汉语老师讲到音韵学时，便明确说自己不懂，大家自学粗通即可。老刘这样一个从未上过大学的民间爱好者，且又时刻处在乱离岁月中，与学界毫无联系，他怎么会迷恋这样一种孤僻的学问呢？为了成全他的爱好，我还是送了他不少楚辞研究的书籍。
悲剧还是要上演了。某日他兴冲冲地找来，从怀里掏出一卷书稿对我自得地说——我终于完成这本书了，半生的研究总算有个结果。我拿过来一看，原来是楚辞韵读的手写稿。也就是说，楚辞按今天的普通话读，很多已经不押韵，但是在古代，它是押韵的。它在古代究竟是怎样的读音，老刘给你一一标注出来——这就叫上古音韵学和方言研究。
我翻看了一下他的稿子，心中犹豫再三，不忍破坏他的快乐；但是最终又不能不告诉他真相。我从书架上抽出我刚买的王力先生《楚辞韵读》和《诗经韵读》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