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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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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家桥乃80级大学生,晚我两届,算我学弟。我们同长于山城利川,父辈是剿匪时的搭档。因是,我们可谓世交。20世纪80年代初的民族高校,尚武之风犹存,十几个利川来的世交子弟聚于一校,诗酒过从,自然容易成为帮派恶少。那时吾辈顽劣野蛮,出入袖刃,几年大学生涯,记忆中不乏刀光血影。大小数战,伤人亦自伤,于今想来,唯余惭愧。

我先毕业分回故乡教局,两年后这帮兄弟又都发配回来。苏兄的去处,便在团堡乡镇中学。我在教局督学,经常下乡巡视。他初去该校未久,便已成为师生谈资。那时的乡校多为木楼,卧室板壁相间,全不隔音。据老师投诉,他每夜必然的三部曲是——喝酒诵诗恸哭,酒尽后撒尿入瓶(因厕所太远),然后半夜投掷尿瓶于屋后窗下,一声爆响之后,左右的同事才能安歇。

他的语文课讲得极好,却不是一个尽职守则的老师。多数时候钟声已久尚在酣卧,学生干部只好来敲门,他遂起身也不洗脸就赶去。到了教室,低声问学生:我昨天讲到哪里了?偶尔宿醉未醒,便叫学生自习,自己则伏在讲台上酣睡。一日,学生听见鼾声,抬眼却未发现老师,上台检视,原来苏老师已经滑到讲台下黄粱梦熟。

1983年的中秋,我带一兄弟去看他,三人上街夜饮,竟至当街醉卧。乡人讶异,打着火把来查看,其中一家长惊呼:苏老师咋个睡这里了?苏兄仰躺挥手笑曰:没事,诸位忙,我们歇歇再走。想起辛弃疾词云:以手推松曰去——大抵不过这样的意境尔尔。后来蹒跚路上,我又掉进排污沟里,幸好两位把我捞出,轮番背回其寝室。三人皆已浑身污淖,且人亦如烂泥,便和衣挤在他床上睡去。奇特的是,我过了一月再去看他,那糊满污泥的床单被子,竟然依旧,只是臭泥被他早已烘干,室内则仍余秽气如缕。

那时单身的他,脏懒乱一时无匹。团堡教育站长来局里投诉,只好将之调往汪营中学,与我们另一兄弟方舟比邻而居。我再去看他哥俩,发现室内满地酒瓶。三人夜酌,他轮番打开几个瓶子凑近嗅闻,有的盖上放下,有的倾入碗中。询之,原来有些盛满夜尿,有待集中搬运出庐。醉后欲眠,发现这哥俩更绝,竟然共用一个盆子洗脸洗裆洗脚,连牙刷也只剩一把,只好合用。

1984年,我们终于给他在州府恩施,介绍了一贤惠女友。就是这位后来的妻子,当时辗转乘车来到乡下对相,进屋一看床单漆黑,难以下榻,顺手揭开要洗。哪知揭开一层,下面另有一层同样污脏,又揭下,再揭下,总共竟翻出五张床单,皆是双面狼藉。他自个一边傻乐,那年代的女人真是不俗,竟没有因此嫌弃;反而就在那稻草垫底、终于染上陽光香味的床上订下终身。


美国垮掉派诗人金斯堡有名句曰——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的心中一直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假设不是因为苏家桥内心的品质,舌耕乡野且容颜粗陋的他,又何能赢得青眸的眷顾?

周作人曾经形容弟子废名,说他长得像个螳螂。我看过废名旧照,似乎找不到那种感觉。倒是吾友苏家桥,确确乎身形面貌,皆近似蚱蜢——我们乡下唤做跳鸡子。也就是说,手长脚长,头颅细小,眼珠凸出。他要是取下从小就戴的眼镜,活脱一个冯巩的再版。按他自己的调侃则是——敝体向称瘦削,柔如飞絮;贱齿还算锋利,粲若编贝。身有模特之高,形同电杆之细。骨轻似燕,可秀纤掌之舞;发密如云,曾苦肥虱之锥。

其人好读书,尤长于旧学;初时痴迷于魏晋,故言行风度颇类于竹林人物。既有拔剑四顾的自雄,也多穷途而哭的绝望。然则哭笑歌行之内,却是心底的悲悯和温良恭让。某夜深雪覆盖寂寂小城,除夕将至,我与他醺然还家,路遇一老丐蜷缩某机关门前。他拉着我上前询问,老丐曰当年水灾,其家颗粒无存,只好年关进城行乞;言毕泣下。老翁勾起我们各自童年颠沛的记忆,顿时三人抱头痛哭于当街;我们倾尽囊中散银,再三拱手揖别。那是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恍惚还残存这样一点古风。

就在那时,他的授课已然别具一格。当年教材,多是刘白羽魏巍杨朔文章充斥;他每讲到这些,便抛开教科书大谈这些课文的拙劣;然后从怀中掏出我们诗社的地下油印诗刊《剥枣》,给孩子们开讲其中的佳妙。他的课堂,我称之为“茶馆式教学”,经常组织孩子们自由讨论,他只负责启发思路并偶尔参与评判。最初校长颇为忧虑,不免有些讽谏之词;哪知年年期末会考,他的科目却往往拔得头筹。再后来,谁也不敢不刮目相视了。

若干年之后,我们还乡,偶尔还能邂逅一些早已拖家带口的读书种子或社会闲杂。见着他则依旧尊为老师,执礼甚恭,而他则多已不记姓名了。


山中无日,我们这群狂热于诗歌的泼皮,那些年多在昏天黑地的酒乡书梦中,愤世嫉俗地挥霍着青春。每到周末,乡下教书的同人都要进城燕聚;我们刻蜡版油印地下诗刊,各自谈每周读书心得,相互辩难,恍有稷下之风。夏日深夜,一轮好月照临烟火寂寥的孤城,街肆浑无人迹。酒酣的苏家桥提议,何不裸体上街“行散”——行散是指魏晋中人服下五石散之类药物后,燥热难当,必须裸身奔走以便发散药力——于是我们也就寸纱不沾地上街漫步。几个白花花的醉躯晃荡在寻常巷陌,偶尔窥见的人必定惊骇地以为,土家赶尸的队伍竟然再现于当世。

这样行散之时,往往残醉犹在。那时的我辈,每多促狭放诞之举;路遇一些机关门前挂着的名称木牌,苏家桥与我便去愤愤摘下,两人抬着一路狂奔,再寻一角落扔下。某次扔后他才发现,木牌上赫然大书的是“人民法院”,朗声大笑曰:这个惹不得。于是,我们又嘿咻嘿咻地抬回去挂上。

那时我们要坐三天长途汽车,才能抵达省城。我们与山外的唯一联系,是读书。如饥似渴的阅读,使我们与渐次开放的时代保持着同步的成长。于是知道我们这个深山僻野的诗社,事实上也在呼应着山外的新文学社团运动。其时,我们也曾多么渴望走出那群山的包围。1984年的冬天,传来大西北招聘人才无须档案户口的消息,我决定西出陽关。苏家桥闻之,担心我独行有险,一去难归,当即回家打好行装,准备与家人不辞而别。惜乎那一次的突围,后来竟因我家的干预而终未成行。

1988年,我终于再次毕业分到海南。回山辞别,那时他也调到了州府某中专任教。他从利川送我到恩施,过家门而不入,又陪我坐货车到武汉。想到旅途迢遥,孤乘无趣,他遂陪我火车到湛江。还是不忍看我独行远引,又颠沛到海安;最后干脆一帆渡海,万里相送到了海口,次日才又独自踏上漫长归途。那时我们都是囊无余钱的人,这样的友道深情,不啻桃花千尺矣。


苏家桥的孤愤同样源自其家世。其父与家严同为小地主之子,同时在恩施易帜之后投身革大第一期,同届结业分往利川,在文沙场剿匪;苏父是区长,家严任书记。“文革”期间,苏父是人民银行行长,苏母是食品公司干部。就像当年的诸多家庭悲剧一样,父亲成为“走资派”被打倒批斗下放之时,母亲却成为造反派站在了对立的一方。

政治路线的人为划界,使得这个家庭濒临分裂。他的哥哥姐姐皆已下乡,几岁的他不得不每天面对父母彼此的唇槍舌剑和轮番被批斗——因为“文革”的真实情况并不是造反派一直在上,造反派也并不都是打砸抢人员。多数造反派甚至可以说是当年的“右愤”,长期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使得他们在领袖的召唤下,站出来开始挑战官僚体制。就算“文革”中,造反派也曾几反几复地被打下惩处。

母亲革命去了,落魄而嗜酒的父亲带着他度日。郁闷的父亲借酒浇愁之际,竟不忘给十岁的他也斟上对酌,于是很早开始,他就已深得酒中旨趣。父亲复位了,无暇顾及他,他又只能跟随下放的母亲到农村生活。父母分居而不离异,皆因不忍撇下他这个孩子。

他就这样在离乱时代中沉默成长,随时目睹着父母的交相攻伐,以及不断改头换面的官场政治对双亲的轮番迫害。他无法鉴别长辈立场的是非,却渐渐看清社会的善恶。在他工作之后,他曾努力企图弥合双亲的历史缝隙;两个都已退休的老人,在子女的劝说之下,终于住到了一个屋檐下,但是仍旧终年分居,老死未几,其母在抑郁一生之后悄然萎去,其父却患上了间歇性老年痴呆。半生尊严现在却不时失忆的父亲,一旦发病就回到了红色恐怖的年代——每天拉着他惊慌地祈求抑或咆哮:他们又抓我来了,快带我躲一躲吧!这些中年遭逢阶级斗争折磨的老辈,余生都深陷于受迫害的惊恐之中。

那时的苏家桥已经调到了自治州人行工作,成家育子的他,不得不同时照料老父的生活。痴呆的老人如弱智的孩子,随时在家里和他单位院子就地便溺;寿则多辱的情景,不免令他心痛且难堪。他常常对我感叹,自己老去设若不能尊严有质量地活着,则一定自决。后来,偶尔清醒的父亲独自回到利川,独自在其衰朽残年,最后尊严地跳进了清江……

其父一如吾父,至死也未告诉过他——关于他们家族的来历,至死也未回过故乡。那一代投身革命的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弟们,多在家破人亡之后,悄然掩埋了自己的寒苦记忆。

待他如母的姐姐,曾经是利川的美女。由于“文革”祸乱,失学下放,早早就嫁给了一个武汉知青。知青最终返城,留下一个儿子在山里;姐姐再嫁工人,工厂倒闭,夫妻下岗。姐姐在一个冬天,毫无知觉地死于煤气中毒。姐姐的长子,那个在我们训诫下长大的老实孩子,却在我们这一代老去之后,成为利川新一代古惑仔,在一场复仇之战后,身负命案而入狱。


这一切厄运之后,中文系毕业的苏家桥,竟然成了银行的经济师,终于步入了他日渐安稳的中年。行长曾经是其父一手栽培的旧部,他的同学也多已成为州里的要员。唯独他坚持不党不群,厕身于经济时代的洪潮浪底,凭手艺悄无声息地枯澹生活着。

他现在是银行唯一资格最老的科员,独往独来,绝不逢迎于任何上司。单位福利甚好,时常瓜分蔬菜水果;他总是在一众挑拣离开后才去看看,倘有残余便随兴取一点回家。他完全与世无争,且幽默豁达,与人为善,自然成了众人欢喜的怪物。大家戏称其为行长,就是面对真的行长,他也一样朗声模拟官腔应诺。领导知其向无野心,不以为忤,同事则暗佩其浑无体制之俗。

他若宿酒未醒,午餐兴致好时,会在食堂把领导叫来陪坐。故意问:你们是党员吧?领导茫然点头。他又问:读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吗?领导赧然摇头。他会笑着说:那我来给你们上上党课吧。领导只当他是嘻哈疯癫之徒,不以为意,也就顺便听他倾倒满腹掌故。他可以口若悬河地从马恩开讲,从国际共运扯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老布与托派的区别,斯大林与老毛的同异,一直讲到领导瞠目结舌为止。

就是这样一个衣衫落拓形貌奇异的人,单位上横来直去,眼珠里青少白多。但每逢国家总行要在旗下搜罗笔杆子进京临时编书之际,往往他又是众口一词的举荐对象。他无意奉召,我辄劝他来京师与我喝酒;这样来去几次,有司赏其别才,询之愿否出山。这对多数人来说,都是求之不得的恩赏,他则莼思萦怀,素仰晋代张翰名言——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邀名爵——大笑还山,依旧做他纤尘不染的科员。

庄子说,山林里只有一种散材,既不因其高大挺拔而被伐去廊庙做栋梁,也不会因其蓬杂一无是处,而被砍去当柴薪。这样的树木,方能苟全于乱世,得以颐养天年。古代称为散人的散,便是从这里来。苏家桥的天性,便是这样的散淡。功名利禄于他确如浮云,他是连名心皆已褪尽的人。


凡人处世,总难逃名缰利锁。雅人利欲易退,然则名心实难消磨无痕。就连世外之人,都还崇仰修成名僧高道,况乎七情六欲的俗辈儿女。但是名心尽退的人,并非心中爱恨全消;只是他不欲将这些腹海砚田的波澜,再拿去博尘世功名之冠带而已。

苏家桥日夕坐拥书城,是鄂西不多的藏书小家之一。他腹笥深厚,笔锋暗藏,乃吾侪之中最先泡网的虾客。我之重返文字再兴笔战,实因他与世存、倾城几位熏染所致。但他历来述而不作,从不投稿梓世,更不以本尊现身,乃至迄今知其何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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