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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的青春生命中，就真的没有再见吗？不，他们在流亡的路上，曾经遭逢过，不然就不能构成他们奇特的命运，也无法构成这一个故事。那才是我真正要说的。
八
鄂西恩施是湖北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现在叫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于武陵山区的一部分。那里山河表里，幽深险峻，至今依旧算穷乡僻壤，放在当年，就更加出入艰难了。但是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入川的要道捷径；如果日军不能打通三峡险阻进犯渝州的话，则只可能经此陆路来窥视西南腹地。因此陈诚的第六战区司令部就陈重兵于此，湖北省政府也临时迁到了这里。
当年进入恩施，通常是溯江而上在巴东舍舟登岸，再翻越巫峡背后的崇山峻岭，由建始官道抵达。但对于万千流亡的湖北学生来说，自然只能沿着古老的驿道，从宜昌经长陽，再攀越巴东野三关的绵长峡山，才能到达湖北联中所在的三里坝。
三里坝是一个古风犹存的田园小镇，也是高官吴国桢（时为重庆市长）的故乡。这个几百户人家的地方突然涌来众多的精英学子，一时难免捉襟见肘。但是在当时抗日救亡的热情之下，淳朴的山胞们还是肩负起了养育这些国家未来人才的重任。校舍有限，大伯和他的同学们都被分配在周边的人家吃住；街边那条清澈的小河，又重新滋润着他们乱离流亡的生活。山清水秀，如处世外，但御侮抗暴的激情，还是在心底燃烧。
联高的师生也可谓人才济济，老师中有古典文学专家胡国瑞、音乐教育家马丝白。学生则有闻一多的侄儿闻黎智（20世纪80年代任武汉市委书记）、张良皋（华工著名建筑学教授）、张世英（北大著名哲学教授）等等。这些学生在日后，有的成了渣滓洞的烈士，但凡坚强活到80年代的，则多是遍布全国的高知了。
大伯那时是联高地下党的宣传委员，仍然活跃在学生前台。吴国桢的一个叔叔是该镇的保长，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地下党员。大伯他们的组织活动和会议，都在这个保长家举行，因此也获得了安全和保护，否则必将遭遇他的学长何功伟在恩施的下场。
当时地下党的任务，主要是在白区发展党员，建立网络，等待抗战胜利。仅仅一年时间，大伯就亲自发展了八个党员。之后，他毕业了，再也没有合适的理由留在那里，于是经组织同意，他经由宜昌抵达重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钱瑛大姐，亲自接收他的组织关系；他希望像他的多数同学一样去延安，但是钱大姐说他这样富有社交能力的人，应该留在白区工作，这样可以对党有更大的贡献。于是，他被组织安排到白沙大学先修班学习，钱瑛派人与他单线联系。
九
大伯一生没有子女，身无长物，留下的遗嘱是把所有的文字史料给我，书籍则给了另一个侄儿。我在这大堆的杂乱纸张中，找到了一册装订得规规矩矩的信件——那是1987年，大伯终于历经一生的守望寻觅，再次找到王冰松的下落后，她在和他辗转见面之前的一封封长信。
暌违近五十年之后，王冰松的第一封信，说的就是她的流亡之路——
志超兄：日昨接来信，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平静。早一日，接忠同兄（魏忠同，大伯的首任地下党书记）来信，告知已找到你，略略提及你的遭遇，我正拟写信给你，不想你的信却先到。时光如流水，会冲淡许多回忆，但有些事牢记在脑海，却永难忘怀。但四十多年别离，往事千头万绪，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离开武汉较晚，三道街已难见到常在一起的年轻伙伴了。我从未收到过你的来信，战乱年代，动荡的人们，这一切原不能责怪……
原来她并未随家人一起撤退，而是和“青救”的几个朋友结伴一起，先到宜昌，再乘船穿三峡到万县。她的哥哥的朋友张钧石在万县天生城办了个农民识字班，邀请她一起去做宣传救亡工作。就在这时，原来在武汉就一直追求她的“青救”领导罗某，也流亡到了这个山城。按晚年胡克实对王冰松的话说——“那个成天像苍蝇一样在你身边飞的罗某”，对她也可谓一见钟情。早在他从华北流亡到武汉认识她开始，就一直暧昧地表示着喜欢。但是她原本冰雪聪明，况乎心有所属，一直巧妙地保持着朋友的距离。
罗某这时正好是川东特委的宣传部长，乱离之中重逢偶像，自然窃喜。他积极靠拢王冰松，以组织身份动员她入党。她那时也是热血理想青年，无须多说，即按照他的安排，和另一个女孩刘玉清，同去万县一中找到一李老师，然后在李的监誓下正式入党，成为组织上的人了。
未久，她的父亲来信，要她去重庆陪送母亲到成都，她经组织同意，离万到渝。到了80年代她才得知，她走后不久，万县地下组织即遭到破坏，和她一起宣誓的女孩和其他大批党员入狱了。罗某安然无事，继续到重庆负责地下党。
十
白沙位于江津县，是当时四川的四大名镇之一（今属重庆）。抗战期间，这个古镇成为当时中国一个重要的教育集散地，许多学校都搬迁来这里，名流荟萃，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老师，也多要来此中转以重新选择出路。所谓的大学先修班，大约相当于高考复习班，集中了各地的流亡学生，在这儿等待年考。这是教育部为天下学子所设的临时窝点，政府解决着这些寒士的基本生存。
即便是在烽火连天的岁月，政府仍力所能及地重视教育，要为国家养士抡才。大伯在先修班所接受的钱瑛指示，是要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继续从事学运和发展党员的工作。白沙距离重庆，大约也就半天的水程，熙攘乱世，他自然无从知道他的恋人也辗转来到了重庆。他轻松地经过了1940年夏天的大考，征得组织同意，选择了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的经济法律系，主攻专业是比较宪政。
钱大姐告诉他，武大地下党支部和乐山中心县委，会派人和他联系——当时的地下党联络方式，并非如今天的电视剧所表演的要对什么切口暗号，基本是来人直接告诉受谁所托即可。于是，大伯在这年的9月，辗转来到乐山大佛边不远的武大入学。他进去之后才听同学议论，就在前两月，武大地下党组织被破获，党员被捕逃散隐蔽甚至个别被处死，整个组织陷入瘫痪。而乐山中心县委，也没有人来和他联系，他只好隐蔽身份埋首等待着。
虽然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对国民党的仇恨不仅没有消解，反而与日俱增了——因为他和沦陷区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弟妹来信告诉他，父亲在这一年已经被国民党处死。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突然失去组织的人多如牛毛，谁都认为自己还是党员，仍要继续单兵作战。谁也没想到，建国后这一类同志，会被视为自动脱党甚至叛徒，而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终身的歧视。
他的左翼倾向决定了他不会完全转向书斋，在“青救”时代的活动培养了他的文艺天性。他开始组织学生成立海风歌咏团和峨嵋剧社，团结左翼同学，宣传进步思想，阅读秘密书刊，表演抗战戏剧。他一直在找党，看见乐山一家书店偷卖进步书籍，也要去试探联系。他患肺病吐血，住院休学一年，在病床上开始了诗歌创作——他在武大的文学老师，是当时已经著名的女作家苏雪林；此前在重庆，他认识了徐迟等一批青年诗人，也喜欢上这一激情豪迈的文体。
他的诗作开始发表在四川的一些报纸副刊上，他也许想过借此向那个不知流落何方的女孩表达思念，但是他确实没有料到，他真的被那个失散的爱侣注意到了——这时已经是1943年，他们已经杳无音信分别五年了。
十一
王冰松仍然隶属于罗某党组织这一条线，1939年来到重庆。她不仅见到了母亲，还遇见了许多当年在武汉的“民先”和“青救”团员朋友。她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都希望她留在重庆，特别是罗某，还特意委托一个共同的朋友转来了给她的第一封求爱信以及照片和情诗。
但是，用她半个世纪后给大伯的信说——他向我致意，我没有答应。那时他用王若庐名就读复旦，我们虽通信，我却从不涉及爱情，我始终以兄长看待他，从未想到和人谈恋爱。
她的父亲已经在成都安排她乘坐一个苏联顾问的便车携母赴蓉，他父亲的好友瞿云白（瞿秋白的堂弟，留苏学生，托派）夫妇也将同行。她征得组织同意，还是决定启程。她答应大家，如果成都不好，再回重庆。
她到蓉后，先去蜀华中学继续学业，“久久等不到组织音讯，确很苦恼”。她只好去信给罗某，果然第二学期，低班的学弟马瑞图才来和她接上组织关系。那时她已经是蜀华的“红人”了，经常和校方斗争，毕业时未参加大学统考，因为有人告诉她，她在警方黑名单上是第二名。那时她受《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书影响，想学农经，金陵大学有最好的农经专业，可是当年不招女生，金大的一个助教介绍她去铭贤学院，该校偏处金堂，与外隔绝，是一个极好开展地下工作的地方。她的党组织关系一直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了罗某手上。
不管怎么说，罗某看来都像是一个对爱情很执著的人，他喜欢上谁，就有种不上手誓不罢休的精神。1941年秋，罗某恰好也调到乐山。乐山和金堂在那个年代，相隔非近，辖属也不在一个地区，但是由于王冰松是他发展的，所以组织关系仍旧划归到他这条线上。他多次向她单独表示，但是王冰松不是一般出身的女孩，以还在学业和家父反对为由，不失分寸地婉拒着她的顶头上司。
也许她心中还在隐隐挂念那个远去鄂西的人，她多少有些神秘的预感，认为他还活着，他们还将在今生重逢。这时，奇迹出现了，她看见了报刊上署名为他的诗歌，她认出了他的文风，她找报刊打听到作者的通讯地址，然后急不可待地寄去了问讯。
十二
乐山故人苏东坡曾经有诗曰——因病得闲殊不恶。大伯根本未曾想到他辗转病榻的闲时草草，竟然真的会给他带来命运的转机。拿到恋人的鸿书，贫病潦倒的他无法不涕泗交流。他急忙回函，彼此交换着流浪的足迹方向，倾诉着一千八百个时日的牵挂和渴慕。他们不断地热情联系，有着劫后重逢的悲欣交集。他们相约，就在这个暑假，他们各自放假的时候，到她父母所在的内江去见面——她大约准备正式将他介绍给家人了。
他除开希望早日与她见面定情之外，还希望通过她找到当年的“青救”同人。他知道那些同人许多都是党员，通过他们可以重新找到组织。这些问题出于安全考虑，都不能在通信中表达，他根本无法想象，当年“青救”众所周知的“小姐气”最重的小妹妹，也已经成了地下党员。他更不可能知道，她还是旧相识罗某的直属下级——这些情况，根据纪律，王冰松见面也是不能向他说明的，况乎在通信之中。
大伯兴致勃勃地等来了暑假，他的病也基本痊愈，终于如愿以偿地启程。他满心喜悦忐忑激动地换上最干净但仍然陈旧的衣服，带着简单的行囊走向内江。他按照她事先给定的地址寻访到那幢华贵的小洋房时，已然是黄昏，他生命中难以承受的一个悲剧黄昏终于出现了。我多年后阅读台湾诗人郑愁予的诗句——那嗒嗒的马蹄声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我只是一个过客——时，我依旧无法忍住我遥想大伯命运的凄凉眼泪。
一个24岁的贫寒学生，带着他对爱情的全部幻想，在一个陌生小城的薄暮，局促不安地敲响了他的命运之门。仆妇把看似寒酸的他带进了那幢洋楼，他终于看见了他朝思暮想的青春恋人。他原先以为他们会抱头痛哭，会有种种情不自禁的激动。然而站在面前的她，虽然光彩依旧，成熟得更加风韵诱人，但是脸上的微笑却礼貌得十分冰凉，甚至还带着几缕嘲讽和不屑。他敏感的内心岂能不感到那种拒人千里的冰霜况味，但是他无法明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无法想象文字和本人之间，怎么会情感相去霄壤。
青春少年到底还不谙世界的诡异，只能略识世故的颜色。在王冰松欲言又止的冷漠之中，大伯未能从她那哭过的眼眉间读懂少女的心思，只是自卑地以为她华贵的门户在嫌弃他的贫寒。他还是被她礼节性地留饭，整个晚餐所有家人的淡淡礼仪，像一扇巨大的石磨，把他多年的相思和深爱，终于一点一点地碾磨成碎片。
尽管主人还是礼貌留宿，但自尊的他已经无法小驻倦足了。他独自走向江边，在那里终夜徘徊——他初尝失恋的滋味，这种滋味中还有一种受骗和受辱的感觉——早知如此，你何必要害我间关千里，风尘两袖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