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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艰难活到了次日，初生的夏日结束了他的噩梦，他决定无言挥别这个原本与他漠不相干的江城。1985年的冬夜，我们老少围坐在武大的小木屋中，大伯老泪还是无法自持，他说他徜徉在那个青石小街上，决定不去辞别，但是很奇怪，他的脚还是把他带到了那幢楼前，他完全不由自主地走去，他甚至看见了她和她表妹在花园中的背影——就是这个美丽的背影，一下子把他刺醒了。他突然转身快步走向码头，他怕稍一犹豫就会自尊崩溃，要去祈求她的爱怜。
他决绝地走了，他的教养使他没有勇气去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要这样转瞬剧变？这一转身就是半个世纪，挥手即成陌路，而陌路红尘，还硝烟弥布，他们的今生就这样少年般负气地错过了。等到若干年后终于能够听到她的解释时，一切都已经晚了，万千悔恨又何能重挽岁月的脚步。就像昆德拉所说：生命不是话剧，可以彩排一次再正式登台。他们的悲剧一次性上演，就挥霍完了他们的一生。
十三
受到重创的大伯孑然回到乐山，继续他的学业和事业。他们剧社的演出还将进行，每个人都在危险的建国前的岁月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几十年之后，他们互相才知道，那时他们多是失去组织的党员。
就在他从内江回来不久，他突然在乐山的街上邂逅了罗某。他们是武汉时代的“青救”熟人，1938年该组织就被政府强行解散，他们再也未曾谋面，而大伯原不属于他那一条线，所以也无从知道他是否党员。罗某实际是早就知道他在乐山，也受命要来联系他，但是由于乐山当时的恐怖形势，他自己暂时停止了活动，丢掉了很多党员的组织关系。另外的深因则是，他知道大伯和王冰松的旧情未了，他还在继续谋求和王的假夫妻计划，所以不愿大伯进入他们的组织生活和视线。现在他突然出现，直接叫大伯去参加他们的支部活动，而且也不交代受谁指派，大伯在当时的敌我复杂情况下，自然装着听不懂他的意思。大伯希望知道他的联系地点，以便自己弄明情况后再去找他，他自然也不肯说。
就这样，组织以为大伯早已和罗某接上头，就再也没人来联络过了。而罗某也再未出现，直到80年代涉及大伯的党籍恢复时，武大党委多次找顶头上司和当时的直接证人罗某，罗皆说大伯自动脱党，不能恢复。武大动员大伯自己去找这个当年的当事人，两个情敌才有了又一次谋面。但是罗某明知大伯这个当年的老革命，已经受尽了新中国的折磨，却依然坚持说——他当时给大伯打了暗号，大伯不接。大伯说那时根本没有暗号一说，更不知道他是党员。
但是两个人的事儿谁来做证，一个还是炙手可热的高官，一个是潦倒落拓的摘帽“右派”，组织的秤杆是倾斜的。虽然那时大伯还没有找到王冰松，还无法破译这个历史隐秘；但是心高气傲的他，一生都快完结，他又怎肯去向这个“青救”时代他都未曾高看过的人再三俯首仰乞。于是，他终于戴着脱党的帽子，走完他的余生。不过这个时候，他原本只是因为朋友们的怂恿，试图讨回一个公道而已。
十四
他虽然一直无法理解王冰松何以如此对他，但是男人的自尊心使他只能三缄其口，从此将爱的火种雪藏在心底，他再也没有去信找她，沉默地坚守着一个贫困学生的最后尊严。组织也始终没来找他，他只好倾心于学业，在比较宪政、哲学、经济学、逻辑学上用功甚深，至于英语，则完全成了他仅次于母语的本事。
抗战胜利之时，正好他也毕业。民国政府以及各校班师回朝，他也顺利地分配到了湖北省直接税局工作，旋即被委派到沙市直接税局。这个时候国共果然开始分裂，内战的狼烟又即将燃遍整个国土。他是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上有老母，他的薪资还要用来周济全家。共产党整体转入地下，他再也无从寻找，自然也未想再去延安了。
但他的反骨犹存，毕竟他从思想上是坚决反对专制的，更不要说这个政府和他还有杀父之仇。而他的二弟，则早在他的支持下，投奔大别山的新四军了。他时刻注意着局势，在群众中宣传民主思想和共产党的好处，并在暗中和几个哥们组织了“应变会”，准备紧急时刻尽量保护好税局资料和财产，以便迎接等待解放军的到来。1948年年底，解放军一度占领襄樊，要向沙市进攻，局里要员皆逃跑，他开始主持“应变会”来维持局面。结果解放军又撤出襄樊，沙市又恢复秩序，他听说江陵专员公署要逮捕他这个组织应变的共产党，只好连夜逃亡武汉。
1949年年初的武汉，在下江的渡江战役之后，国军已基本弃守。民国政府虽然还在勉强维持秩序，但整个社会已经在等待易帜了。大伯很容易就找到了地下党员王达勋和余开先，并在他们的指示下开展工作，加入了他们实际掌控的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建设协会”，为大军进城作好接收工作的准备。至于他的组织关系，武汉的地下党支部说，要由四川方面来认定，反正解放在即，一切很快就会得到重建的。于是，他开始满怀信心地等待他父子两代人所舍命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到来。
十五
共产党从东北开始，就已经积累了很多接收城市的经验，多半分派原来在该地从事地下工作和原籍的党员干部来主持接管事宜。30岁的大伯终于迎来了他梦想已久的新中国，他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更何况那些接收大员，不少是他青春革命时期的同志。
他的老同学老战友都从延安回来了，魏泽同、孙士祥、密加凡、闻黎智、陈约珥等等，几乎每个人都在军管委员会担负着重要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老领导钱瑛大姐，现在是武汉组织部部长。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那就是罗某。他幼稚地认为，这些人都是清楚他历史的，那他找这些老朋友，应该很快就能恢复组织关系，并得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于是他自信地去找了，却很快发现时移世易，世界的炎凉冷暖远非他的想象。
钱瑛大姐很热情地说——你放心，你先去找一个工作，等局势稳定后，你不来找党，党也会去找你的。其他更多的老同学都是说——我们当然能证明以前的你，但是四川时期的事情，还是要等那边的组织来确认。毕竟社会复杂，叛党投敌甚至暗藏做匪谍的现象也很多，一切还是要按组织原则来处理。
大伯顿时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当年那些并肩战斗的朋友，似乎也都失去了旧日的纯情，甚至言语中不免视他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浴血奋战终于成功之日，你们这些在白区享福偷生的人，还想来分享胜利果实吗？对于洁身自好的他来说，如果再去死乞白赖地寻求认同，那也确实是一件有伤自尊的事。
幸好他还有一技之长，幸好他的老同学孙士祥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证明他父亲是烈士，于是他得到了新社会的第一份职业——在武汉铁路局扶轮中学教政治课。而且根据他的水平，定了中教四级的工资待遇，每月85元。在那时，这也算不菲的了。
之后他又调到郑州铁路局，1950年夏天又先后调到武汉一中、湖北省实验师范、武汉市教育局等等；最高职务当过教导主任。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乐得苟且偷安了。党还会来找他吗？党还记得这个当年的民运学运精英吗？他基本不再期待了。
可是，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真的能从此苟安吗？党当然还会来找他，却是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于是1955年这个最初的凶年开始向他严峻地走来……
十六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伯最初几年的生活还算是惬意的。这时他的大弟已工作，二弟是解放军团级干部，妹妹是志愿军文工团员，三弟四弟由他资助上学。30多岁的他英俊成熟，潇洒迷人，是很多少女的追逐对象。这一时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略感幸福快乐的时期，他开始试着去遗忘王冰松，遗忘那一段沉重的初恋。
他大约换过几个女友，其中最让他动心的是一个白俄姑娘——这个十月革命之后流亡到中国的白俄贵族之后，有着高贵的教养和血统，相貌美丽自不待言。50年代苏联要求中国把这些白俄送回，这个女孩希望为他留下，但在最后的时刻，他还是放弃了。按他晚年对我所说——他每到真正要决定婚否之时，王冰松的影子又神奇地冒了出来。整个心灵的空间，都被这个魔幻般完美的女人占据，他没有办法能再去爱别人。
一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可以在伤害了他多年之后，还令他如此痴迷——这是我多少年来的困惑。他既然如此爱着她，那为何不去再寻找、再试探解开当年的谜团呢？问题在于，抗战胜利之后，所有流亡者都归来故地，但是王冰松却没有归来，她突然消失在整个南方中国了。另外，以我对大伯的了解，他就是一个愿意默默爱着的人。天性浪漫的他，并未在意爱情的世俗结局，他觉得真正的爱情，不以能否相伴作为尺度来考量。只要他还在爱着，他内心就在享受着其中的甜蜜与苦涩。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爱上的是一个幻象，都觉得他毫无希望的等待没有意义；但是他自己仍旧执迷其中，仿佛冥冥中有谁在提醒，他爱的那个人，也在经受和他一样的苦难，他不能独自去幸福。即使他们今生不再聚首，那他也要遥远地去分担她的孤独和折磨。现在看来，他爱上了爱情本身。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错过了某个机缘，也许你就错过了你的一生。1955年对他而言，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命运分水岭。他在此前未婚，则预示着他在今生再难获得世俗的生活。因为那一年，“反胡风运动”开始了。
大伯不是胡风那个圈子的文人，尽管他和曾卓等人是朋友。但湖北是这个运动的重灾区，那时他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谈哲学的文章，教育局就组织专班发文批判，说他也是胡风集团的观点。年轻气盛的他不服，申诉到省教育厅，虽然到底没有把他打成胡风分子，但与官方的仇隙却是结下了。
十七
失去组织的大伯，在50年代初的切身感受是，他那些经过延安回来的同学战友——那些当初的民主斗士，怎么现在都判若两人了？他只听说过延安整风运动，到底没有亲历，因此无法想象他的学长李锐他们，经历过怎样的残酷斗争。他是研究比较宪政的，自然精通各国政治制度和结构，他发现新中国的现实和理想相距甚远。
苏区来的共产党是扛着槍杆来解放白区的，那么白区的共产党应该向他们感恩——没有他们，人民和地下党就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普遍怀疑白区党员的人品气节，认为自己才是吃苦浴血打江山的干臣，白区党员是躲着享福、现在还想下山摘桃的抢功者。苏区党以武夫为主，白区党以文士为主，想法自然不一样。
大伯基本看明白这些道道之后，再也无心去自证党员的身份。既然学有所成，凭手艺吃饭，虽嫌稍有屈才，但总算不必非去分一杯羹了。他继续教书育人，走进他的1957年。
十八
一晃就到了38岁，对男人而言，这应该是一个黄金年代，但是大伯仍旧打着光棍。虽然说媒拉纤的人不少，可他婉拒着各种美意，依然坚守着内心的那个隐痛。这年春天，似乎来得很早，信风之后，便花枝乱颤了。党中央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知识分子觉得激情澎湃，也想学百花齐放了。
大伯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但他内心还是有些谨慎。他本不想说，无奈组织反复动员，于是他决定赶最皮毛的说一点，表示心到情到。他说的还是反胡风时对他的批判，他觉得理论之争，应该允许他发表辩论文章，不应该取消他的辩护权。
结果，他把“右派”帽子给领了回来，而且工资还被下降两级。他当时也许并未把帽子当很重要的事，但是工资的损失使他有些心疼。他于是继续去找上级部门说理。说理的结果是，再降两级，他一下子变成了中教八级，只有51元一月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再说下去，恐怕要惹大祸，只好苦笑默认了。
那时的人们，很多没意识到“右派”身份的严重后果。等到接踵而至的下放农场劳动，他才真正开始感到自己成了“五类分子”。三年劳改，正好又处在大饥荒的年代，他先瘦后肿，差点就死在他所放牧的羊群之中。
到了1960年，上级觉得他这个老资历的干部表现不错，于是给他摘了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