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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感觉都消失了。
〃怎么样？我们这里你一个人来是绝对找不到的吧？〃
他笑着问我，我也笑着向他认输了。不过，我还是说了几句话：
〃这不叫做'乡下'，不能这样形容，这根本就是深山里面嘛！〃
在深山里面住着几户农家，他们的孩子就在家屋旁搭了个简陋的工厂，在这样简陋的工厂里面，除了堆着等待外销的各式框子以外，几个年轻人一起合作，竟然做出了非常厚实又优雅专供国内艺术家使用的画框来。
框子材料用的是很细致的木材，形式设计得却简单朴素，我一看就喜欢极了，忍不住向他们说出我的感觉：
〃你们怎么会做得这么好！〃
这几个年轻人在这时侯却又都怕羞起来了，脸红红地否认：
〃没什么啦！还不够好啦！〃
我想他们也不是在和我客套，而是心里真的在这样想。因为，在我和佘先生约好了送货的件数和时间之后，他送我出来，在他家的路口上停着一辆小型的货车，我问他是不是用这辆车送货？他说是的，我又问他会不会很辛苦？他也是用同样的语气来回答我……
〃也没有什么啦！乡下的孩子想要做一点事，总会比别人多出点时间和力气就是了。〃
他们真的是这样想的。
在回去的山路上，我一直在想着他说的这一句话。在这个美丽的岛上，有多少年轻肯努力的孩子们在每一个角落里安静地工作着呢？有多少年轻人值得我们为他喝采为他鼓掌的呢？
而他们也许都会这样地回答：
〃没什么啦！我们不过是些从乡下来的孩子而已。〃
战场
当然也有些让我生气的年轻人。
那天早上，在画廊里，我是真的生气了。
平常的日子里，多半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我日常生活的秩序。所以那一阵子。有人想来访问的时候，我都向他们说出我画展的日期和地点，请他们直接在那个时候到画廊里访问我。
那几位年轻人就是和我约好以后，到面廊来为他们校刊作采访的。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谈得满高兴的，一直到有一位同学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席女士，您有没有考虑过把画展挪到公馆附近去展出呢？〃
我不懂他的意思，请他再说一遍，他说：
〃我们同学要我转达的意思就是：忠孝东路这一带离我们学校太远了，您如果能够虑虑到罗斯福路公馆附近去展览的话，同学顺道来看画展的人可以多一点，因为比较近，比较方便。〃
这一次我完全听懂了。
接下来我大概说了一些令我脸红令他们也脸红不安的气话，害得他们一直摇手否认，一直向我解释这些不是他们自己的意见，只是少数几个同学要他们转达的意见而已。
采访当然还是继续下去，可是我心里还是气愤难平，怎么会有这样的年轻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年轻人？视一切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人？这一次的画展我分了两个部分展出，在一个画廊里是我最近四年来的新作品，在另外一个画廊里，我特意把二十多年来学画的历程做了一次抽样的展出。为了这次展览，我把尘封已久，卷放在龙潭乡下的画一张一张地拿了出来，重新钉框，重新拭净，雇车运到台北，再一张一张地挂起来。有那么多朋友帮我的忙，希望我的画展能有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来看。而这些年轻人是听说了，也知道了，只是觉得从罗斯福路走到忠孝东路有点远，有点麻烦，就不来看了。
他们一定不能了解，我为什么会那样生气。他们托同学转话也是好意，对这些年轻人来说，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果看画展而不顺路，他们是会嫌远、嫌麻烦的。
那天整个下午，我都还在这种气愤的感觉影响之下，所以，当那位老先生走过来和我说话的时候，我的态度并不很很。
他其实也不是和我说话，他只是用一种很不好意思很轻的声音过来问我：
〃请问，我可不可以给这张画照一张相？〃
那时候我坐在画廊正中茶几旁边的椅子上，正对着大门，他推门进来以后大概是想问询问台的，没有得到回答之后才又转过头来问我。
询问台上坐着的刚好是画廊张小姐的孩子，小男孩向他指一指我，他的脸就转过来向着我。
很难形容那样的一张脸，纵横着皱纹，纵横着风霜，却又有点害羞般地微笑望着我，好象深怕这样的要求会触犯了我似的。
我只向他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只冷冷地说了五个字而已：
〃可以，您请便。〃
然后我就低下头看我手上的书了，那时画廊里人比较少，我也比较能够安静地坐一坐。
老先生对我身旁的一张画拍了几张相片之后，就也在茶几对面的椅子上轻轻坐了下来，面对着那张画，好象是对我又好象是对画轻声说了一句：
〃这真象那个战场。〃
我抬头看他一眼，又转过身去看那张地正在出神凝视着的画，我的天！天下的人真是无奇不有！那张画整个画面上是一种安静的蓝色调子，是我这一次展出的〃夜色〃系列里的一张，我想表现的是月光下乡间草原的感觉，和〃战场〃有什么相干？
我又看了老先生一眼，心里开始提防起来，本来也是，这世界上什么奇怪的人都会有啊！
可是那真是一张很温柔也很谦卑的面孔，花白的发梳得很整齐，声音也是轻轻和很没有把握的样子，好象他不太知道应不应该说下去，也不太敢确定我愿不愿意听。
不过，他还是说了：
〃那一年，就是徐蚌会战那次，在徐州附近，我们就遇见了这样一个地方。
那天，我们行军到这里，天色已经很晚了，前面的人传话过来说可以在这一带休息。你要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打仗行军，就跟赶鸭子一样啊！乱走乱碰，那有象现在这么好的侦测设备。
就是可以休息，我们就真的休息了。大家都累了，眼前这一大块草地一大块天空又那么安静，那么好看，谁不想多坐一会儿呢？〃
老先生停了一停，我发现这个时候的我已经不自觉地正襟危坐起来，眼睛睁大了直对着他看。老先生又微笑了，还是那种有点抱歉的笑容，还是那种很轻，怕触犯了我的声音，他继续说下去：
〃可是，谁也没料到，敌人就在附近，十几辆车子过来，那天我们损失了好多弟兄，损失了好多人哪！〃
画廊的门被推开了，拥进来几个热情的朋友，我赶快站起来向他们打招呼，同时又急急地看了老先生一眼，我的意思是希望他能留下来，等一等我。但是老先生也许是误会了，也许是不喜欢这样太多嘈杂的场面，他站起来微笑向我鞠了个躬就很快转身走出门去了。
在那几秒钟之内，我一面和朋友们寒暄握手，一面却感觉到自己心里的波涛汹涌，老先生啊！您为什么还要向我行礼呢！要向您深深鞠躬的应该是我才对啊！
应该是我这一个骄傲冷淡，不知道优患，不知道悲苦，因而也不知道感激，以为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理所当然的年经人，应该是我要向您深深鞠躬才对的啊！
红 尘
荒谬的真实
早上起来，发现自己站在冰冷的水里，因为还在将醒未醒的时刻，心里不禁起了疑问：
〃我在哪里？我在什么地方？〃
水很冷，刚刚从温暖的棉被里暴露出来的双脚特别敏感，有一阵寒战从脚尖一直传到全身，我终于完全清醒了。知道自己正站在床前，而整个卧室正浸满了水，一片汪洋。
这是我刚搬进来的新家，在整幢十几层大楼的三楼，外面既没有风也没有雨，可是，卧室里我那么喜欢的浅灰蓝色的地毯却全部泡在水里。
文夫早起来了，正在打电话向大楼的建设公司交涉，要他们派人来看，声音非常愤怒。
可是，很奇怪的是：我好象并没有生气，我虽然努力想生起气来，但是，这样荒谬的现实却使我觉得很好笑，一直忍不住想笑。
在平日的生活里，我并不是一个非常看得开的妇人，相反的，我常常会在很小的事情上生气。就象这一次搬家，总有很多不尽如我意的地方，甚至连画桌上透明漆的颜色漆得太深也会让我嘀咕个两三天，丈夫看不过去了，说了我几句：
〃不过是一块木头罢了，深一点浅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用久了以后还不是都一样？〃
但是就是不一样啊！原来那样好看的整块长长的桧木板，原来那样柔白的桧木原色，被我几刷子刷下去就变得伧俗不堪，才发现差遣孩子去买的透明漆品质太差，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每次站在画桌前就要重新怨恨一次，怨恨自己的疏忽，为什么事先没有考虑到这种种可能会发生的差误。
当然，在房子方面发生的一些问题也曾影响到我的情绪，原先对这个新家可以说是一见钟情，看了第一眼就忙不迭地要付订金，朋友们要我再多看一些别的房子我都不肯，一心想要这个新家。因此，搬进来以后，每闹一次意外，每出一次差错，心里都会多一层负担，觉得是自己当初决定时的疏忽，情绪就会陷入低潮。
所以，丈夫这天早上对建设公司的愤怒应该有一大部分是为了我，他想我醒来之后一定会受不了。因此。放下电话转身面对着我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要面对着一个在盛怒之下会对任何见到的人都大发脾气的妇人。
想不到他的妻子却一反常态，穿着睡衣赤脚站在水里，一面忙着收拾浸了水的书，一颗却张大了嘴在哈哈地笑着，使他大大惊奇。
我当时也不太能了解自己的心态，也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和平常的表现不一样。一直要到过了几天之后，才能慢慢理出一个头绪来。
我想，也许是因为整件事情大荒谬了，荒谬到无能为力的程度，荒谬到我就算生气了也找不到可以真正埋怨的对象，更找不到可以真正解决的办法。因此。我才会发现唯一的武器就是自己也要换一种荒谬的态度来面对这个现实了。
在生活中，有时恐怕真的需要这一种武器的吧，不然的话，要面对那些不断在你身边出现的不可理喻的现实，你又能怎么办呢？
呆滞的境界
高中读的是台北师范艺术科，在那个时候学过弹奏风琴，因为是每个师范生必修的科目。在狭小古旧的琴房里，跟着温和而又有耐心的周老师，少年的我竟然学会了好几首简单的曲子，并且后来一直没有忘记。
一直也很喜欢琴键上那种黑白分明的颜色，遇到别人家里有钢琴的时候，也总喜欢去按一按，手碰到冰滑的琴键时，就会很自然地弹出少年时学会的调子来，觉得很快乐。
慈儿三岁左右时，她的阿姨回国来教书。买了一架大钢琴，每次去阿姨家，她就会爬上去叮叮咚咚地玩个半天。有一天下午，我坐到琴前给她弹了一首斯温尼河，我的孩子对我简直是〃惊为天人〃，整个下午她就一直缠着我，要我一遍又一遍地弹那首歌给她听。小小的孩子也只有到钢琴琴面的身高，两支黑亮的眼睛紧跟着我的双手移动，我想，在她小小的心里一定惊讶赞叹地的母亲能有这样神妙的十支手指，能一遍又一遍地创造出一种奇迹来吧。
当然，后来也开始让慈儿学琴，并且在她四岁多的时候也给她买了一架钢琴。从每天弹十五分钟到一个钟头甚至两个钟头，从柔软的小手和坐在椅子上小脚就会悬空的小小女孩，到宽厚有力的手掌和高兴起来就弹个没完的国中女主，这中间，十年已经过去了。
十年过去了，这个春天我们搬离了石门乡间的居所，很多东西都带不走，旧钢琴也送给了一个小朋交，答应到台北以后会给女儿再换一架新的。
新钢琴送来的那个早上，孩子都上学去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打开崭新的琴盖，对着那一排黑白分明冰冷的琴键，有一些很奇怪的感觉从一些很奇怪的角落里前我缓缓涌来，我忽然呆住了。
我的双手摆在琴键上，可是我却弹不下去了。这是我女儿的琴，她已经可以在上面弹巴哈、弹贝多芬了，而我呢？我依旧只会弹一些老黑乔和斯温尼河而已，我依旧只知道这么多，只会这么多而已。
十年过去了。十年以前那个微笑着假装有点厌烦，但是其实心里却很欢喜，一遍又一遍弹奏着斯温尼河的母亲并没有改变，她今天仍然还可以坐下来为她的小宝贝弹出同样的那一首歌，但是，奇迹已经消失了。就算是我的女儿去很宽容地对待我。我自己却不能不感到羞惭起来，十年之间，我因为自己的不变而有了太大的改变。当然，在别的方面我也许还有些什么成就可以让女儿继续崇拜我，但是，无论如何，在钢琴的前面，曾经那样令她惊讶赞叹的神妙奇迹巳经完全消失了，十年之后的今天，她只剩下一个笨拙的母亲，只会在琴键上反复弹奏出一些老旧而又简单的声音。
我忽然觉得很害怕，不过只是十年而已，怎么就会有这样大的不同呢？而且，这些还都是能够看到、听到和察觉到的改变，那么，在生命里，在有些呆滞不变的境界里，是不是还有一些我甚至根本没有办�